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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司马迁祠墓
司马迁祠墓在陕西省韩城市的黄河边上。离开唐高祖献陵后，我们驱车130公里到了韩城，从芝川出口下了高速公路，四、五公里就到了黄河边。景区入口修在黄河滩田上，司马迁祠修在“高门塬”崖上，站在黄河边看犹如建在高耸的山岗上。进入景区要走过一座古老的“芝秀桥”，这里曾是黄河边的一个古
渡口。过了桥是一座花岗岩牌坊，牌坊匾额为“文史圣域”。进入景区的道路全部是风化严重的长条形岩石，据说是北宋年间的遗迹，人称“司马古道”。走在古
道上，看着那凹凸不平的条石，似乎看到了千余年来仰慕者的足迹。第二道门是砖
木结构牌坊，匾额是“汉太史公祠”。再向前走二十多米，登上十几个台阶便是第
三道门，匾额为“汉太史司马迁祠墓”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顺着古道再向
上走百来米，便是一处丁字路口，右侧支路口立有一座“高山仰止”牌坊。这词本
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赞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然心向往之。”后人将“高山仰止”四个字题写在司马迁祠墓前，表达了人们对这位伟大的史学家的敬仰之情。
“太史祠”山门位于蹬道中段第二层台阶，是一座单间穿堂式建筑，坐西面东，南北临崖，东西为蹬道台阶，为宋代所建。就整个山门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悬挂在山门上的“史笔昭世”牌匾。1995年，为纪念司马迁诞辰2 1 40周年，在西安
举行了一次国际《史记》研讨会，闭幕式在韩城召开。为纪念这一盛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特邀书法家杜穆生先生题写了“史笔昭世”四字，雕刻成匾，悬于山门。《史记》最初被列为“禁书”，直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奏请汉宣帝后，才得以公开流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史记》仍然被一些文人学者所不容。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就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史记》研究的深入，司马迁的远见卓识、伟大思想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如今，《史记》已被翻译成日、俄、英、韩、法等多种语言而广为传，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的学者、机构遍布全球，《史记》已成了世界性的文化瑰宝。
从“高山仰止”牌坊向上，经过朝神道，登上九十九级台阶，才能到达山顶平台。极目远眺，但见滚滚黄河奔流于前，田园农舍鳞次栉比，万物尽收眼底，顿觉
心旷神怡。这里的山并不高（相对高度70余米），然而古人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正是由于司马迁长眠于此，所以这座无名山丘也就成为历代文人雅士追寻的场所。明代李因笃游太史祠后，曾写下“六经删后已森森，几委秦烟不可寻。海岳飘零同绝笔，乾坤一半到斯岑。”的千古佳句。登临太史祠山巅，即到祠院，院中古柏参天，四周女儿墙围护，远看宛若城堡。祠院内建有太史祠献殿、寝宫。献殿为穿堂式建筑，共五间，西贴寝宫，东向廊院，显得朴素典雅、幽静明快，人
到其中有置身书廊之感。在“文史祖宗”牌匾下方，悬挂有一副对联：“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献殿内石碑林立，有记载司马迁祠维修保护的记事碑，有历代文人雅士凭吊吟咏诗作碑，还有探源司马先祖、考究司马后裔的世系考证碑。其中有一块是郭沫若题写的五言律诗：“龙门有灵秀，锺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令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还有一首是清朝承宣使者和宁的诗：“芝川烟雨幂平庭，司马坡前拜汉
墟。蚕室至今遗恨在，龙门终古大名余。翼经左氏堪争座，续传班生敢近居。河有波澜史有笔，世间多少未成书。”
司马迁墓位于太史祠寝宫之后一高台上。墓冢为砖砌蒙古包形状，高约3米，周围嵌以八卦及花卉砖雕图。墓顶有五枝古柏，枝繁叶茂。墓前有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书“汉太史司马公墓”碑一块。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归葬祖茔，而是葬在黄
河岸边这一无名山丘上呢？据说，是因为司马迁身受宫刑，是人生的莫大耻辱，死后“无颜进父母之坟丘”，人们只得在黄河岸边选块高地安葬这位伟人。
