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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妇好墓:传奇女子与她的时代_考古_历史

 道方111 2016-05-02

  “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展于3月8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启。411件精华文物勾勒出妇好这位女子的传奇一生,也让人对“武丁中兴”的晚商盛世产生无尽遐想。

  40年前的发掘

  40年过去了,当年主持妇好墓发掘的已经87岁的郑振香先生对于发掘过程仍然有着深刻记忆。

  那是1975年冬天,“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席卷全国,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农民正准备平整一片高地。小屯村处于殷墟遗址保护区之内,这里从19世纪开始,就在陆续出土写有文字的甲骨。农民要挖掘土地进行生产活动前都需要通知安阳考古队进行钻探,排除地下是建筑基址或埋藏文物的可能。郑振香估计地下是有些东西的,“古人怕水淹,一般居住在高地上”。钻探出来果然没错,考古队发现在耕土层下面有夯土,由剖面来看,是一系列建筑房基构成的。由于冬天土地较硬,考古队申请将这片高地保护起来,等到开春后正式动工。

  虽然发现夯土层,但是郑振香和队友们并没有对发掘结果寄予太多期望。殷墟从1928年正式发掘起,考古工作者对殷墟的布局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殷墟以洹河为界,南部为生者的乐园——宫殿区,北部是死者的居所——王陵区,那片高地正好位于洹河南岸的宫殿区,一般来说在这里挖出墓葬的可能性并不大。开春时的发掘,更像是一般的清理建筑基址的工作,搞清楚房屋的面积和构成。

  清理房基开始了。夯土之下还是夯土,不过颜色发红也较硬,土色和土质都与之前的房基夯土不同。这仍然是房基还是暗示会出现墓葬?这时郑振香的判断偏向于墓葬了,“因为夯土表面没有柱子洞之类的建筑遗迹”。她指挥队员们进行钻探取土来验证。钻探使用的探铲也叫“洛阳铲”,最早由盗墓者发明,后来广泛用于考古。它的铲身不是扁形而是半圆筒形,后面接着一根具有韧性的木杆。铲子边缘经过特别敲打形成了弧度,因此打入地下就能带上土来,考古工作者通过判断土壤结构和包含物就能知道地下有无墓葬等情况。经验丰富者还可以凭借探铲撞击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获得更详尽信息,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和墓道自然感受不一样。

  当时使用的探铲有3米长,已经到底了,可带上来的泥土还没有任何变化。接上了1米多长的绳子,再往下,也依然是同样的夯土。“死夯土不会探到5米还不见底。”绳子用不上力,郑振香和钻探工人商量,在探杆上面再加用拧杆,两个人把杆子往下推,一个人把握着方向。当探杆到了6.5米左右的时候,地下水开始涌出,地下土变成了湿泥,很难带到地面,向下钻探越来越难。筋疲力尽的工人也开始想要放弃,郑振香的直觉却告诉她还要再坚持。

  “就在这时候,探杆突然迅速下坠了一段,大约有70厘米。”郑振香对本刊回忆说。大家都心有默契地兴奋起来。这种地下的空间称作“空头”,十有八九是墓葬内棺椁腐朽之后形成的空洞,而且也说明墓葬可能没有被盗墓贼侵扰过,因为被盗过的墓会用土填实。郑振香鼓励工人再奋力向下放探杆,于是在下沉50厘米后又出现了一个硬底。这一铲将是最后的希望,郑振香期待着奇迹。工人小心翼翼地将探铲抽出,满铲子都是鲜红的漆皮,真的是墓葬。一位叫何振荣的师傅看见铲内还有件东西,用水渠里的水洗净之后,原来是一块翠绿色的玉坠。

  墓葬之上的房基后来被证实是为了祭祀墓主人而建的一座享殿,也正是它保护了墓葬的完整。王陵区的商王墓地历代都有盗墓者的光临,考古工作者再介入时,所获无几。享殿基址却成为让盗墓者失望的一道屏障。后来考古队在该墓南面50米处又发现墓葬,东面20米处还有两座长方形墓葬,其中一座也保存完整。这就拓宽了之前人们对于殷墟布局的认识——大概在盘庚迁殷后的早期,宫殿宗庙的范围并不大,因而某些王室墓地就埋在距离这一建筑不远的地方。

