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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像父辈，高晓松像哥们，张立宪像领导，一个私底下是朋友的领导。只有马未都说话总带着商量的口气，其实他对自己的说辞比谁都笃定，这也是一个文物鉴定家必备的气质。 多数人以为马未都因文物收藏与鉴定而出名，很少有人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作家出版社出了一套“文学新星丛书”，彼时大部分崭露头角者现在都成著名作家了，里面唯有马未都搞起了古董。以前他也顺带说过这事，这回也是借着说王朔回忆点自己的文青岁月。虽说现在有了网络，写字、发表毫无门槛，但以前那种单凭写字就能调入报社、杂志社，甚至大学的奇遇基本上绝迹了。马未都就是因为写小说而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后来转行倒买倒卖古董，按他的说法，是看不惯文坛“潜规则”，我觉得这只是一小半原因，更多的是他对古董的热爱。泛泛地说，凡文物都可成为古董，但古董不一定都是文物。正如马未都，专业是文物，却可称为文化传播人。《都嘟》也异于他之前的书，文物谈得极少，主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现象。 脱口秀出书，也就是近两年的事。据说陈丹青的脱口秀节目《局部》也马上要出书了。这类书有两个特点，文字接近口语，读起来不累；最重要的是作者观点分明，绝不含糊。读者可以不认同，亦可以写信商榷。马未都在《都嘟》里特意写了篇文字回答观众（读者）提出的不同意见。马未都自言是个侃爷，北京人哪个不是侃爷呢？侃出文化侃出观点并不容易。这类文字，说它是文化随笔也对，说杂文也没错，总之率性而谈，包罗万象，却万变不离其宗：文化。 比如他开头谈东莞打黄，继而说到妓女给EMBA学员上课，再详谈中国文化里的三种坏毛病，最后谈优点。读者会认同他说的包容优点，未必同意枭雄、不妥协和推卸这三种毛病。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悠久了，以至于你能够找到所有你想要的事例。然而马未都说的这三个坏文化的确比较有代表性。这是见地。相比之下，他告诉我们，明代时中国人还是分餐制，到了清代才全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事，仅属于知识范围。 中国知识分子有知人论世的传统。马未都议论王朔、高仓健，臧否武则天，实际还要落到文化与传统上来。张艺谋请高仓健拍《千里走单骑》，高仓健的镜头拍完了，他却坚持了三个多小时，一直陪到摄制组全部收工再走。中国读者很可能以为这不算啥，或者没必要。但这就是文化差异。令人感触的是，这种“士”文化本是我们输出到日本去的，我们今天反而没了，不把它当回事。高仓健和日本著名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一个叫冈田一雄的头目有交情。后者故去时，高仓健不顾众人反对，出席了葬礼。这个事放到如今的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马未都很认同高仓健这种男人情分。说到底，此亦为文化现象。 有文化就是好。简单的一事，能整得很高雅，很见学问。我养猫多年，看了马未都《喵星人》才知道，老祖宗写过《猫苑》，告诉你啥是好猫，啥叫“鞭打绣球”、“雪里拖枪”。文物上，猫常与蝴蝶在一起，取耄耋谐音以示长寿。另一方面，太“重视”文化也不好。要是纠结为啥我的猫没入猫谱，我的猫没有名贵血统的话，养猫的乐趣就无端减少了。马未都说观复博物馆养了很多猫，找机会一定去看看。 马未都说了一些消亡的文化，比如北京城墙文化；一些转变中的文化，比如庙会文化、厕所文化等等。他觉得在如今不可抗拒的商业文化里，应该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文化，“就是既有商业，又有文化，还有人情。”商业是现成的，文化需逐渐培养，我觉得最难的是人情。连售后都无法保证的时候，人情属于奢侈品、易碎品、生鲜类， 不在七天无条件退换的范围内。 马未都在《欠债就还钱》、《上了鸭的当》等文里，讲了一些他早年上当受骗的事。有的也不完全是受骗。比如他借钱给某人，明知是要不回来的，他知道人比钱重要。这里面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借钱文化与他的经验。马未都绝顶聪明，但他不讳言其中上当受骗换来的经验。这里藏着人生经验和过错才弥足珍贵。“未必使你们躲过明枪暗箭，或许能帮助你们增加拔箭疗伤的能力。” 国博鉴定平台 手中藏品真假、是否到代 关注《国博古玩收藏网》即可与国博鉴定专家老师网络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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