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创作手记（摘录）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八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在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萌动的邪念”时，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轻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邪念刚萌而未生，就被父亲察觉了，遭遇到严厉的决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想耐心地写下去，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掐灭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 《四妹子》是1986年的8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三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蹚过家门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到公路上搭乘通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坐落在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首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灰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大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狮，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醉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几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卡朋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十七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览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我向来是比较自信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在解放后的1950年入学识字。我看见过邻近的东西两个村子斗地主分田产的场面，我们村里没有一户够划地主成分的人家。我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刚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变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亲身经历过从公社食堂打回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我由学校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子，进入一个由三个小村合办的初级小学做民办教师，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学校设在两个村子之间的平台上，两个人合用的办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哪路神灵泥像的小庙。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嬉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后来我调入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校址也在一个村庄的前头，四周是生产队的耕地，我看着男女社员秋天播种麦子夏天收割麦子、播种包谷再到掰包谷棒子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后来我被借用到公社帮助工作，又调动到公社当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三十多个村庄不知走过多少回，其中在几个村庄下乡驻队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名字，谁家的公婆关系和睦与否都知晓。直到我最后驻到渭河边一个公社，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 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十四年，成为至今依然着的一种榜样。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述的能力。恰是在蓝袍先生家门楼下的一瞅一瞥，让我顿然意识到对乡村社会的浮泛和肤浅，尤其是作为标志的1949年以前的乡村，我得进入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我对拥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 大约在这一时段，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这部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我读得迷迷糊糊，却对介绍作者卡朋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百年孤独》和马尔克斯正风行中国文坛。我在此前已读过《百年孤独》，却不大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和形成影响的渊源来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拉美地区当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年轻作家所能学习和仿效的也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文艺，卡朋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下来，学习现代派文学，开始自己的创作，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响，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决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多种流派的作品。我尽管不想成为完全的现代派，却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朋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朋铁尔之后的非凡举动，他回到故国古巴之后，当即去了海地。选择海地的唯一理由，那是在拉美地区唯一保存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要“寻根”，寻拉美移民历史的根。这个仍然保持着纯粹非洲移民子孙的海地，他一蹲一深入就是几年，随之写出了一部《王国》。这是第一部令欧美文坛惊讶的拉丁美洲的长篇小说，惊讶到瞠目结舌，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给这种小说命名，即欧美现有的文学流派的称谓都把《王国》框不进去，后来终于有理论家给它想出“神奇现实主义”的称谓。……我在卡朋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选择了蓝田、长安和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因由只出于一点，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咸宁县号称陕西第一邑，曾是我的家乡隶属的县，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销又合并到长安县了。正是西安四周的这三个县，当是古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和影响最直接的地区，自然也应该是关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了。我首先走进蓝田，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在查阅县志和写作的间隙里，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白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乡约》，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就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逐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竟有两年多时间，一个怀得过久的胎儿。 朱先生 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或者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刚刚萌生，第一个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简单也很自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 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传闻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实名字民间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称谓遍及乡间。