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香/
“剃头匠”曾国藩的功过是非
“剃头者”，“曾剃头”曾国藩是也！
我不喜欢“剃头”这个名字，虽然剃了头凉快，但是以剃头称呼曾氏，我觉得过于轻率，而且很显然的是，剃头论者是站在太平天国那边说话的，我不喜欢这种非此即彼不在此阵营则在彼阵营的阵营式态度，这不是读史的态度。
站在传统的角度，曾氏是成功的，１８３８年，２８岁的他以科举中进士，留京师，十年七迁，连升十级，１８４６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年三十七岁。这一点连曾国藩自己都深感得意，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后因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但正如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一样，曾国藩之誉来自于此，之谳也来自于此。站在政府那边，曾氏是功臣，站在太平天国这边，曾氏就只能是剃头的屠夫了。其实，如果不是林则徐死到了奉旨前去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那么剃头这活儿可能落不到曾氏的头上，而林公若不是上天眷顾及时的把他拉走，那么林公剃头的功夫也绝不会弱于曾氏。所以，曾氏的剃头，怎么着也只是一个廷臣的本份，恪尽职守罢了。更重要的是，曾氏与洪氏双方都在剃头，你不剃对方的头，对方就剃你的头，就看双方的剃头功夫了。洪氏功夫若了得，中国历史上也就多一个开国的“洪氏元璋”而已，于中国格局似无变动，甚至可能更不堪！
从为官清正方面来讲，曾氏也算是清政府一难得的清廉之臣了，虽然也拿灰色收入，但是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拿啊。
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讲，曾氏堪称古典士大夫的道德楷模。他首先是个儒者，治家律已几近圣贤；其次，他还算半个理学家，曾经师从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正象身为儒者但没有沦为腐儒一样，受过理学大师熏陶，熟悉程朱理学的曾氏也没有空谈心性。他对倭仁等理学大师有自己的评价。他说倭仁“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实际上也正是如此，这些人只能流于清谈，难委于实事。对于一般的借虚名猎利的理学者，曾氏则干脆认定为“虚声纯盗之流”。
曾氏的自守与开明更是有目共睹。镇压太平天国成功后，湘军势力如日中天，但曾氏懂得功臣身退之理，自请裁撤湘军２５０００人，削除了最高统治者的疑忌，并转而投入洋务运动，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地方洋务代表之一。还有，１８７２清政府开始派遣赴美留学幼童，如果不是曾氏与李鸿章的联衔入奏及曾氏设计出具体的计划上奏给清廷，那么容闳的这一设想根本无从实现。
更奇怪的是，后人还有把曾氏论作汉奸的。动不动就把人骂作汉奸的爱好，出自这样几种人：一是清政府的口头革命家们，时称清流派，不会干实事，只会表态。二是以载漪为代表的满洲贵族。众所周知，洋人不支持载漪的儿子取光绪而代之，载漪就看谁都象汉奸。三是义和团。义和团眼里，凡是会说一句鸟语的，给洋人打过交道的甚至卖大白菜给洋人的，统统是汉奸！ 打个比方，随便从这三种人里提溜出一个来，让他去处理天津教案，他准是吃不了兜着走。事实上，清政府最后以八国联军进中国而挨了最重的一闷棍，恰是因了洋务派的中央首领恭亲王老六于１８９８年逝去导致宫中政治势力失衡先趋于新政之极端失败后又趋于旧政之极端之故。也就是说，恭亲王在阻止排汉、排外方面一直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一但他没了，宫中顽固守旧势力遂占了上风，拳乱、庚子之辱皆由此而来！在顽固守旧势力占上风的情境下，凡是与洋人打交道的人，注定要落个汉奸名头。曾氏戴上汉奸帽正是由于他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天津教案的起因：１８７０年，天津市民中流行教堂给教民发迷魂药诱骗中国儿童，取脑挖心以配药，并且已有人发现成筐的儿童眼珠等谣言，导致群情激愤，遂与洋人发生冲突，火烧法国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英美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２４名外国人在天津被打死。其中包括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和十名修女。至于中国教徒死伤，中国人似不在乎，史料上只说了个死伤“数十人”，咱就不说了。教案发生时，曾氏由于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正在家休病假。清廷谕旨曾氏前往处理。处理结果：中国人斩首１６人，判刑２９人，赔偿损失４９万两，派崇厚到法国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流放。当时洋人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但曾国藩与李鸿章背后都知道，此案总的责任在我方。曾的奏折是：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李鸿章干脆就说：“此案诎在津民。”按大清律，一命抵一命，所以曾氏一个这样的处理结果，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也可交差了。曾氏自己知道，由于怕战争重启，他“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但是他同时表示“果能遏兵，即招谤也听之耳！”所以在我看来，曾氏这样处理，倒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之举了！
值得玩味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一对冤家对头同时喜欢曾氏。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相形之下，作为湖南同乡，毛泽东对曾氏评价更高，他在1917年致他的友人兼老师“邵西先生阁下”（邵西即黎锦熙）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岂止是服，某些方面，毛泽东完全在模仿他的老乡，比如曾氏的“呆兵”与“活兵”之说，可能给了毛泽东独创游击战的灵感，而曾氏活学活用儒家之仁爱之民本，在创建湘军时编下爱民歌，更是毛泽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范本。下面录下曾氏的爱民歌全文：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账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次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怎么样，看了这歌，还以为咱们的部队来了呢。可是曾氏的评价为何上不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