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在考证《周易?乾卦》六龙时,得出了一个十分新颖而又富有说服力的结论,他说: 《乾卦》言龙者六,(内九四“或跃在渊”虽未明言龙,而实指龙)皆谓东方苍龙之星,故《彖传》曰“时乘六龙而御天”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龙星右角为天田。”九二“见龙在田”田即天田也。《说文》“龙……春分而登天,秋分日潜渊,”亦谓龙星。九五“飞龙在天”,春分之龙也,初九“潜龙勿用”,九四“或跃在渊”,秋分之龙也。 (《璞堂杂识?龙(乾)》,《闻一多全集》第二册,三联书店,1982) 冯时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将此观点加以发挥,使之更加具体、严密: 苍龙星宿在完成了回天运动的过程之后,又会重新走到太阳附近,此时它的主体星宿与太阳同出同入,这在古代叫“日躔”。由于太阳的亮度太强,此时人们看不到龙星,于是古人将这种天象称为“潜龙”,意思是潜伏在深渊中的龙。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浮之后,龙星重新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古人就把这种天象叫做“见龙在田”。此后龙星继续升高,终于有一天,苍龙星宿全部现出了地平线,这时古人则形象地称之为“或跃在渊”。重新升起的龙星在天空中运行,逐渐处于横跨南中天的位置,古人称这种天象为“飞龙在天”。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这时的天象又叫做“亢龙”。 (《中国天文考古学》,第3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此说可谓真知灼见。 冯时先生进一步认为,“甲骨文及金文的‘龙’字本身就是一幅星图”,即认为古文字中“龙”字的形体来源于天上的苍龙星宿。他说: 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时代最早的发现于不同地点的龙都表现了某种实物,但形象并不一致,而甲骨文及金文“龙”字所反映的龙的特征又无法归结,甚至联想到某一种事物,这些都意味着简单地类比龙为何物其实并不切实际。我们理解,龙的世俗形象,也可以说它的艺术形象乃是多种形象逐渐杂糅的综合体,而它原始的真实形象则来源于星象。殷周古文字的“龙”字真实地体现了这一点。 ……当我们把殷周古文字中龙形象与东宫七宿星图比较之后发现,如果我们以房宿距星(π Scorpio)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的话,那么,无论选用什么样的连缀方式,所呈现的形象都与甲骨文及金文“龙”字的形象完全相同。这种一致性所暗示的事实是清楚的,不仅商周古文字的“龙”字取象于东宫七宿,甚至龙的形象也源自于此。 (《中国天文考古学》第415页“四象起源考?龙星原始”) 下面是冯时先生所依据的甲骨文字形: 此说则似是而非。 冯氏对甲骨文“龙”字甚至龙的形象取象于东宫七宿之说,有以下疑点: 其一,其他三宫白虎、朱雀、玄武(据考证最早为鹿)均取象于人们熟悉的动物,那么东宫苍龙也应该如此,即,古人心目中一定是先有了这些动物的形象,然后才有可能将天上的某些恒星的连线想象成这些动物,而不可能像冯先生认为的那样正好相反(古今中外的所有类似的想象都是这个道理)。可以设想,如果古人心中一点“龙”的影子都没有,一点“龙”的概念都没有,他们怎么可能凭空杜撰出“龙”这一神奇的动物呢?试问古今中外的天文学里,有哪一个星座的命名不是以人类已知事物的形状作为依据的呢?我们总不能说汉字中“虎”“雀”“龟”“蛇”等也来源于天上的星宿吧。 其二,冯氏引用的古文字形体并不完备,换句话说,他只引用了对自己论点有利的字形,而对不能说明其论点的字形则视而不见。而“龙”字在甲骨文中至少有以下几种写法: 1.铁一六三四 河六三○ 铁一○五?三 前四?五三?四 2. 后二?六?一四 3. 甲一六二三 佚?二三四前五?三八?三 冯先生在其著作中只引用了与第一组形体相近的写法,四象的东宫,以房宿距星(π Scorpio)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所得到图形确实与这些甲骨文的写法有些相似。但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够充分说明冯先生的观点,因为这既可以说明甲骨文的字形可能是受苍龙七宿的影响,但也可以解释为苍龙七宿的连线恰巧与古人心目中龙的形体极为相似。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第三组的写法就不能用冯先生的观点去解释了。 第二组字形“龙”的写法中有明显的鳞甲(《说文》:“龙,鳞虫之长。”),且首尾蜷曲,其状如环。闻一多《璞堂杂识?龙(乾)》释《周易》“群龙无首”曰:“群读为卷,群龙即卷龙,《诗九?传》‘衮衣,卷龙也。’《说文》:‘衮,天子享先王,卷龙绣于下幅,一龙蟠阿上乡。’卜辞龙字或尾交于首,屈身如环,殆所谓卷龙欤?卷龙其状如环无端,不辩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见首耳。”此与苍龙七宿殊为不类。 