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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的漫长发展中，清代书法的发展可谓是流派纷呈、大放光彩，在统治阶级高压的文化政策下，许许多多的文人雅士将重点放到了对金石碑版的考证、寻求以及探源，这使得与人们最息息相关的古老艺术——书法，大放异彩，成为艺术领域中最为亮眼的标志。 但对于书法的学习，究竟是一味的临摹古人，还是不断的创新是摆在书法学习者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在清代特别是康熙之后，皇帝对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风格格外的推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许许多多的人开始沿袭赵孟頫、董其昌一路的风格，这样愈演愈烈，形成了后世所谓的“馆阁体”，大家书法风格千篇一律，给书法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局限，这其中，有一位书法家，虽然在书法史的地位不高，但他毅然拜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跳出董其昌、赵孟頫的束缚，给人们以一种新的视野，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前进，这位被人们误解的书法家就是——钱沣 钱沣（1740—1795），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清史稿》称他“以直声震海内”。钱沣小的时候家境贫寒，偶然之中得到些残破的书页、断简便熟读深思。乾隆三十六年考取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湖南学政、通政司副使、江南道监察御史、通政司参议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古贤也讲“书为心画”。正是钱沣的这种人格气质，才成就了他的书法风格。李瑞清云：“能以阳刚学颜公，千古一人而已。岂以其气同耶。”可见在当时，对钱沣书法艺术价值的肯定。杨守敬《学书迩言》曰：“自来学前贤书，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者，惟有钱南园（钱沣）学颜书如重规迭矩。此由人品气节不让古人，非袭取也。” 从杨守敬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时期，人们对于艺术风格的追求也开始渐渐的只停留于表面的形式，也没有很好的深入去发掘。艺术水平的衡量标准最终还是以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高低为标准的，从杨守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得知，正是钱沣刚正不阿的人格气节，才成就他最终的艺术水平，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的。 其实，钱沣的书法不仅是在个人艺术水平上的表现，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当时书法的一种独特的时代性。郑孝胥在题姚惜抱、刘石庵行楷卷子诗云：“明人尚阁帖，香光始一变。国朝竞学董，阉然似乡愿。梦楼尤侧媚，腼作吴姬面。姬传稍劲秀，董鬼终入腕。后世有南园，纵笔绝傲岸。纷纷女郎儿，此士真好汉。”由此我们得知，在明代崇尚阁帖的风气下，晚明遗留的董其昌书风也一直影响着清代书法的风格趋向，加上乾隆对董其昌、赵孟頫的大力推崇，导致了清代书法趋向于俗、媚的方向。 郑孝胥一下子就看到了这点，认为钱沣的书法一出，不仅一改清代俗、媚的风气，也让人们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有了个人风格意识的觉醒。所以说，钱沣的书法更大的意义在于挽救清代书法于悬崖之间，使人们扩大了视野，继续重视对传统的广泛吸取。 在传世的书法中，钱沣楷书作品居多，也为大家所熟知。钱氏的楷书以颜真卿楷书风格为底，如《颜氏家庙碑》、《告身墨》、《中兴颂》、《麻姑仙坛记》、《东方画像赞》；又夹杂欧阳询、褚遂良的笔意，笔力雄强，气格宏大。
钱沣的楷书，坚刚之气胜于颜真卿，为了增加这种坚刚之气，钱沣也融入了欧阳询和褚遂良等人的风格特点，破觚变为圆，不失清劲，终成一代楷书大家。
钱沣的书法，不仅在当时为世人所器重，后代想要学习颜真卿书法的，也都已钱氏为楷模。钱沣书法在当时的重要价值，并不是后人所笼统的认为亦步亦趋的学习颜真卿那么简单而已，要把钱沣回归到当时的大环境之中去。
钱沣的书法风格也有许多的继承者，如清末时期的翁同龢、谭延闿、谭泽闿兄弟等都是学钱沣卓然而成的书法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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