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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诚 文献来源：李瀚章编纂，李鸿章校勘，《曾国藩家书家训》，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我以为，晚清诸汉官权臣中,李鸿章权欲最隆,却锋芒太露；左宗棠勇武有余，但谋略稍输；张之洞颇谙韬晦之术，然胆气不足。唯曾文正，能进能退，有勇有谋，文武兼备，“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语出梁启超） 近人之论文正，多不离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由此得出的认识总依各自立场而千差万别。臧之者如梁启超：“曾文正，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否之者如国父逸仙，说他“不明春秋大义”、“汉子孙不肖”。当然，还有很多人对曾国藩的认识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毛泽东早年对文正亦持钦慕之情，而晚年因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斥其为地主阶级之爪牙鹰犬。我不愿在评价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及作用这一问题上再做纠缠，事实上，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本就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已、无法断言的。故此，我想放下文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种种功过，只谈一谈他的为学之道及给我的启示。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生于湖南湘乡，从家世上看，曾家并非书香世家，曾国藩自己后来也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但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都是读书人，特别是曾麟书，虽然迟迟未能考取功名，但毕竟十年寒窗，亦颇有才识。所以，曾玉屏、曾麟书父子始终非常重视对曾国藩几兄弟的文化教导。曾国藩6岁入家塾，师从陈雁门；9岁改由曾麟书亲自教导，能背《五经》，并学做八股；16岁参加长沙府试，名列第七，可谓初崭头角，随后往衡阳投师江觉庵；21岁入涟滨书院；23岁中秀才；24岁入岳麓书院，并中举人；28岁中进士，继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曾家世世代代，只出了曾国藩一个翰林”。（摘自东野君译著《曾国藩：能伸能屈做人之道》）可以说，正是在祖父与父亲的严格督责之下，并凭着自己的天资与独特为学之道，曾国藩才得以从一个并不十分优秀的家庭里脱颖而出，少年成才！ 有人说，曾国藩的思想体系是“一生凡三变”（语出曾氏好友欧阳兆熊），即早期崇儒，中期尚法，晚期尊道。但是我觉得，就曾国藩的为学思想而言，至始至终还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发扬。这一点，在曾国藩的家属家训中有许许多多体现。我将曾国藩的为学之道归纳为六点：“志”、“谦”、“恒”、“勤”、“专”和“致用”。 曾国藩认为，“立志”是“为学”的首要前提。他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又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矣，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觉得，能不能念上一个名校，能不能遇上一位名师，以及有没有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关系着自己学业的成败。但是曾国藩认为：“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豚，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可以说，这个见解是很值得称道的。我非常赞同文正公关于“为学”必先“立志”这一观点。曾读过王阳明的《赠林以吉归省序》，其文曰：“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天下之人，志轮而轮焉，志裘而裘焉，志巫医而巫医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见也。轮、裘、巫医遍天下，求圣人之学者间数百年而弗一二见，为其事之难欤？亦其志之难欤？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见也。”对此，我感触颇多：树立志气是为学的前提，意志不坚是为学的大忌。要志存高远而不自甘沉沦，要积极进取而不消极颓废。这样，就算最后还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达成理想，也可以坦然的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语出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文正自幼就是立志成大学问、干大事业的，因此，他有着强烈的上进精神。在两次会试不第之后，他曾作诗曰：“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云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这是何等的昂扬气概！实际上，终曾氏一生，，无论是其落魄失意之时，还是权倾朝野之际，他都作了很多类似的诗来表达自己发奋图强、不轻易向命运低头认输的决心。如“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等等。这些诗让人深切的感受到曾国藩的坚定和刚毅，那是一种疾风骤雨亦扑浇不灭的对于人生的乐观希望。 当然，曾国藩也强调读书人要避免“志大而才疏，有实心而乏实力”，所以必须踏踏实实、循序渐进，而不能一味空言理想抱负，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以致“百无一成”。 如前所述，曾国藩认为的为学第二要素是“有识”，我的理解就是“谦”。为人要“谦”，为学也要“谦”。曾国藩说，他见过几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恃才傲物，动不动就说别人比不上自己，结果“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曾国藩掌权后，非常担心家人仗势欺人或狂傲骄奢，他对家人说：“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他要求子侄兄弟“勿谓家人做官，则遂敢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记得郝虹老师在史学理论课上曾讲到，“谦虚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必须”。因为知识是没有止境的，面对“无涯学海”，我们应当感受到个人的渺小，从而对学问常怀敬畏之心，一定要戒骄戒躁。当然，曾国藩也认为“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去用功。 但是，我们在现实中遗憾的发现，当今中国的大学生，特别是名校大学生，出现了两种分化：上世纪50、60年代那一辈人往往很谦和，能做到虚心求教；次之为70年代生人；而80、90年代的大学生往往目中无人，眼高手低，自负自傲。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几代人经过了比较艰苦的岁月，历过了人生的风雨沧桑，懂得珍惜与谦虚。而我们这一代人，由于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本位主义严重，一旦学业上有所成就，就容易被自以为是的狂热情绪所蒙蔽。在这种情况下，曾公的“谦”字诀对我们毕竟是相当有启发的，它提示我们为学、为人的一个基本原则。 曾国藩为学的第三个字诀在于“恒”。作为兄长，他在家书中时常教导诸弟：“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见异思迁也，欲求长进，难矣”、“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他告诉弟弟们，“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页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页可耳。”重要的是，务必持之以恒，达到聚少成多。