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危机与希望
欧阳柏林
关于汉字简化以及汉语的未来,向来有不同的声音,其中比较耸人的是极端化观点:一种妄自尊大，认为汉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每个汉字都是有灵魂的……另一种则妄自菲薄，说什么汉字要灭亡，汉语要灭亡……科学地讲，两种观点都不对，估计主要是“口出谰言赚取眼球”的成分。
一、汉字可以简化但不可被替代
1.汉字是最符合人类进化科学的文字。
地球上的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深受地球环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是环境造就了人。如果生命确如科学研究结论所说是首先产生于海洋，那么海洋环境就决定了地球生物必定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太阳能和引力热能（地核热能）提供热量，于是温度、盐度适宜的海水为生命诞生提供了条件。阳光照射海水、声音在海水中传播、海水温度不断变化、海洋物质化学成分千差万别等等，这些环境因素决定了生物进化出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获取信息的器官，进而发展出一些相应的能传递信息的器官如声带、腺体、热感受器、超声波感受器、磁力感受器等等。
人类是陆地上完成进化的生命体，所以极有可能模仿其它动物的鸣叫（如鸟类）来表达信息，声音就成了传递和接受信息的工具，“语言”的最初形式是语音这就是必然的事情。人类的语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只有语音形式，就像现在牛羊鸟等动物一样。
由于在发明录音设备之前，语音是无法记录、保存的，要想转述关于声音的信息，只能模拟（比如学动物叫）或者用其他办法描述。所以开始时传递信息的方式是模仿声音或者比划形状，语言中一些拟声词体现的就是这样的原理。但是用符号来记录声音毕竟无法描述声音的特征，作者以外的人无法根据这些符号“认识”声音，而创造一套准确、通用的语音符号是很困难的事情。
人们发现一些描绘“形状”的符号更具有普适性——比如划一些动植物的图形，这一点可以在原始时期的壁划、符号上找到证据。相对“语音符号”而言，“象形符号”更具有可识别的特性，按发展规律来说它们应该就是“象形文字”的前身，这些符号进一步系列化、抽象化、规范化就形成“文字”。
所以象形文字（Hieroglyphic）来自于图划文字，是最初的造字方法。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文、古印度文以及中国的甲骨文，都是独立地从原始社会的图划和花纹演变来的。这些可以凭视觉感知的象形初文正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象形文字是人类文明“发蒙”的文字，汉字正是以“依类象形”为起点发展的。现在科学家正在寻找另外的“地球”，如果找到的是与地球同样物候环境（比如视觉媒介、听觉媒介、触觉媒介）的“地球”的话，那么可以推断的一点是：那里的文明历程也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说不定也正在使用汉字。
2.汉字造字科学有序、实用
为了说明汉字的源流，这里引用许慎《〈说文解字〉序》中的一段话：“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卦》）。……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从逻辑上推断，“庖牺氏”“神农氏”“颉”未必就是汉字的首创者，或者说汉字的首创者不仅是“庖牺氏”“神农氏”“颉”。但“依类象形”、“形声相益”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汉字的源起和发展。当然，初始阶段的象形符号应该也有读音，只是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没有辅助证据能“证明”“表音”功能。
《<说文解字>序》将文字的起源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八卦”为代表的图符阶段。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按许慎的理解，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成的，作《易八卦》的目的是“以垂宪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八卦”图符来表述“天象地法”；在许慎看来八卦是一套表意的图符。所以，后来文字形式的爻辞都是文字产生后，后人用文字对“八卦”图符的个体解读。周文王的《周易》并不就是《易八卦》的转述，更多的是周文王个体理解甚至于“原创”。
第二阶段：神农结绳“绳结”阶段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在文字出现之前，“结绳”记事是古人的普遍方法。新石器时代后的陶质器皿上不少符号有着结绳的痕迹。从逻辑上说结绳主要记物品、人员、日夜的对应数目，复杂的意义显然无法实现，所以社会发展到“庶业其繁”的时候，就“饰伪萌生”即出现了一些“结绳”无法解决的“假饰作伪”问题，于是就有了第三阶段的“造字”。许慎的这个推论是很有道理的，文字是应社会文明发展、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被创造的。
第三阶段：仓颉契“书”阶段。
“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由于“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即出现了一些“结绳”无法解决的“假饰作伪”问题，人们被迫想方设法加以解决。“颉”兼管“史”“仓”，面对的“饰伪”问题更多，所以他“造字”是合情合理的。根据鸟兽的足迹人们可以识别鸟兽的类型，这是狩猎常识，其实，文字的真正创造者，应当包括广大人民，“颉”只不过是较为典型的一员，或者说颉由于身份特殊，将文字统筹、收集起来，形成较完整的文字体系。“颉”由生产生活常识联想到其它事物也可以依类象形，借用一些符号来“分理别异”，“假饰作伪”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战国文献中常提到“左契”、“右契”，可知“契”制作成后分为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目的就在于杜绝“饰伪”。如《老子》中有“是以圣人执左契，不责於人。”《礼记·曲礼》中有“献粟者执右契”，《战国策·韩策》中有“操左契，而为公责德於秦、魏之主”，等等。而从居延、敦煌等地考古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可以见到这种写了字又刻有齿的“书契”。“书契”区别于“结绳”，一是材质不同，由“绳”变成“契”；二是记事符号不同，由“结”变成了“书”。许慎的理解是：从“结绳”到“书契”中的“书”才有了真正意义的“文”和“字”。
许慎接下来对于汉字的解释分类合理，解释科学。“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这里的“文”是今天“纹”的意思，即象形符号。“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从下文许慎对“六书”的解释来看，“依类象形”应当包含至少两类字，一是“依类”而造的字（如表数目的字），二是“象形”而造的字（如象形字）。而“形声相益”也应当理解为两种造字法：一是增加象形符号造出新字(会意字)，二是象形符增加声符造出新字（形声字），汉字继而拥有了既能表意又能标音的形声字，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文字！从造字方法上说，形声字出现意味着汉字在我国原始社会后期的黄帝时代已经达到智慧“境界”，有点像“技术冻结”，此后的发展则集中于形体变化。
3.汉字字体灵活变化
从八卦到结绳、到书契，许慎关于汉字产生阶段的分析是严谨而科学的，使我们明了文字的历史，最主要的是他告诉我们语言文字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发展变化的。只不过主要是具体字笔划、形体的变化，而不再是造字法的变化。于是对于“以迄五帝三王之世，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这一现象，许慎则认为这是字形的变化了，用“改易殊体”来概括。汉字“改易殊体”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可能因为书写者记忆错误被误写，也有可能是使用者为了某一目的而被刻意改变。“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许慎这里概述的是政治形势改变汉字形体的历史。
汉字形体至今已经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学者们总结为“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其演变过程大致是：（商）甲骨文→（周）金文、大篆→（秦）小篆、隶书→（汉）隶书、章草→（魏晋）楷书→行书
汉字的实例，现有据查的是在约公元前十四世纪的殷商后期的甲骨文。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演变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脱离开了图划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丞相李斯对大篆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划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
4.汉字可以简化
从以上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①汉字可以简化！因为汉字字体从甲骨文到楷书演化过程中不断简化。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其次，将韵母拼写称上下和左右两种结构，以便于与形旁组合成上下或左右结构，并且将声调符号也组合进来。
斗胆举两个例子：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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