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 “亚洲海峡：功能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G_history 2016-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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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亚洲海峡：功能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过去学界对亚洲海洋史的研究，集中在港口、商品交换与流通、贸易网络、海盗活动、政府对贸易体系的介入等议题上，而亚洲海峡与上述议题完全不同且从未被学界全面研究过。这一议题可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地中海模式”或者学界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尤其是当我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一连串半自治海域通过一条条狭窄的航道连接而成的。以此议题为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提出许多设想和问题，比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在怎样的环境下，一个特定的海上空间可以被称作“海峡”；军事力量与海盗活动对海峡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把海峡看作海上通道，还是把它看作陆地以外的空间区域；从语义学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定义“海峡”及相关术语，不同的语言文化对其有不同的注解；我们有可能建构海峡类型学吗；海峡的重要性与特定的政体或港口相关吗。

为了深入探讨上述问题，对亚洲海峡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德国波恩大学于2011年9月16—17日在波恩举办了“亚洲海峡：历史与功能”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波恩大学汉学系廉亚明教授、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普塔克教授等学者组织，来自德国、比利时、日本、中国、新加坡、英国、法国、葡萄牙、伊朗、印度的2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18与会位学者发言，宣读论文16篇。

研讨会于9月16日上午10点开幕，普塔克（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为此次会议作了学术背景综述。他在《对亚洲海峡的一些注解：地理、功用及类型学》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海峡史研究的建设性问题——海峡研究与港口和商贸研究的关系；地中海模式、海域共性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联系；海峡研究应采用的观点与模式；海峡语义学问题；军事与海盗活动与海峡的关系；自然与地理因素对海峡功用与种类的影响；航线与海峡的关系；港口的兴衰、类型与海峡的关系。普塔克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地运用“地中海模式”来研究亚洲海洋的历史。因为海上丝绸之路并非是一开始便存在的航线，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性，它是随着亚洲各个海域自身的不断变化和海域间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他还指出，海洋史观是以海洋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研究海峡，把海峡看作交换区域的大门，而陆地史观则认为海峡是把一个大陆板块分割成两个不同实体的区域，是陆地与陆地，海洋与海洋间的结点。那么我们应该采取哪种观点来研究海峡呢？普塔克教授认为虽然没有一个海峡可以和与它毗邻的海域或大陆边际相分离，但是海峡与海洋的联系似乎比与陆地的联系更紧密，因而对海峡的研究要更关注其海洋特性的一面。普塔克教授认为海峡与航线有密切的联系，没有固定的航线，海峡只是一个孤立的自然存在，而不具有任何实际功用。另外，地理位置变迁，自然因素，如洋流、季风的改变，军事和海盗活动都可以改变影响海峡的类型与功用。最后，普塔克教授指出，除了惯常的以港口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海洋史的研究，也许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即一种以海峡为中心的“海峡本位”的研究模式。在海域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复杂结构里，海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海峡的存在，海洋历史将变得难以理解。

在当日下午的研讨会中，Miguel Lourenco（葡萄牙里斯本海洋史研究中心）在《被拣选的航道：十六世纪葡萄牙航海地图上的菲律宾群岛》一文中指出在1560年代西班牙人定居菲律宾之前，西班牙人与菲律宾群岛的交通比起与东南亚其他区域的交往，比如马六甲群岛，仍是暂时性的，边缘化的。葡式航海图对菲律宾群岛的绘制十分详尽，尤其对注重对群岛周围的相关岛屿与地理格局的绘制。在1522到1580年间，他们提供了关于菲律宾群岛的40多种不同版本的绘图。在这篇文章里Miguel Lourenco利用当年葡萄牙绘图人选择的几种海峡类型，结合纸本资料，考察当年进入菲律宾群岛的西人与群岛居民的交往，比如贸易往来，水文考察、海上突袭等。

