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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

 平静轻松 2016-05-01


 

去年,母亲让我一个人春节回家。小原小,北方冷,受不住。但是,阿米一个人带不了小原。我说:来年清明放假一起回去。

快到清明的时候,小原感冒了,咳嗽。我打电话给母亲。

母亲体谅地说:“咦,就是。这里也很多小孩感冒了。”

母亲又说:“孩子感冒了就别回了。”

我说:“嗯。‘五一’放假,我们一起回。”

母亲说:“好吧,挂了吧。”

母亲说挂了吧,就是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她不会按停止键。

我听到她在手机那头说:“是啊,一晃六七年没回了。孩子小,又感冒了。”  手机大概还攥在她手里,声音一远一近,冷幽幽的。

母亲现在住在县城里,是父亲退休前买的单位自建的一个很小的家属院,在郊县,很旧了。前面是一个废弃的木料市,堆满了合抱粗的松木。据说是从东北运来的,同来的还有一种叫“小咬”的虫子。

旁边一条路,从我上学时就坑坑洼洼的。现在也没有改善,汽车开过去,扬起很高的灰尘。

他们两个单独过,哥哥家在县城,弟弟家在乡下。

我们都是很孝顺的孩子,但是北方的父母跟孩子都不亲近。双方都习惯了。没有事孩子都不往父母跟前凑。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明显感到孤寂了。

到“五一”节,小原又感冒。我给母亲打电话说:收麦子的时候,天热了。 我们一起回去。

母亲说:“要是不方便,你一个人回来一趟。”

我愣了片刻说:“我们一起回。”

 



 

过了“五一”节,小原三岁了。会走路,会叫爸爸妈妈,哥哥有时候能叫出来。其他还不行。我们觉得可以回去了。说话晚的小孩是常见的。母亲就说村里林芝家的小孩三岁了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呢。小原的两个眼睛有点对视,小原的堂哥说他的小孩小时候也对视。 

他看上去只是发育晚,看不出其他。如果五岁了,他还是这样,那就遮不住了。那是有可能的。

我们先坐火车到济南,再乘汽车回家。从济南回家的路上,两边都是白杨树、麦田。

阿米说:“白杨树、麦田,麦田、白杨树。真单调,看到一棵其他树都很稀罕。”

我倒没觉得,我小时候就这样,现在这样很正常。当然也感到单调。要是冬天来就更单调了。白杨树没有叶子,麦田里只贴地的麦苗。

现在白杨树有叶子,麦田里的麦子快熟了,兖州那边的麦子已经在收割了,茌平的麦子颜色还深,到了家,麦子的颜色又浅一些,也快收了。

阿米指着外面的麦田对小原说:“麦子。”

小原说:“啊。”

阿米说:“麦子。”

小原说:“妈妈。”

我看着车窗外面的麦子。

阳光很好,路过小河的时候,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河水延伸到很远。但是这里的小河很少,开几十公里看不到一条。一路上,小原倒是没有闹,除了睡觉,就是在吃饼干。没有闹。

我看着车窗外急速往后退的麦地。

我对阿米说:“你说什么是麦子啊?”

阿米说:“什么?”

“我在想怎么告诉小原什么是麦子。”

“嗯。”

阿米不再说话了。



 

 

那条路果然还是尘土飞扬,路还是坑坑洼洼的。门口那个变电站房子还在,发出嗡嗡的声音。

父亲、母亲还有大嫂都在路口等着。

母亲叫:“原原。”

小原“嗯”地摇头。

父亲上来叫:“原原。”

小原也是“嗯”地摇头。

大嫂说:“我就不叫了。爷爷奶奶都不给面子。”

大家都笑了。

大家往胡同里走。他们住在胡同最里面。胡同里面的门都紧闭着。电话里,我觉得胡同很幽深,其实也就几步路。 

胡同是砖铺地,当中高,两侧低。

我们走在前面。母亲和父亲走在后面,两个人都蹒跚着走。父亲因为是中过风,一只脚有点跛。母亲就是因为老了,已经像我小时候见过的姥姥了。我觉得她想跟上我们,努着劲儿往前赶。