我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解放前后我刚刚能够解知人事的年龄，每年秋收时会收获很多包谷棒子，堆在大房的明间里，高过人头的一大堆，晚上点着昏昏暗暗的煤油灯，一家人围着包谷堆子剥包谷穗子上的黄皮，干不了多大一会儿我就打盹了。父亲便讲《三侠五义》，讲《薛仁贵征东》，讲包文正刀铡陈世美，似乎都止不住我的瞌睡。父亲又讲牛才子的神话，说他站在院子里观测满天星斗，便能断定明年种何种作物，就会获得丰收；一个丢了牛的乡民求到他的门下，牛才子掐指一算，便指出牛走失后的方位，循此途径果然找到了牛。如此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趣徒涨，忍不住连连发问。父亲也回答不了，只说牛才子眼力通天。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 我后来上了学，从小学念到高中毕业，接受的是新中国教育体制规定的内容，其中包括常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包括无神论。对于被父亲神话了的牛才子的那些传闻里的神秘色彩，很自然地就淡释了。我相信牛才子是一个学问家，因为文举人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在我的简单推理中，一个学问太高太深的牛才子，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对社会事象的看法和对日常俗事的判断，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人群的眼里，是很难被理解的。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以至演变到神话，还有一个心理崇拜为基础。我在此前几十年里，没有搜集过牛才子的资料，更说不到研究，印象仍然停留在父亲所讲述的那个浅层面上。 “文革”初起大破“四旧”时，我听到一则传闻，牛才子的墓被红卫兵掘开，却发现墓道暗室用未经烧制的泥砖箍砌，使贫穷的生产队指望用挖出的墓砖砌井的打算落空。传闻又一次把牛才子神化了，说他死前就料定会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砖而用未烧制的砖坯箍了墓室。我听到这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事，信与不信已不在判断要点，倒是觉得颇富讽刺意味，掘墓鞭尸批判“四旧”的疯狂行动不仅没有达到批臭的目的，反而给沉寂多年的牛才子又添了一则神话。 这是截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白》书创作欲念萌发时，有关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才子的全部资料记忆。当这个人物成为《白》书构思里第一个浮出的形象时，我的畏怯心理同时就发生了，这个牛才子的影响太广泛了，我把他写得让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办？ 揣着这样的畏怯心理，我走进蓝田县档案馆，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意外惊喜发生了，我借到手的《蓝田县志》，是牛才子牛兆濂先生作为总撰编写完成的，是蓝田县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县志，也是牛兆濂谢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挂帅和八个编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蓝田县志。 且不赘述查阅这部县志的诸种收获，只说和牛才子相关的一件事，也是意料不及的重大惊喜。牛总撰编撰家乡《蓝田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而又严密的史家笔法，一种纯客观的文字叙述，稍一触及便能感觉得到。我发现写到近代蓝田的史实时，尤其作为县志附录的“民国纪事”篇时，对县域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用客观的史家笔法记述之后，牛总撰加了几则类似于“编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的是牛总撰自己对这些社会或生活事件的看法。读到牛总撰的这几则“编者按”式的附言，我兴奋得忍不住心颤，一个被神化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感知到他眼里的神光，也能感知到他出气吸气的轻重缓急，以及沉静里的巨大愤怒。 我后来还搜集到牛才子的一些真实事件，其中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联合了南方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抗日宣言（他称日寇为倭寇），响应者众，可见他的影响绝不局限于关中。他不仅发言立誓抗击倭寇侵略，而且身体力行，要到山西中条山抗战前线去，走到潼关正待过黄河时，被部队派人力劝强拉回来。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牛才子嫉恶如仇的骨气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的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中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中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企图反扑已经“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总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躯亲赴抗日前线驱逐倭寇的举动。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三十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中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 白嘉轩和他的白鹿原 这是1988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 自1985年秋天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创作欲念，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浐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十四年完成史诗《创业史》最后自选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铜人原上焚书坑儒，到汉朝又把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铜人搬来摆置在这道原上。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二十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一百一十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王岭。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浐河岸边，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约七千年前）半坡人聚居的完整的村庄。白鹿原至今仍流传着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在原上或纵马或郊游或打猎的轶事趣闻；大诗人王昌龄在原上隐居时，种植蔬菜，下原到灞河逮鱼，也少不了吟诗；王维走得更远，从长安城东的灞桥乘一叶小舟，沿着白鹿原下的灞河逆水而上直到秦岭山中的辋川，留下千古绝唱；刘邦从鸿门宴的刀光剑影下侥幸逃生回到白鹿原上，也许是从我家的猪圈旁边的小路爬坡上到原上的驻地。我不搞考古，对中国悠远的历史也马马虎虎，说以上这些遗存的史迹景观，仅仅是想让喜欢小说《白鹿原》的读者，大致了解一下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方位，以及文明进程中虽然早已冷寂的几点遗痕，多少可以感知这道横在西安城东不过二十华里的古原，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 我在这个原上追寻了两年多，在那些糟得经不住翻揭的县志上，看到“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人的生活形态，风调雨顺的丰年里的锣鼓，以旱灾为主的多种灾害里饿殍遗野的惨景；某朝某年发生的乡民驱赶贪官的壮举令人读来惊心动魄，万民自觉跪伏官道为一位清官送行的呼喊和眼泪感天动地。我踏访过创造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约》的吕大临的归终之地，也是牛兆濂（朱先生生活原型）建馆兴学的书院。我也寻找过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那家粮店的遗址。还有我从老人口中掏出的包括我的祖宗的故事，不乏令我窃喜不尽的生活细节。 在我翻开县志里的白鹿原和漫步在白鹿原这村那庄的时候，心里一直悬挂着一个最直接最简单却也难回答的大问号，在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解体的时候，历经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乡民，怎样活着？换一个角度说，两千年里轮番转换着的大帝国和小王朝的无数个或精明或昏庸的皇帝，给白鹿原数以万计的臣民留下了什么？稍微延伸一下，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样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我的这个问号，开始就挂在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这个年轮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划界。 我首先面对的是白嘉轩。我的意识已经明确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准这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不仅影响其余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态的把握，而且直接影响到业已意识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开掘。 