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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家竞争力对翻译的要求——刚柔相济的两面性 ——记赵彦春教授北京香山饭店讲座
4月24日的香山春和景明，嫩绿袭人，来自全国高校约140余名外语教师齐聚北京香山饭店，参加2016年高校外语教师第2期教学科研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本期研修班的最后一讲由天津外国语大学赵彦春教授主讲。面对国家竞争力对翻译的急切要求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问题，赵彦春教授提出了翻译的三大天问：天问一：何为形式？天问二：何为翻译？天问三：翻译为何？在讲座中，赵教授立足于中西方哲学、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基石，从认知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学、文体学等角度，旁征博引，引领在座学员剖析翻译本质，梳理翻译概念，解决翻译困惑，大道至简地阐释翻译所具有的刚柔相济的两面性。 天问一：“何为形式？” 万物本原形为首 以形驭神神显形 讲座伊始，赵彦春教授就犀利地指出，尽管著名的汉学家如儒莲（Stanislas Julien）、理雅各（James Legge）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都留下一个致命的遗憾，那就是他们的翻译都采用的是诠释法，99%丧失了中国文学经典的形式特征，是中华学术不能独步天下的根本所在。赵教授还指出，由于形式意识的缺位，翻译不当或形式缺失，即便《圣经》这部居庙堂之高旨在救世的经典，也难免出现一些荒谬，导致一些译文文学性丧失、意义割裂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 赵彦春教授一直潜心于建构一套不落窠臼的语言理论体系，一套适合中国经典特质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理论体系。他身体力行，一方面苦苦求索思考语言本体以及翻译本体的问题，先后出版了《认知词典学探索》、《语言学的哲学批判》、《翻译学归结论》、《翻译诗学散论》、《隐喻形态研究》和《认知语言学：批判与应用》等理论专著，另一方面完成了大量经典的文学作品英译，相继完成了《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诗经》、《道德经》、《曹操诗全集》、《曹丕诗全集》、《曹植诗全集》以及《林徽因诗全集》等翻译著作。在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中，赵教授结合哲学、逻辑、语言、诗性，不断论证翻译与形式的关系，深刻领悟到翻译中“形式”的不可或缺。 赵教授曾在其专著《翻译学归结论》中提出翻译的本体论归结，主张本体是万物的主宰。形式是万物之始，是人类知识的引擎，正如《易经·系辞上》所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区分道器的参照点是形，柏拉图指出理念世界的依托是形；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指出语言的依托是形；俄国形式主义史克洛夫斯基（Shklovsky）指出文学的依托也是形。由此看来，形式是贯通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一切知识领域的最隐秘和最关键的思维工具。形式体现于翻译当属文学翻译最突出：形式是先导，是强制约，是翻译成功的起点和诗性得以保证的根本。在文学翻译中，形式是中心性问题。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内容。语言形式体现了语言结构方面的意义，关乎语言和不同文本的表达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若要做到真正的忠实原文，我们不仅要尊重内容，更要敬畏形式。 赵教授以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的名言“Veni, vidi, vici”为例，他用拉丁语朗诵了“Veni Vidi Vici”，简短的3个词构成一句话，抑扬磅礴，直冲云霄，表达了恺撒大帝的王者风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和豪迈。有人将“veni, vidi, vici”译成了“I came，I saw, I conquered”，很显然，押韵没有满足，抑扬气势消弱。赵教授运用了序列像似性，将其译为：I made it, I saw it, I beat it.这不仅解决了押韵的问题，而且似乎读起来更有味道，更有气势，符合人物性格，形神还原。 赵教授认为形式是文学性的一部分，当形式本身表达语旨时，其重要性超过语义，并以其翻译的《三字经》和《千字文》为例，详细讲解了翻译中文学性的实现。在诗词的翻译中，能否将形式与意义同时保留？如何翻译韵律和押韵词？这些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学员们的思考和兴趣。赵教授认为，译文应保留原文在形式上的特点，翻译并不是割裂原文而进行生硬改写，而是再现。作为译者，应该尊重原作者的写作风格，如果仅仅局限于将原文的意思注释表达出来，忽略原文的形式美，这样的翻译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诗歌没有押韵就会丧失中国文学的特质。赵教授强调，在文学中，形式是不可忽视的，它是语旨的根本依托，或者说，形式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规定。
天问二：“何为翻译？” 随心所欲不逾矩 制衡调和臻如如 赵教授认为“何为翻译？”是值得思考、再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赵彦春教授在其专著《翻译诗学散论》中指出“翻译是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译道穷尽妙理，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翻译的本质就是一个辩证取舍的制衡机制。翻译必须遵循趋同原则，尽可能向原作逼近，这大致相当于Peter Newmark所说的“as literal as is possible”，即“直译尽其可能”；然而，趋同不意味着硬译、死译，很多情况下译者需要根据权重进行调变或顺应，如Peter Newmark所言“as free as is necessary”，即“意译按其所需”。有时“形神兼备”非一般手段所能达到，必须求诸可拓逻辑，进行形式类比。在类比的过程中需遵循两个原则：（1）接近（proximity）原则，即译文中每一个词都在原文中都有出处；（2）代理(proxy)原则，即没有哪一译文与原文一模一样，缺失(loss)的意义应以其他方式进行补偿(compensation)，求得非常规或另一种形式的“形神兼备”。 赵教授认为，译好经典，译者须有经典的高度，若只注重字词的语义传达而不顾背后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译作断不能企及经典；而字词语义的传达若不正确，势必会进一步损害经典的价值。注释是一种解决方法，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方法——它撕裂了文本。换言之，译本丢失了自足性，与原文不等值。能充分认识翻译现象的矛盾性及其辩证的转换规律，是研究翻译的关键。人类是诗性的动物，翻译就是文化和语言诗歌的解码，翻译决不是形意之间的片面取舍，如“忘其形，得其意”、“舍形似而求神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等等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舍弃形式的要求或制约，译文便只是语义的解释，犹如拔光了羽毛的凤凰。如果原诗词是“形”与“神”的相摩相荡，没有“形”的翻译是不可能传其“神”的。翻译应该如同原文——“有形”和“无形”构成两个端点，“两端既肇，摩之荡之，以至无穷”。
文化复兴中华梦 上下求索担道义 《圣经·旧约》上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翻译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巴别塔，一直以来都担当着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在国家提出文化复兴战略的当下，经典翻译的中国梦身兼重责。从赵彦春教授的翻译代表作《英韵三字经》来看，文辞精粹洗练，节奏错落有致，形意张力之间渗透着意义潜势，完满地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异曲同工地融合中西方哲学内涵，架起了通向全球的译语天路，国学经典的超拔魅力和韵文风采展示地淋漓尽致，可谓是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翻译经典。《英韵三字经》的面世，不仅可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而且走出了国学经典走向世界的新征程。 整场讲座就是一场中西方文化与语言翻译的盛宴，赵彦春教授引经据典，智慧幽默，对中国古诗词更是信手拈来，三个小时倏然而止。临近讲座尾声，在座各位不觉又多了一个天问：时间都去哪了？何时能再听赵教授的讲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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