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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 每次回老家,或者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母亲最爱说的故事就是死亡。隔壁一位伯伯死了,死前几天都没有吃饭。一位邻居自杀了,他去医院拿检查报告,发现是癌症,回来就死了。一位年轻的媳妇儿喝药了,因为琐事和婆婆吵架,为什么不为小孩子考虑一下呢? 母亲说起这些事的时候,神情往往非常平淡。和她相比,父亲就更淡然了,他几乎不会主动谈起这些,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往往叹一口气,说一声:“没有办法”——也就这样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小时候在村里,死亡是重大的事情。即使是最穷苦的家庭,长辈的葬礼都非常隆重。下葬那天中午,死者的子女披麻戴孝,在长辈的陪同下来到村子中间,放炮、磕头,前者是通知大家,时辰到了,而后者则是向人们求助。村里最精壮的劳力,会自发赶到死者家中,分成几个小队,大家轮流抬起棺材,向田野进发。那里有死者的祖坟,先辈们在那儿等着团聚。 这是一个人最后的尊严。有钱的人家,棺材的木料昂贵而厚重,对那抬棺的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大家当然都盼望着抬更轻的棺材,但是轮到特别重的,也往往成为后来的谈资。最好的棺材是桑木做的,称为“桑木活”,能躺在这样的棺材里,是老年人最后一个愿望。当然,这也是对一个人最后的清算,所谓盖棺定论,就是这个时刻了。积善行德之人,抬棺的人积极性就高,而活着时作恶多端,这时就轮到子女难堪了,磕了几次头,都还聚拢不来人气,只能求有声望的长辈们出面说情。 我小时候所见到的死亡,都是有准备的事情。那时的人比现在更穷,老年人得了重病,很少去医院检查、手术,一天天瘦下来,自己和子女都知道,那个日子就要来了。在外谋生的儿子,嫁出去的女儿,都早早地回到身边,大家一起等待那个日子。镇上有棺材铺,但很少有人临时购买的,往往早就准备好了,那种仓促而忙乱的后辈,是要受到大家的冷眼和歧视的。 棺材是肉身最后的居所。最完美的死亡,是由自己来监工,打造一个满意的棺材。通常是在夏天,把木工请到家里,拿出上好的木料,木工用刨子仔细把木板刨平,汗水和刨花散落一地。累了,就停下来抽烟喝茶,主人在旁边陪坐,聊天。板子打磨好,全部是自然扣合,不用一根钉子。晾干,涂上黑色的漆料,再晾干,几天后,棺材就做好了。看着木工为自己做棺材,老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通常情况下,棺材都会在防雨的地方,存放几年。已经为死亡做好了准备,这是一个人的最后几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我对此很着迷。曾经看到祖母在为自己做寿衣,两三位邻居家的奶奶在旁边闲聊,她们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女人最美的一天,或许是穿嫁衣的时候,那么寿衣呢?她们一丝不苟地缝着,表情和言语都透露着神秘。“听说最后都要烧掉,你怕不怕?”“不知道啊,该做还是要做。”这寿衣做好后,就放入箱底,来年春夏之交,太阳大了,如果人还活着,就拿出来晾晒。我曾问祖母那是什么,她只是笑笑。 这些都是过去的、传统的死亡。这些死亡和现在的流行的死亡之间,出现了某种明显的、深刻的断裂。火葬的推广是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最关键的。事实上,虽然有少数人拒绝,大多数人都还是能够接受火葬的。在偷偷地埋掉和心安理得地为过去的长辈安排一场葬礼之间,人们的选择往往是后者。火葬后,骨灰盒也会放到棺材里,也依然会有一个坟头,这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人们还是慢慢地随意起来,棺材铺和寿衣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已经没有人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安排死后的事情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看待死亡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死,意味着一切的终结,死后的世界,没什么希望,也没什么恐惧。而在老一代人那里,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结。死亡还意味着和逝去的长辈见面,死后依然有一个秩序。死亡是一个结束,但也是一个开始,所以要穿得体面。死亡意味着从硬币的这一面穿透到另一面,你只能看到硬币的一面,但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依然存在。 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称为“死亡的现代化”。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推进,这种变化似乎不可避免,但是,它的发生,却注定了让整整一代人感到不安。人们怎样看待死亡,将最终影响怎样活着。最近二十年,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少有人注意到老年人的心理状态。那些能从容地为死亡做准备的老人,对现实也有很强的影响力,而对后事无所期待的人,晚年又是怎样的心境? 这个过程,和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所引起的老人与子女的分离一起发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面向未来”的时代,人们为留守儿童而焦虑,但是,在时代的洪流中,很少有人注意背后的世界,注意那些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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