“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并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他的一生可以说一直在努力践行“有恒”二字。他坚持“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一次，曾国藩在写给祖父母的信中因曾国荃未能做到学业上的“持恒”，而自己又未能及时予以督责，向祖父母进行检讨：“父亲出京后，孙未尝按期改文，未尝讲书，未能按期点诗文，此孙之过，无所逃罪也。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此九弟之过也。”可见，他对自己及弟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毛泽东曾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话讲得极对！但曾国藩的自律性极强，他认为一旦订立了为学的计划，即使是身逢逆境或遭遇突发事件，也不应轻易改变，也不应“将未看完之书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写给其六弟、九弟的信末，附了一首自创的《五箴》，其中一首为“有恒箴”，曰：“自吾识字，自历洎滋.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之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很多人做学问要么三心二意、朝秦暮楚，要么急功近利、不肯从低做起，这时，文正的这个“恒”字诀真是让我们既惭愧又振奋。 “主敬 这是曾国藩自己制定的每日必修的课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勤奋刻苦。实际上，“勤”也是对曾氏所坚持的“志”、“谦”、“恒”的具体实践。在一封家信中，他告诉家人：“近日体气日强，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八十页，皆过笔圈点，若有耽搁，则止看一半。”他还提醒自己在刚刚参加完考试的弟弟们：“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如果说，这些都还是少年未得志时的曾国藩所坚持的，那么，即便在他统帅千军万马抗击太平天国，权倾朝野之后，他也是仍然能够保持勤奋不怠的品格的。他时常告诫家人，在为学上，“若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在为人上，“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史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从某种程度上说，曾国藩的成功是他的孜孜不懈的成功，是他的勤奋造就的。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这是说，一个人能不能为官为富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要看机遇；但一个人的学问能不能做好则是由自己决定的。只要努力，笨鸟先飞，勤能补拙！！而学问果然做好了的人，是不愁物质生活会不如人意的。 对曾国藩的为学之道印象较深的还有他的“专”字诀，正所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专”，可谓文正读书的一个窍门。譬如，“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鹜，一无所得”；“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已”；“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可换他集。”中国的古籍、古书何其浩繁？学问何其广博？要想博览群书、精通众艺是何其艰难？故而，曾国藩为学，总有一个切入点，即抓到一门功课或一本书或一个学习榜样，就从这门功课或这本书或这个学习榜样入手，做到日日不懈、水滴石穿。曾公说：“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他认为，“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就像我们学史学或学文学、哲学、艺术学，表面上似乎各不相干，但实际上是互通的。如朱孝远老师所言，树林里的树，它们的根部每一棵都各不相同，但向上看，树顶却都连成一片、不分彼此。这是说，即使我们修习的学问千差万别，个人的基础也不尽相同，但是用功的过程、目的却都是一样的。从这一点上讲，人文科学也好，甚或自然科学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人”学，都是关注人的世界、人与自然并为人服务，故都是相通的。曾国藩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则通于道。”我觉得，这与朱老师的“树木论”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首唐诗是：“ 归山深浅处，须尽丘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的确，做学问就当“须尽丘壑美”，而不能像武陵渔人那样偶到桃源一游。要真正地钻进这门学问里，绝不能三心两意、浅尝辄止。 我们知道，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一个积极推动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这种情势必使他“向西方学习”不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曾国藩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促进。何谓“经世”？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谓之“经世”；何谓“致用”？以我之所学，化我之所用谓之“致用”。学问为何物？总归是要应用于现实的，否则是没有生命力的。对此，曾国藩认识得很透彻。他非常提倡两句话——“格物，致知”和“诚意，力行”。这就是一种实践精神的体现。“曾国藩在提倡经世致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身体力行，更在于他在桐城学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一‘经济’，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纲领。”（摘自 东野君译著《曾国藩：能伸能屈做人之道》）所以，曾国藩从小学程朱理学就倾向于经世派；再加上目睹了西方先进器物，并亲历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实践，故，曾的思想自然是比较开明和进步的，他不像那些迂腐的“守经派”惯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他是主张有所变革的。所以，洋务运动时，当我们听到倭仁之辈夸夸其谈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曾国藩却在呼吁：“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曾国藩反对闭门造车的做学问，反对学术与社会现实脱节，主张学术走到民众的生活、国家的建设中间去，认为人情练达皆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讲“经济”、讲“实用”，但他并非一个追逐名利之人。相反，他认为为学是不应该参杂过多的名利思想的。曾公曾说：“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其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苛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凡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宽裕，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可见，他是反对带着名利欲望来做学问的。关于为学的终极目的，文正认为是《大学》里讲的“明德、新民、止于善”。他主张读书人应以此三者为己任；如若不然，“则读书有何用？虽使能诗能文，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可见，曾公的“经济”与“致用”思想是为整个社会、国家与民众，而非个人之利害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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