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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号：媒介之变（mediachanged），转载需经授权。 刘岩 对外经贸大学 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窃听故事”在影视作品中主要涉及两种题材，一种是间谍片或谍战片，另一种是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 先说间谍片或谍战片。今年的新版“007”，与之前的经典系列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敌人来自内部，是叛变的“自己人”。而自己人的叛变，恰恰是因为组织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邦德本人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种叙事结构在“007”系列中具有颠覆性意义，显示了当下全球语境的身份认同问题。今年的美国超级英雄片《钢铁侠3》，敌人依然是自己人，邪恶的伊斯兰形象不过是美国人虚构出来的。这种现象不局限在好莱坞。韩国今年上映的《柏林》也有着类似情节，过去讲南北朝鲜的故事可以说泾渭分明，只要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故事就可以讲得很流畅。但是在《柏林》中，这种全球语境下的身份认同困境异常明显，很难说双方谁更占道德优势，双方前线的谍战人员不过都是各自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双方高层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利益，压根不管他们的死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再说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以今年在国内上映的《遗落战境》为例。这个影片延续了2002年《星球大战前传二·克隆人的进攻》、2005年《星球大战前传三·西斯的复仇》的脉络。过去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中的敌人也非常清楚，除了外星人，就是科技恐惧，再就是影射苏联戒备森严的监狱社会。但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星球大战》系列、《终结者》系列，还是《黑客帝国》系列中，敌人消失了，或者敌人也来自内部，敌人是克隆人，敌人就是自身。 斯诺登事件轰动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一事件发生在最强调个人自由同时科技也最发达的美国，而且还在于其把“窃听”引入到日常生活领域。也就是说“窃听”不再是特殊的事件，也不再是针对“坏人”的行为，一个普通人也有可能被窃听，人们可能生活在一个被监控的社会之中。从这个角度，斯诺登事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的社会里，个人自由和安全的界限在哪里？ 冷战时期的美国可以对世界做明确的意识形态划分，但今天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却变得非常混乱。比如说北非发生的事情，埃及革命中的各派力量，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激进左翼、军方，各有不同的目标，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相互借重，但又充满矛盾。面对这种复杂、缠绕的关系，美国无法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简单扶植一个盟友，打倒一个敌人，无法再明确区分我与他、敌与友，这种困境充分说明了过去再现世界的方式在今天已经失效了。面对各种矛盾复杂交错的世界，无法再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叙事，不但要建立新的论述，同时也要寻找新的再现这个世界的方式。 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号：媒介之变（mediachanged），转载需经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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