李庆新（中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在《琼州海峡区域涉海人群及其海洋信仰——兼谈海峡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指出琼州海峡位于广东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是华南海域与北部湾国际海域的天然通道，它在东亚海上交通、航运上的地位与作用仍然占有一席地位。海峡区域是海国子民赖以生存的空间，海峡因人类活动变得具有人文属性和“海洋文明”的意义，我们应该郑重关注生活在琼州海峡周边地区的各色人群，包括以渔猎为主业的蛋民，从事客货运输的船民，煮海为盐的盐民，从占城迁来的从事渔猎的“番民”，还有纵横海上从事抢掠的海盗。他们属于琼州海峡区域社会的下层，但他们是真正的主人。他在文中以唐宋已降琼州海峡区域蛋民、灶户及番民为中心，考察这些倚海为生的特殊人群的海上活动、海洋信仰，展示了海峡区域的另类“峡情”及传统海洋社会的一个侧面。比如，文章中介绍了琼州海峡周边地区蛋民最有特色的一些生活情景。渔猎是蛋民的最基本生计，但是另外还有一些蛋民靠水上客运、物资运输为生。海南与雷州半岛之间官方和民间往来，均由两岸船户承担。有些蛋民还需承担来自官府的其他力役。此外，唐中期以后，蛋民与一般编户一样，需要承担一定的赋役，只是形式、轻重与农户有所不同，江海水域的蛋民逐渐被纳入官府管辖范围，计丁征税。关于海洋信仰，李庆新认为，濒海地区民间社会成为海洋信仰成长的天然沃土，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于是在海峡周边地区出现五花八门的海洋神明，影响较大的有伏波将军、冼太夫人、妈祖、水尾圣娘（又称南天夫人）、木头公、兄弟公（又称108兄弟公、昭应公）等等。

最后，他在文章中尝试从“海峡本位”出发，提出了海峡研究涉及的某些理论问题。他提出了三个观点：①“海峡研究”应该关注海峡的功能和作用，而诸多决定海峡地位与功能的因素，人的因素无疑占据最重要位置。在那里活动的形形色色的人群，赋予海峡人文属性与“海洋文明”的意义。没有人的活动，海峡仅仅是海洋自然地理的一个单位，在人类海洋文明史上基本上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历史是海峡区域人群的历史。② “海峡本位”下的海峡历史，在整体大视野中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研究单元，必须密切关注陆地-海峡-海洋之间三个层面的迭层关系：一是陆地层面的海峡与周边地区的历史关系，关注海峡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在人文、社会等方面的交往与联系，它构成传统的陆地区域史或曰濒海地区历史研究的内容；二是海洋层面的海峡区域与相通海域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海峡作为“海洋通道”、既是通道又是障碍、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节点等等关系，构成海峡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三是陆地-海洋层面各种自然、人文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互动状态，海峡既是陆地，又是海洋，构成区域史、海洋史合流的边缘交叉研究内容。③ “通道”与“障碍”是海峡在海上交通功能的两个基本问题，或者说是海峡功能的两个侧面，在不同海峡中，这两方面的功能可以表现出相当大程度的相同或不同特点，决定着海峡在海洋体系中的位置。

Peter Borschberg(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历史视角中的前现代时期的新加坡海峡》一文中认为新加坡海峡是连接东部的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与西部的孟加拉湾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北向南，许多新开辟的航道，包括廖内海峡，柔佛河等，连接起了新加坡海峡。这篇文章旨在利用中西文献史料，阐述三方面问题：①大约从什么时代开始，不同的海上航线开始成为海上交通的路线。②在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的海上交通，是否提供了一条不同以往的、更靠近南方廖内群岛的航线。③新加坡海峡怎样迎合了当地马来王公与早期欧洲殖民政权的地理政治思想。

在9月17日的研讨会上，Manuel Lobato（葡萄牙里斯本热带科学研究中心）在《如同分裂区域的马六甲：马六甲海峡的贸易、外交与安全》一文中指出，处在季风的交汇点，马六甲海峡成为南中国海与孟加拉湾之间必备的海上通道与港口。由于海盗活动的猖獗，海峡的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当地政治力量对航线稳定性的掌控。尽管室利佛逝皇帝已经建立了一个地区的新秩序，但它不稳定的成功依然依赖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波动。十四世纪晚期马六甲的建立标志着受中国影响的航海模式的变更，标志着一种新型的港口管理、长距离贸易以及地区平衡的出现。在这些束缚下，自由贸易在葡萄牙统治下仍然存在的苏丹国有多大程度的发展，仍需要评估；但另一面，垄断企业的横征暴敛导致了这个城市在1511年被占领时已经处于一种孤绝的境地。

