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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学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的几点思考
作者：范正勇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
田野调查,又称“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住居体验等方式与被研究者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了解,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人类学中田野调查方法强调“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者要长期居住在当地,和研究对象共同生活,共同经历事件的过程。最好能用当地语言和研究对象交流,在情感上取得对方的认同,才能真正获得真实的信息资料,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相关理论。
早期的人类学家的确不情愿进行实地调查,如古典进化论的几位代表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因此,后人将早期的人类学者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除了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关于易洛魁人的重要著作以外,美国传统上第一次田野调查,是由号称美国人类学之父鲍亚斯(FranzBoas)于19世纪末在爱斯基摩腹地的巴福兰(Baffin Land)完成的,这次调查的意义非常重大,因此鲍亚斯创立了一个传统,使参与观察成为美国人类学的基本要素。他经常花一至两年的时间住在他所研究的社会里,并以此培养学生,向新生的人类学社团证明:参入土著的习惯和语言构成的社会环境是研究西方社会的主要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末,马林诺斯基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田野工作的新局面,所谓“马林诺斯基革命”是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创新,即这是人类学田野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变革和飞跃,奠定了现代田野工作的基石。人类学者一般必须经历以下过程:接受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做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最后获得认可,可见,田野调查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田野调查”又被戏称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
民族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人类学者运用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思想,即“把整体内的各个部分视为有意义、有功能、有目的的元素。人类诸文化的各种习俗、制度、行为、活动,都是服务于整体的,有功能的事项,而不是割裂的、残缺的遗存。”功能主义者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并非是求索“野蛮人”的文化丧失其现实存在理由的过程,而是为这些文化形态存在与当今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解释。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别,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所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工具而存在的理由。所有的文化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不同的人群对于生存、社会团结和尊严的需要。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是研究它的全部社会生活,专注于这个现实的民族志社区中的各种制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他们的理论工作就是把资料组织成理论假设,然后通过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去验证。马林诺斯基指出田野调查应尊重整体论原则,他主张田野调查不能只是猎奇,或仅仅研究某一个方面,而是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
中国的人类学者运用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思想对中国境内各民族进行了田野调查,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民族志作品。其中在中国的汉文典籍中就有十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如:方志:《华阳国志》;书:《蛮书》(即《云南志》,唐樊绰撰,10卷);传:如24史中为少数民族地区专列之传等。汉文典籍中的丰富资料,为了解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民族关系、古代的风俗习惯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材料。中国的民族志对文化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了解中国各民族情况的重要基础;是民族学学科开展国际对话的条件;是民族学本土化的重要资源。民族志方法研究具有三大原则:学者应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和准则;自己应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指完全生活于其中而无须他人介入;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收集、整理和核实证据。格尔兹认为民族志是阐释性的,它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此外还可能是“微观的描述”。马林诺斯基在他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言中对自己的方法原则作了陈述:民族志资源具有不可质疑的科学价值,借助它,我们可以在两类现象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一方面是直接观察、记录当地人的陈述和解释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作者在他的普通判断力和心理洞察力基础之上的推论。
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获取一手资料的最基本途径,也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我们应认识到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笔者认为:田野调查也存在着不足,下面从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法、文化相对主义论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一)参与观察的局限性
对于参与观察,马林诺斯基主张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应在所调查地区长期居住(至少一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完全投入当地人民社会生产生活中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收集更多的资料。在人类学调查研究中,参与观察是对无文字民族进行调查的一种最佳方式,调查者长期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取得当地人的信任,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直接了解当地发生的事件,使获取的资料更具真实性。伊文斯·普里查德强调中立性是参与观察的本质,正是因为这一标志,人类学家才同传教士和殖民地行政官员区别开来。中立性的要求内在地包含着一个思想,即是人类学者不要干预、更不要牵涉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他语出惊人的说道“:当一个人类学家和土著分别时,双方都没有离别的忧伤,只有达到如此境地,他才算成功。”人类学家通常是一个人去做田野调查,从事研究,有以个人名义发表研究成果的倾向。而在很多场合,不少年轻学者被要求一个人去从事自己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当然,有时也有一些合作项目。论文作者只有一个,而研究的结果往往要求富于创新意识,这样的情况对于调查者确实很困难。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能从事有意义的且重要的研究,也不是说一个人的研究结果不具有创新性,而是说重要的研究往往是在一个多方位研究角度的田野调查内与他人协调合作完成的。参与式观察方法也还存在着工作效率不高,人类学家不断提问可能引起当地人反感,很难向他人解释参与观察,影响当地人的行为,难以证明观察者的结论是否正确等问题。
(二)调查者的主观意识影响调查效度
马林诺斯基指出田野调查应尊重主位法原则,他指出民族志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田野调查是一种实际调查,文化体验是在实际调查过程中从当地人民中通过自己的体会来描述当地人的心理和观念,以一种新的视角体会当地人的文化和心理。田野调查从早期的民族志、本地方民族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把民族和民族文化进行客观描述,虽然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缺少主位解释法的观点。所谓的主位观点不是简单的把调查者当成是当地人,而是需要调查者和当地人相结合,理解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人的意见、观念,不应带着文化优越感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彼特·温奇断言:“一位民族学家必须搜寻土著社会习俗的解释,大体复制出被调查者的实际的或潜在的经历。”通过他的深刻分析,文化人类学的主位解释法才进一步得到重视,主位研究方法是认知土著的心智和其他文化的必要途径。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说到:研究者在调查中怎样保持价值中立态度?人类学研究只能在社会之中研究社会现象。为了达到客观、正确,研究者既要贴近研究对象,又不能和对象合而为一,最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便于进行整体性的反思。批判一切理性知识的前提和标准,批判前人,学术才能发展。批判前人而又不轻视前人,同时更虚心的接受后人对我们的批评。
(三)文化相对论极端走向
文化相对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每种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种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应放在它所属的价值体系中进行。文化相对论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放弃批评而赞成或接受某一特殊人群的所思所为,而是意味着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在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民族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认为本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优于其他群体、贬低其他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受到质疑。在今天多元文化浪潮中,人们发现,多元文化主义一开始就被包裹在白人中心主义的胶囊中,在那些自称是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最好的国家,有限的多元政策似乎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恩典。在尊重文化相对论的同时,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价值评判标准去看待异文化,是用科学的、理性的、进步的、人权的还是其它?把文化相对主义推向极端,成为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它本身存在矛盾。那么,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地实际,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识、地区的复杂性、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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