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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君很敬重的作家陈忠实，走了。其一生心血《白鹿原》，终可被其枕书长眠。他，也带走了一个民族的秘史。 一直想写点什么，但纪念陈忠实的文章太多。《白鹿原》，也再次站在了聚光灯的中央：这部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写出白鹿两姓一族三个家庭的恩恩怨怨和纠葛矛盾，以及家族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巨著，用苍凉而雄浑的叙事，用白嘉轩等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示了“一部民族的秘史”。小说没有直接写阶级对立和矛盾，而更关注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通过白、鹿两姓合二为一的宗法文化的恒长与震荡，探索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历程。 经典，必然经得起各个面向的品读。长安君晚了一天的文章，只想说：《白鹿原》，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吗？不，在记录中国法律变迁之角度，它同样难以替代。 记得大学时，法学院的老师推荐给我《白鹿原》时，很认真的说:“好书，法律人必读”。那时还有矛盾文学奖《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都璀璨流星般点亮我的寝室时光……和爷爷聊起电影《白鹿原》时，他讲，解放前，乡规民约对于一个村落的约束是无形的、存在的、有力的。 简单一个倒炉渣，是必须倒到指定地点的，违者重处。长安君的一个法官朋友告诉我，到法院工作后，每当他在农村调解案件的时，都能深刻地感受到，《白鹿原》小说里面所描述乡规民约治下的农耕社会，在以怎样一种柔韧而无形地状态，存在着。 《白鹿原》透视出，过去一百年革命对乡村史演进的巨大影响力，王者变换，乡绅不再，二千年来中国乡村的基本治理格局，由此打破。小说中写道：“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门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情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大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情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个个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在法律人的视野中，这样的乡村秩序是如何形成，以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似乎有种难以抗拒的魅力。《白鹿原》，就为法律人观察乡村秩序提供了一个切口：在电影《白鹿原》中，影片最开始的一幕，祠堂里神情肃穆的白嘉轩，领一干族人共诵乡约，一字一顿，铿锵有力…… 乡土中国里，一纸“乡约”比村民们难以企及的朝廷的法律更管用。在一个举目望去，人人相熟的社会里，家族、道德目光的规范力量无比强大。如今的乡村，士绅裂变、宗法瓦解，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很难觅到，“乡约”的威信和影响力，也在衰败之中。 这，好，还是不好？ 难说。很多人——包括长安君出于怀旧的“美化滤镜”功能，倾向于放大《白鹿原》时代的不羁与纯净。但世间之物大多有时空限制，法律也不例外。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我们的渐进式演变，在很多方面都还没有脱离“乡土中国”的范畴：哪怕北上广等都市人，虽远离农耕，但其父辈大多深受乡规民约的影响。换言之，乡规民约不具有外在强制性，却早就烙印在了中国人的身体里。 如今，乡规民约在促进农村文明演进方面，仍有正向功能：公序良俗、文明乡村这些内化的行为准则，有一部分留有乡约民规的身影；地方上纯朴的风俗习惯道德礼法，能安定一方百姓，人与人之间亲近的纽带有时比纸面上的法律有用；存留下来的质朴和骨气，会在一个不经意的细节里流露出来。归根结底，我们都是白鹿原里走出的孩子。 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前段时间，有一篇帖子火遍网络：“近日，浙江舟山基层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一个渔民告另一个渔民借他20万不还，由于证据不足，被告不承认借钱。法官对被告说：你对着出海观音像再说一遍你没借？该渔民犹豫了片刻就承认了。”这里的观音像，犹如《白鹿原》中的祠堂，朴素的信仰和族内的乡规民约等道德约束，依然在现代人心中，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乡规民约里全是美好吗？也不尽然。 回到《白鹿原》。乡规民约里，既有维护公序良俗、道德伦理的正功能，同时也在“自成体系”中，带有影影绰绰的原始性和矇昧感。在白鹿原上，传统民间法是主要调节和运行手段。在那个社会里，族长等同于最高行政长官，乡约实际上是乡土法，祠堂是白鹿原上的衙门。 在这个法律体系中，鹿三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黑娃放弃田小娥、白嘉轩拒绝他们进祠堂完婚。“祠堂”取代法律，成为白鹿原上婚姻确认的唯一方式。在这个法律体系中，举人老爷强迫田小娥为自己“泡枣”，用田小娥自己的话就是：“连条狗都不如！”当小娥被烙上“淫”的烙印休回娘家时，奉行的还是封建时代“七出”的休妻原则。在这个法律体系中，狗蛋发现了鹿子霖与田小娥的奸情，要挟小娥占便宜。鹿子霖设计将狗蛋施以家法，却连累小娥被酸枣棵子捆成的刺刷打成了血人…… 长安君觉得，《白鹿原》能成我们民族的“秘史”，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如作者的名字。 正如陈忠实自己所说：“我要全面地反映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有它腐朽的一面，还有很伟大的一面，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延续下来”。 陈忠实，作为这段“秘史”的记录者，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文字，对于法律有何意义。白鹿原的社会结构所经受的不可抗拒的转换、解体与延续，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历程。乡土农村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人治”，在以法治秩序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开始向现代化、法治化的农村转型。 最后，说一下长安君敬重的陈忠实老师。 50多岁开始动笔，呕一生心血写一部民族“秘史”。陈忠实的离世，能收到如此多的缅怀与敬意。也与他、他的《白鹿原》、他的时代的那份重量，有关。那种干净的狂野、孤注一掷的坚持、心无旁骛的理想，似乎除了“美好”二字，无以概括。 长安君的一位作家朋友，还转述过一件有关陈忠实的小事：“我早就听说陈忠实老师不仅作品优秀，人更是出奇的好，好得简直不像著名作家。去年，一位陕西作家邀约去西安，我特意问，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此行能否拜访一下陈忠实老师？他说，没问题，前段时间，还有几位县里的业余作者，因仰慕陈老，拜托他引荐，没想到陈老满口答应，还亲自到所住小区大门口迎候他们。陈老的家也就是普通民居，把他们接到家后端茶倒水，畅谈文学。走的时候，陈老坚持送到小区门口，而且坚决不收他们带去的土特产，说如果他们硬要留下东西，以后就不要来了。告别后，待汽车开到拐弯处，还能从车窗外见到陈老在小区门口朝他们挥手……” 如今，一代文坛巨匠离世，《白鹿原》永存。 长安君一直记得，在《白鹿原》的作者照片中，陈忠实老师望着他挚爱的秦川大地，满眼沉静的热爱，满脸纵横交错的沟壑，对人生的阅历全写在那张厚朴粗糙的独属于关中农民的颜面上。那张脸，凝铸着岁月的沧桑，是黄土高原的原始状貌，也是这几千年来华夏厚土的生动表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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