Paulo Pinto（葡萄牙里斯本天主教大学）在《葡萄牙人与马六甲海峡：16至17世纪的合作、冲突与挑战》一文中认为，Afonso de Albuqueue对马六甲的征服是一次大胆的行动，极大地扩张了葡萄牙在亚洲的势力范围。Afonso de Albuqueue的全球计划几乎是一种海峡策略。但马六甲海峡不仅是一个地区的航道，它实际上是一个连接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国际走廊。征服给新登陆者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即怎样掌控这个如此重要却远离葡萄牙的核心势力范围的地区。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从适应当地传统、利用外交手段到以怀柔政策对待邻近政权。葡萄牙人认为位于印度、远东及印尼间的海上航线对其东印度公司至关重要，减少马六甲与其竞争对手的冲突，保持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与开放是其最基本的目标。然而，17世纪荷兰人的到来及其对葡萄牙人的敌视，打破了这维持已久的平衡，也加速了马六甲衰败的过程，直至1641年马六甲的没落。

会议最后一个发言的是Ranabir Chakravarti（印度尼赫鲁大学），他在《持续的联系：印度西部沿海区域、波斯湾与红海沿岸》一文中指出，印度洋的航海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印度洋的海峡与航线占整个地球海运空间的百分之二十。其文章的主旨在于阐述以下几个问题：①印度西部沿海区域与西印度洋了两个主要海峡——波斯湾与红海之间的持久联系。Rabanir指出，经济历史地理学的观点认为印度次大陆至今仍是封闭的农业社会，直至今日，一些学者才意识到印度洋在印度历史上的重要性。印度洋三面环绕印度次大陆，使其成为半岛。印度西海岸区域有许多水湾，小港和泻湖，这极有利于形成天然的港口和锚地。而这些天然港口与位于波斯湾及红海沿岸的港口有密切联系。在前现代时期的头三个世纪里，印度次大陆与罗马帝国的商业往来，使其海上交通频繁。但直到16世纪，印度洋才开始再次出现在西方主要的历史记载中，因此时欧洲人在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势力范围增加，活动频繁。因此，Rabanir在文章中提出质疑，他认为印度在印度洋史上是否是默默无闻的，印度西部海域在印度洋的航运史上理应有一定的位置。②波斯湾和红海对西印度洋海域非常重要。但它们却不能同一时间段内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海域的相互竞争，常常取决于外在的政治形式。另外，Rabanir在文章中也对其他问题进行了阐述，比如在西印度洋区域，为取得商业控制权的政治竞争。

本次研讨会其他与会学者也做了精彩的发言，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比利时根特大学）发言的题目是《萨摩海峡周围的贸易》；Yokkaichi Yasuhiro与Katagiri Chiari（日本九州大学）宣读了他们合作的论文《从13世纪后的琉球海峡看海上贸易的模式》；Manel Olle（葡萄牙庞培法布拉大学生物进化研究所）发言的题目是《明清时期从菲律宾经台湾海峡去文莱的航线》；刘应胜（南京大学）论文题目是《明清时代经台湾海峡至文莱的海上路线》；Glaude Guillot（巴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宣读了论文《巽他海峡：5—17世纪印度洋与中国海之间的另一途径》；Zoltan Biedemann （英国伦敦大学柏贝克学院）发言的题目是《最宽的海峡：保克海峡与斯里兰卡和南印度之间的水域》；廉亚明（波恩大学汉学系）发言的题目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形成》；乌苏吉（Mohammad Vosoughi）与 Khashayar Hemmati（伊朗德黑兰大学）合作的论文是《14至17世纪法尔斯省的统治者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卫》；Stephan Conemann（德国波恩大学）的题目是《历史研究再议：作为相互影响的跨国区域的红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