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王朝第一任太史令。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对东周以来500余年史书中断深感遗憾，决心继《春秋》而作《史记》，并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行至洛阳病危。《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谈临终前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继父之职，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著史工作。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王朝的进攻，汉武帝任命宠妃李妃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命李广之孙李陵率兵五千，自当一队，抗击匈奴。李广利未遇强敌而惨败，无功而返。李陵率五千精兵，连战连捷，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兵将，一直攻到匈奴王庭。匈奴以为是汉朝的主力来攻，调集了大队人马来对付李陵。在矢尽粮绝、援兵不到的情况下，李陵兵败被俘。李陵被俘的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为恼怒，认为有损国威。满朝文武百官群起诋毁李陵。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以实相告。他说：我和李陵一起做过宫卫，平时他“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因而李陵有“国士之风”。他虽然兵败，但其功劳足以名扬天下。他虽然被俘，但一定会寻找机会来报效国家的。司马迁这番话，恼了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推言陵功，替陵辩护。”于是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司马迁打人大牢。之后，将近一年时间没有李陵的消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派公孙敖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无功而还，还听到传言说李陵在帮匈奴练兵。汉武大怒，遂杀了李陵全家，灭门九族。司马迁也因之被定为死罪。按照汉朝的法律，判死罪者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无钱可缴。然而，为了履行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司马迁即自请宫刑，保存性命，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任。从当时的世俗看来，司马迁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因而没有人愿意和司马迁交往，更没有人理解司马迁的苦衷。
司马迁生有一女二子。女司马英，嫁于陕西华阴杨家，其夫杨敞，曾任汉朝丞相。《汉书，杨敞传》载，汉武帝驾崩以后，大将军霍光等人受遗命辅佐汉昭帝。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霍光等迎汉武帝孙子昌邑王刘贺作继承人。刘贺继位后，声色犬马、荒淫无度。霍光忧心忡忡，遂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大司马田延年商议，打算废掉刘贺，另立贤君。计议商定，霍光派田延年告诉杨敞，以便共同行事。杨敞听后，吓得汗流浃背，口中含含糊糊，不置可否。见此情况，司马英很是着急，趁田延年起身入厕之际，提醒杨敞说：这种国家大事，大将军已经拿定主意了，作为丞相，你怎么还不赶快表明立场，与大将军同心谋事呢？你如果继续犹豫不决的话，恐怕很快就会被诛杀的。杨敞顿时醒悟，即向田延年表示，愿意听从大将军的命令。后来，霍光废掉了昌邑王，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君，即汉宣帝。司马英之子名杨恽，杨恽起初为中郎将，即皇宫侍卫长。因平叛霍氏（霍光的子孙）谋反有功，被封为平通侯。杨恽恃才傲物，言论激越。太仆戴长乐与杨恽失和，向汉宣帝检举杨恽，说杨恽目无纲纪，经常言语不敬，诽谤皇上。汉宣帝对杨恽的所作所为早就厌恶，就借机免了杨恽的爵位，贬为庶人。杨恽闲居在家，大治产业，广建宅室，经常聚集宾朋，喝酒论政。好友安定太守孙会宗看到后，就写信给杨恽，规劝他应当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过分招摇。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回信（即被收入《古文观之》的《报孙会宗书》），信中有对汉宣帝的怨恨，也有对孙会宗的讥讽。这封信后来被汉宣帝看到，龙颜大怒，认为是大逆不道之罪，令将杨恽腰斩处死。杨恽子孙潜逃至江南蛮荒之地，为了避罪，改姓为恽。明代没骨花卉画家恽南田，中共早期革命家恽代英等都是其后。
司马迁两个儿子，长子司马临，字与仲，次子司马观，字何求。西汉后期，外戚王莽摄政当朝，寻得司马临的孙子，并封其为“史通子”。王莽篡政后，社会动荡不安，为躲避动乱，“史通子”率族人举家迁徙至河南，隐于嵩阳，后又迁至南阳。三国后期，分散在赵国的司马氏后裔崛起，司马昭篡魏称帝，建立晋朝。东晋末年，刘裕夺取了晋恭帝司马德文的政权，建立宋王朝。为了防止司马氏东山再起，刘裕对司马皇族进行残酷的杀戮。此时，司马氏后人大都迁居在洛阳、襄阳一带。为避免不必要的牵连，司马迁的后裔便将“司马”二字分开，长房在“司”旁加一竖，改姓“同”氏；二房在“马”旁加两点，改姓“冯”氏，并返回祖籍韩城，在“高门塬”上重建家园，取名徐村。“徐”与“续”同音，有司马家族后续有人之意；从“徐”字的结构来看，为“双人”加“余”组成，暗含余下来两房“冯、同”二姓。一个村名，既能让人想到后裔颠簸流离的辛酸遭遇，又表达了司马后人不忘先祖的坚强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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