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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学秀（南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南开管理评论》编辑部主任，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在讨论文化差异中，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但是中国人的合作意识差？为什么西方是一种个体主义文化，但是他们的合作精神却比我们强？”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是一种过程的集体主义，而不是一种结果的集体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更多是通过一种外部的强力而组合起来的，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大多没有自己可以确定的利益边界。所以，这样的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由于没有可以确定的利益预期，他对集体的关心乃至忠诚就谈不上了，合作意识差自然就不可避免。其实，关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很好的例证。反观西方，不仅每一个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和拥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受法律保护。在这个前提下，为了使自己的财富增值，每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的财产拿去与别人交换，通过“双赢”的方式不断“做大”自己的财产，他们合作的欲望自然就强烈。就这个意义看，西方文化从“个人”出发，反而会归于“集体”，形成了一种结果上的集体主义。 之所以谈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在现实中，无论从企业领导层面还是员工层面，都有着这些困惑。领导者希望员工忠诚于企业，而员工会说：“我只是给你打工的，凭什么要我忠诚？”领导者和员工都希望“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但员工的疑问是：“你从哪些方面来体现我与企业共同成长了？”所以，如何理解、说清楚、同时在管理实践中体现集体与个人的良性互动，是我国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任何企业，都是基于利益的集合体。企业的发展需要满足各个方面的利益，其中员工的利益是一个关键问题。以下事例可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 温州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事件，有些事件甚至令人发指。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众多企业在“草莽”之时，温州不是他的“温州”，是大家的和集体的“温州”。既然“温州”没有归属，那就人人可以使用，人人都随意糟蹋，谁也不愿为“温州”这样的“集体”付出自己的诚信成本。慢慢地，在激烈的竞争中，一部分企业发展起来了。企业主感觉到自己（个体）的利益发展受到了“温州”这个品牌不良影响的制约了，于是就有了基于个体利益的对集体合作的“诚信温州”进行维护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实力强的企业，对温州品牌的关注度越大，这是由他在其中的利益需求所决定的。为了个体利益的保护和发展，温州企业自愿性的诚信联盟行为得以形成。 许多人都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谈“以人为本”，殊不知，以人为本的核心，不是你赚钱了就关心一下员工，而是要从人性的根本规律上思考如何管理的问题。人性的一个基本点是趋利避害，如管子所言：“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白单，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员工所需要的，就是在企业这个集体中，随时都能够看到或预期到，他能得到的是什么？他与集体的利益边界在哪里？能够及时帮助员工看到未来的可确定性，是解决集体与个体问题的关键所在。员工的凝聚力也好、向心力也罢，如果缺乏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实现起来恐不容易。 只有关注集体中的个体，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体；忽略集体中的个体，集体终将解体。
本期编辑：刘佳 来源：《经营与管理》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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