记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从蓝田抄来的《乡约》。就在那一刻，竟然发生一种兴奋里的悸颤，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候融合一体了。这个《乡约》文本，是中过宋朝进士的蓝田人吕大临的作品。《乡约》内容具体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规范性划界清楚，操作性很强。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就很易记，显然考虑到受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种实情。 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 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我的意识很集中也就单纯到近乎简单，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原上的革命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着1987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我在白鹿原的腹地孟村镇寻找一家粮店的情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一个在北京某大学念书的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而且加入了中共，回到白鹿原上便发展了两个党员，在这个小镇的一家粮店里成立了一个中共支部。 我的惊讶里的震撼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概念上，已往的记忆里，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十二个参会者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仅仅不过四五年，我家后院背靠着的白鹿原上，已经建立起来一个中共支部。就在这一刻，革命和我生活的白鹿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顿时消失了。我对这个古老的原，不单是探秘，又滋生起一种庄严的敬畏。 我对那位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建立中共支部的青年充满着神秘的敬佩。可惜资料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位青年后来再无音讯，连他是哪个村子谁家的子弟都无记载。我无法进一步调查了解，却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白鹿原上，能进入北京念大学的青年，不单要有很高的智商，关键要有一个起码是殷实的家庭作经济开销的坚实后盾。原上能上得起私塾学堂的孩子都是少数，这个供给孩子到北京念书的家庭，按解放后划成分的条例，肯定属地主家庭无疑。这个富有人家把孩子送到北京求学，可能推想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增强本领，再进入社会干一番荣耀先祖的大事，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在北京的大学里接受了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学说，要在中国搞共产党的革命了。他不单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回到白鹿原上就附诸最切实的行动，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我便自然想到，他在宣布中共支部成立的那一刻，肯定会想到在原上的革命对象，就包括他父亲那样的财主。 他更要面对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贫穷落后以及文盲充斥着的白鹿原。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下解脱出来的原上乡村，经历了你上我下的军阀混战，到二十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才开始实施从县到乡镇一级政府的建制，而各个大村小寨仍然传承着宗族族长的权威；各个姓氏宗族都有自家的法规，原上社会最底层的基础部分，还是按照封建宗法的机制在按部就班地运行。这个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年轻书记，肯定比我更直接地了解原上的社会形态，敢于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发出挑战——既是向国民党政权挑战，也是向宗族祠堂挑战，更是向整个白鹿原社会挑战，这需要怎样坚定的信仰，需要怎样强大的气魄，需要怎样无畏的牺牲精神……我的钦佩以至敬畏，概出于此。 还有一位至今难以淡忘的革命者，名叫张景文，是白鹿原上较早投身革命的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 我在原上原下追寻往昔业已冷寂的生活演变的足迹时，收获颇丰，常常有意料不及的令人兴奋不已的发现，常常处于一种亢奋和敏感的最佳心态之中。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还缺少一个在这道古原上闹革命的真实的女性的事迹，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没有发现，在民间传闻中也没有听到一句半句，我感觉到某种巨大的缺失和缺憾。这种心理是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越来越直接的一种感受，一个正在构思中的类型人物，要有一个真实的生活里的人物为倚托，哪怕这个生活人物的事迹基本不用，或无用，但需要他或她的一句话，一句凝结着精神和心理气氛的话，或独秉的一种行为动作，我写这个人物就有把握了。 正在此时，我收到作家张敏寄来的他主编的刊物《革命英烈》。在这本包装简单的小开本刊物上，我读到了张景文烈士的事迹。她是白鹿原上人，在西安读书加入了中共，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把她送到刘志丹在南梁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活埋了，我的捶拳吁叹的失控心态，就在这一刻发生。文章不足一千字，作者是一位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女战士写的，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此前并不熟悉，关押的三两天时间里，才得知张景文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她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她在等待同样下场的时间里，等到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发出的“刀下留人”的指令，有幸逃过一命。……我终于找到白鹿原上女性革命者的这一个了。 从最初阅读这份简单的回忆文章的震惊里平静下来，一个鲜活的女革命者就横在我的心里了。我对她的敬畏和钦佩，甚至超过了那个在孟村小镇粮店建立原上第一个中共支部的青年，唯一的因由在于这是一个女性。一个能从白鹿原走进刘志丹革命根据地的女青年，我能充分感知需要怎样的思想和勇气。尤其是那种消弭了距离空间的切近感，乃至亲近感，这个张景文就区别于我记忆里的真实的和艺术创作中的女革命者了，类似于我得知那个在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革命者的独特的感觉。这种感觉确实很奇妙，不断地在我的感受里发生。比如刘志丹，这位在陕西人心目中敬仰着也骄傲着的革命先驱“人民英雄”（毛泽东语），当我获知他曾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共分裂时发动并领导“渭华起义”的重大事件时，我和刘志丹的地理概念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原有的印象里，他是在陕北闹革命并建立根据地的先驱，与我生活的关中有某种地理上的距离。尤其是刘志丹被叛徒诱骗，把队伍从根据地照金拉出来陷入早已布置的埋伏圈，造成全军覆没，覆没的地点在离白鹿原东端不远的进入秦岭山区的第一个驿站张家坪。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深夜，当敌军合围的枪声爆响的时候，刘志丹和几个红军士兵趁黑冲出埋伏圈逃走了。他只身逃到灞河源头的灞源小镇，不知怎样打听到这个小镇镇公所的治安员，竟然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这个南方籍的同学如何流落到秦岭山中的小镇混一碗饭吃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记念着昔日同窗的友情和义气，把乔装一番的刘志丹送出秦岭，纵虎归回陕北。刘志丹由此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张家坪和灞源镇，我曾经在十五六年前去过，那是我领着赤脚医生到秦岭山中采挖中草药的经历。我记得在路过张家坪时吃过一顿午饭，四周的山势地形还记着一个大致轮廓；我也记着灞源镇在七十年代初的风貌，我曾在采药的间隙里逛过集日。刘志丹在这两个地方的惨败遭遇，让我顿时化释了陕北刘志丹的地理距离，那种期待里的切近感和亲近感发生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既不同于南方那些红色根据地的革命，也不同于陕北的“闹红”；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反手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起挑战，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禀赋，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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