 



 

小原不受时空变化的影响,一直缠着妈妈,除了我偶尔能抱一下,其他人都不让沾边。他不知道爷爷奶奶是什么意思,大伯大娘更不知道。也不知道老家的意思。妈妈陪着他,他就很快乐,别人要抱他,亲亲他,他立刻就哭起来。

母亲也看出了阿米的辛苦。大家都看得束手无策,好像对着一个刺猬。

后来,小原找到了一个乐趣。就是进堂屋的时候有一个水泥斜坡,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去,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走下来。

这个时候他不需要阿米陪了。

他就这样一直走上走下,不进门,下坡的时候也不摔倒。

大哥端详着小原说:“他还挺稳当的。这下好了,终于找到一个乐子。”

大哥知道情况。回家之前,我跟他商量过,是不是要告诉老人。大哥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别说了。”

院子里的香椿树长得像杉树一样高,细。阿米也有时间发个感慨说:“终于是一棵非白杨树的树了。”

我坐在院子里抽烟,和大哥聊天。大哥也老了,人胖成了个球。头发倒是黑的。

他嘿嘿一笑说:“染的。”

他也退休了。在工商所上班的时候还是个副所长呢,现在到一个民办学校里看宿舍。一个月七百块钱。

阿米突然说:“你给赵胜打电话了吗?”

我说:“还没。”

阿米说:“他知道我们回来吗?”

我说:“不知道。”

阿米嗯了一声。在院子里抬头看天。

她第一次到这里来,老是爬梯子上屋顶。我们这里是平原,怎么也看不远,她觉得闷。后来每次来,母亲都给她准备好梯子。

这一天来了很多人,小原的大伯大娘,小原的叔叔婶子,小原的二堂哥二堂嫂,小原的堂姐堂姐夫,小原的三个侄子,最大的已经十二岁了,小原的外甥女和外甥。只有那个外甥比他小两岁。

大家都跟小原打招呼,小原都不理。他不知道他们是亲人。

到饭店里,挤满了一间屋子,爷爷还是蛮高兴的,一定要小原坐在他的旁边。

小原不干,小原只要妈妈,他不知道一屋子人吃饭是什么意思。

他吃了一会儿就不想吃了,开始哭闹。大娘想带他,他哭得更厉害。奶奶想带他,也是一样。阿米匆匆吃了几口就带着他到街上玩了。

父亲说就喝一杯白酒。

父亲割过一个胃上的间质瘤,但是他不知道。他一直全心全意地对付脑细血管的毛病。脑细血管里经常给他闹点乱子,而肿瘤则真的割干净了,好像从来没生过一样。

喝完一杯父亲说:“给我倒上。我看着。”过一会儿,酒杯又干了。

父亲工作的时候,经常有酒局。他的同事对我说:“谁要是一提你考上了上海的大学,你爸爸就高兴,酒量就没底了。”

这大概是他们享我的唯一的福了。

母亲坐在席上只是提醒父亲不要喝了。她肚子里装不了食,多吃一点就胃胀。一桌子菜,就挑个白菜尝一尝。看到阿米拖着小原走了,她心神也不定的样子。

 



 

下午人都走了,院子里一下子又空了。父亲骑着三轮车去遛鸟。母亲总想坐在我旁边,跟我说说话。阿米陪着小原在屋里睡觉。

我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香椿树。

刚回家都是很热闹的,但很快就变得孤寂。

我给赵胜打电话。电话打通了。电话里赵胜用低低的声音说:“你在上海还是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赵胜说:“我正在开会,过一会儿我去看你。”

我说:“还没放假吗?”

赵胜说:“没有,明天放。”

我挂了电话。

母亲说:“给谁打电话呢?”

我说:“给赵胜。”

母亲说:“嗯。好久没看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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