第三组则既有鳞又有足,甚至足上有爪。至于冯先生说“无足是商周古文字中龙的形象与红山文化玉龙的共同特征”,看来也是站不住的,特别是《殷虚文字甲编》一册著录的‘龙’字,龙足的形象非常完整、逼真。罗振玉也认为龙字的形体有足:“……但为首角全身之形,或又增足。”《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1758页) 冯时先生说:“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时代最早的发现于不同地点的龙都表现了某种实物,但形象并不一致,而甲骨文及金文‘龙’字所反映的龙的特征又无法归结,甚至联想到某一种事物,这些都意味着简单地类比龙为何物其实并不切实际。”但事实并非如此。叶玉森在分析了若干甲骨文“龙”字的形体后总结说:“据上各形,乃断定龙顶有肉冠,有两角,两耳,口阔,有髯,有胡,有四肢,有掌爪,身有甲或斑纹,无翼,尾秃,其形蜿蜒,能飞能行,与近儒学说略合。”(《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1758页)而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理解的“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却在东宫苍龙七宿的图象中一点影子也找不到。有了这些实例作为证据,我们就不得不去怀疑冯先生假说的真实性了。 其三,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蚌塑龙,形像鳄鱼(图见下页),也像考古学根据化石复原的恐龙形象(图见下页)。 濮阳古称帝丘,《春秋?僖公三十一年》杜预注:“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故帝颛顼之丘,故曰帝丘。”可见其地为上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颛顼及其部族活动的主要领域。“据文献记载,濮阳到山东省的巨野一带,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型沼泽地,名曰‘雷泽’、‘雷下泽’。对于该处遗址考古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经钻探知道,该遗址是中间高四周低的丘岗,最低处有泽泥存在,沼泽地盛产贝类动物,所以这里蚌壳丰富,是蚌塑图案取之不尽的材料。”(原丰,《星象图还是颛顼墓》,《中国考古谜案》3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由此可以推断,西水坡45号墓蚌塑龙的原形一定是栖息在沼泽地的某种爬行动物,如果不是早已灭绝的恐龙,便是古人在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鳄鱼。 因此,这一蚌塑龙的形象是有实物依据的。经考古学分析和碳同位素测定,并经树轮校正,濮阳西水坡45号墓蚌塑图案的年代距今6460±135年,即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也就是说,早在商周甲骨文以前的三千多年,中原人们心中理解的龙,和虎、鸟等一样,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动物。而据冯时先生本人考证,西水坡45号墓蚌塑龙具有天文学含义,即为东宫苍龙,合理的推论只能是,古人在对天上的龙星进行观测时,和虎星一样,将其与地上的某种动物联系起来,命名为“龙”。其后文字发生,“龙”字的形体只能来源于实物的龙而非天上的龙星,因为后者也来源于前者,这是好理解的。 当然,闻一多、冯时先生的研究对于解读中国龙的起源与演变仍然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无论龙的原形是何种动物(这因时因地而异),后世中国人理解的龙都与天上的龙星有关,“因此,中华民族对巨龙的崇拜,实际就是对东方星宿的崇拜,而这一崇拜的缘起则在于这些星宿所具有的对于远古先民的授时意义。”(《中国天文考古学》第421页)由于二十八宿在古代天文学乃至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东宫苍龙又居二十八宿之首,人们逐渐地把龙星运行的特点移植在龙这种动物身上,从而赋予了它神秘、变化的内涵。 正像闻一多先生考证的那样,《周易?乾卦》的六爻亦是古人“观象于天”的产物,苍龙星宿在天空中呈周期性运行的特征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典型形式,而居于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卦,其六爻正是旨在揭示一般事物的发生、发展、消亡的普遍规律。因此,乾卦六爻取象于龙也绝非是偶然的。 (通讯地址:010022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作者为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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