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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本文刊于1993年7月26日《文汇报》），当陈忠实挟着他乡居五年创作的长篇新著《白鹿原》从西安灞桥来到北京王府井时，没有想到它竟会使此地的新华书店一时洛阳纸贵:月初刚刚面世的第一版一万五千册已销售告罄，人民文学出版社喜孜孜地在加印五万册。
这是一部关于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融入作者对近百年来民族悲欢离合史思考的沉甸甸的“大作品”。它在通俗读物充塞的书市上走俏，不禁使首都文坛为之精神一振。
陈忠实七、八十年代便在文坛上驰骋过一阵，短篇小说《信任》1979年就获“全国优秀小说奖”，以后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又接连在全国获奖。但到1987年，已担任陕西作协副主席的他却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一句话说:“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这一辈子就白活了!”那时他正45岁。
他离开了六朝京都繁华地，回到灞桥自己祖居的西蒋村。他是这块土地上出生的农民的儿子，后来又长年当过民办教师、公社书记和区委副书记；他在这里听过穿黑布棉袄、抽着呛人旱烟的父老乡亲，讲述从上一代传下来的许多故事传说。现在他又用一年时间，走访查阅了蓝田、长安、灞桥三个区县的地方志，摘抄了30多万字。他看到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本地的反映和折射，也看到了霍乱、瘟疫、天灾人祸和年馑饥荒的惨景，开始对民族命运有一番思考。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当开笔写下这第一句话时，陈忠实说，他相信自己已找到了整部长篇的理想的语言感觉，“那情景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中止。”但对于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来说，他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他蛰居在乡里，每天黎明即起，一直伏案写作到下午三、四点；又为了挥去不可遏止的思绪，他甚至夜晚打着手电上原坡去捉蝈蝈。一度写作“卡壳”了，他应朋友邀到骊山南麓的窑洞里作客，但等主人端出炒好的饭菜时，他又趴在窑洞的炕上写上了。
这是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史诗般的画卷:白嘉轩和鹿子霖，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陈忠实说，同以往创作不同，他一直是冷心肠往下写的。但写到掬态可人的田小娥被公公刺杀时，他情不能自禁，愤怒地在另纸上写下:“生得痛苦，活得痛苦，死得痛苦”。“那时我发现，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变革过程中的必然。”他说。
灞河川里的油菜花开了五回、又谢了五回，到去年腊月廿五，陈忠实终于为《白鹿原》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推开近一百万字的草稿、修改稿，点上一支雪茄烟，他只觉得胸口发闷，嗓子眼堵得慌，两行热泪无声无息地顺脸颊流淌下来……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如今，陈忠实或许可以感到欣慰:《当代》杂志接连用两期连载了这部小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正在天天播它，读者、听众的来信像雪片一样寄来。一位留美博士生信中说:“只读前六章，就被那种血的蒸气、灵的苍凉和历史原生态的深沉厚重所震撼。”但陈忠实说:“我不过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渴望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
本文刊于1993年7月26日《文汇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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