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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奉为“沃野千里、民富兵强”的乐土。吴国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仍是商业经济。其时，都城建业(今南京)设大市二，“富中之虻，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富巨万”(左思《三 都赋·吴都》)。江东世家豪族“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为了密切建业与吴郡、会稽的联系，扩大商业交往，赤乌八年(245年)，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 ， 业经济，如果仅仅依靠和利用两汉即已投入流通的旧钱来维持运转，是远远不敷其用的。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吴主孙权于“嘉禾五年(236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 ，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238年)春，铸当千大钱”(《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注引，《江表传》)。 按，孙吴所铸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钱，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河北、广西、广东等地东吴、西晋墓中出土甚多，为史籍记载提供了诸多实证。但孙吴是否仅仅铸造了史书 记载的这两种大钱呢?民国以来在古钱商人之间相互多次转手的大泉二千与大泉五千铜钱实物早已为之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两种大钱的面文字体与形制完全符合孙吴地区的铸币特征 ，故将其视作孙吴在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基础上续铸的虚价大钱是信而有徵的。但因缺乏考古学的验证，学术界对这两种孙吴铸币的认识，一度在“信”与“疑”之间游离徘徊。所幸 的是，关于大泉二千钱，建国后已有浙江黄岩秀岭西晋墓出土同文同型钱为之正了名。至于大泉五千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存世的大泉五千钱，迄今所知仅有3枚而已，在常见的 诸种钱币学著述中，虽纷传为浙江上虞、萧山、绍兴所出，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却无一例外地缺乏有说服力的流传有绪的依据。 2003年初，笔者在扬州，获见《孙吴大泉五千大泉记》一册，所识正为出土于浙江上虞、后归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的大泉五千铜钱，颇称重要。全书仅薄薄的6页，宝蓝色封皮上的笺 条已佚，序言约占4页，为沪上钱币收藏家程文龙撰，所述乃其获此大泉五千钱的经过原委。序言后即拓图，共2页，其一为大泉五千，附钤“云间龙所得古泉”朱文条形印(图1)；其 二为同时出土于上虞的大泉五百钱，附钤“臣龙之印”白文方印(图2)o承该书持有者的同意，我匆匆抄录了书前程文龙的序言，本意俟机往图书馆再调取查阅，不意就近的图书馆古籍 部竟查无此书，可见其印刷之少与流传之稀。今将抄副的程文龙识语试加标点誊录如下，以为孙吴大泉五千铜钱的研究增一钩沉探颐之迹。 在杭，见古大泉，文曰／‘大泉五千’，箧之上海。邹君知余有泉癖，／以示余，其泉青绿斑斓，铜质几尽，不可手触。观其制度、文字， 其‘五’字又与大泉五百同。／惟较其周径则视大泉当千最大之品／尤有加焉，盖孙吴故物也。按《三国志》，吴嘉禾五年铸大泉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大泉，而不及大泉五 千大制。／顾余谓孙吴泉制多袭新莽，莽有契刀，／吴有大泉五百；莽有大布，吴亦有大泉／当千。兹大泉五千非即与莽之一刀平／五千相当者欤。惜张勃《吴录》已佚，陈寿／书无 志，《晋书·食货志》暨后世谱家于／是泉俱无徵，致口朝泉制多所漏略，可／慨也。余蓄泉三十年，今因适庐之绍介，／以神龟鎏金造像易得之，同人羡且妒，谓足为东南藏泉家之 冠。继自今，余将／守止足之戒，玩而老焉。友人澹台子骥／闻而字余曰，吴泉上虞罗君叔蕴复榜／余所居曰‘大泉五千之室’，余亦遂自忘／其夸矣。得泉之日，癸丑建申之月二十 ／有二日丙子也。金山程文龙识。”(“／”表示转行) 五千同出的孙吴“建安”纪年铭铜镜则售予了吴县杨篷庵。值得一提的是，此大泉五千钱出土有较精确的时、地及流传经历，在钱币学界的诸多著述中皆未尝提及，甚至丁福保在编订 《古钱大辞典》时，虽收入该枚大泉五千钱的拓图，但亦无片言只语的说明，或丁福保其时亦未睹见程文龙此书，尤可见此书刷印之稀少与流传之不广了。20世纪50年代，程文龙次子 因借款四百元而将此大泉五千抵押于另一位钱币收藏家沈子槎，及程氏次子过世后，沈氏所藏此大泉五千遂归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 又及，上虞百官、龙蚌二山之间出土盛置大泉五千的陶瓮上有“始宁”刻铭，据《宋书·州郡志》：“始宁令，……以未分上虞立，贺续会稽记云：顺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乡立……。 ”可知，地名“始宁”的建置上限为公元129年，而出土地正为孙吴会稽郡的辖地。再有，正如程文龙在序中所云：“观其制度， 字又与大泉五百同，惟较其周径则视大泉当千最大之品尤有加焉，盖孙吴故物也。”凡此种种，皆是确认大泉五千铜钱为孙吴所铸不可缺的考订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迄今所见的3枚 大泉五千皆出自浙江上虞、杭州、绍兴一带，而唯一有科学考古记录的大泉二千钱亦出土于浙江黄岩秀岭西晋墓，加之杭州西湖等处屡有孙吴钱币与铸钱遗物的出土，可知其地铸钱 的条件在孙吴时期十分成熟。因而不能排除大泉五千的铸所正在浙江南部地区。 从孙吴货币减重的演变脉络及面文币值的兑换率来看，大泉二千与大泉五千当铸于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之后，可知孙吴铸币面值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摸索过程。据《三国志·吴志 ·江表传》：“是岁(即赤乌九年)，权诏曰： ，无有所枉也。”’由于流通货币的比值悬殊过大，终于导致经济混乱，天下骚然，故而停铸以补救是很自然的事。但以往钱币学界却一向认为，孙权于赤乌九年(246年)“省息” 的大钱，是包括了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在内的所有大泉系列钱，恐系误会。因为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在各地出土甚多，如在赤乌十二年(249年)即孙权诏令“省息”大钱三年后入葬的 孙吴大臣朱然墓中，瘗埋钱币6000余枚，包括了当时流通的各种货币，其中不乏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而各地西晋墓中出土大泉五百与大泉当千更是不胜枚举，甚至到东晋初年，这两 种钱币仍然流行，其时“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为之‘四文’。”陶元珍《三国食货志》解释道：“大者当指当千钱，中者当指五百钱。”相反，大泉二千 与大泉五千历来发现极少，特别是大泉五千存世见于著录的仅有3枚，可能即是发行时间极短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值，无有所枉也”的 大钱遗物。故孙权于赤乌九年(246年)诏令省息之的“谢宏往日陈铸大钱”或即特指大泉五千与大泉二千而言。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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