  即使探铲带上了宝物,郑振香对这座墓葬究竟能出土多少文物,也心里没数。“毕竟它不是所谓的‘大墓’,只有长5.6米、宽4米的大小。”随着挖掘清理工作的深入,一个罕见的“聚宝盆”展现在大家眼前,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震撼人心。

  椁顶之上的填土,从上往下共分为六层,其中第六层的随葬品最为丰富。“有许多重叠在一起的骨笄和象牙器皿。这些器物放置整齐,边缘较直,不少古笄上面还沾有红漆,估计原来装在一个木匣子里,匣子已经腐烂消失。”考古人员把整个“匣子”带土装箱取回,慢慢清理。骨笄就是骨做的簪子,用来别住挽起的头发,或者固定帽子,男女皆可以使用。光骨笄就超过400件,有夔形头、鸟形头、方牌形头等等,种类多样。

  大量的青铜器都位于椁内棺外的位置。挖掘到椁顶之上时就已经到达了地下水位线,所以棺椁之中的文物都浸泡在水中。考古队申请了两台水泵,一台清水泵向上抽水,一台混水泵往上运泥。尽管如此,电力不稳定,工人们仍需要站在冷水之中将文物捞出,他们只好靠喝白酒来御寒。青铜器数量之多,工人们本来是一件一件向上传递,后来都改为用筐来装。郑振香记得,小屯村的村民都在坑边围观,他们对文物出土司空见惯,发出的议论也很“老到”。“有个年轻人在旁边问,会不会出个‘虎头彝’啊?坑底的老师傅就说,说不定还真能挖出个再让你开开眼!”结果运出来的诸多铜器无论是考古队员还是普通农民都从未见过。比如一件设计精巧的炊器“三联甗”,是由储水加热的甗架以及三件作为蒸屉的甑构成,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不同的食品。还有一件盛酒器叫作“偶方彝”,形似两件方彝的连体。它的特别之处是盖子设计仿佛殿堂屋顶,上面有排列规整的7个方槽,宛如屋椽,整体造型应是模仿当时的大型宫殿建筑。

  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木结构棺椁几乎没有保留。构成椁盖的原木还剩下一根,棺材只剩下残片。郑振香说,残片断面有红黑相间的漆皮,并且有明显的层次,应该是经过多次髹漆形成。漆皮之上有麻布痕迹,麻布之上有薄绢,由此都能看出下葬棺木和附着物都相当讲究。遗憾的是,棺内尸骨早已荡然无存。棺内的随葬物主要是玉器和海贝。玉器类别较多,有琮、璧、璜等礼器,作仪仗的戈、钺、矛等,另有工具和装饰品。将玉石用于仪礼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之后的《周礼·大宗伯》中还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记载。海贝则是当时的货币。

  这次发掘是考古学者第一次面对一座未被盗掘过的商代墓葬。有限的墓穴容积和异彩纷呈的随葬品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过统计,出土随葬器物共1928件,其中铜器468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象牙器皿3件,陶器11件,蚌器15件;另外还有红螺两件,阿拉伯绶贝1件以及货贝6820多个。发掘完成后,这些文物分别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不同机构收藏保管。此次有411件文物出现在首都博物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40周年特展当中,观众便可一睹这些文物精华的风采。

  妇好其人:王后、母亲与女将

  随葬品上的文字成为判断墓主人身份的关键线索。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妇好”为最多,也有的因为空间局促,简写为一个“好”字。青铜器是耐用品,可以流传几代,从后世墓葬里发现先世铸造的器物也是有可能的。然而如果是这种情况,有一件或者几件还能解释,不可能像“妇好”青铜器有这样蔚为大观的数量。“另外像是甗、甑这样写着‘妇好’之名的炊具,历朝历代都没有将自用炊具送人当礼品的习惯,所以它们属于墓主本人的可能性最大。”郑振香说。

  妇好是何许人?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有近200处提到了“妇好”的名字。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严志斌告诉本刊,有两组卜辞涉及“妇好”,一组是由卜人“宾”进行占卜的“宾组卜辞”,一组是卜人“历”进行占卜的“历组卜辞”。按照原来对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宾组卜辞”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的武丁时代;“历组卜辞”则属于第四期的武乙、文丁时代。“人们一度猜测,既然两组卜辞属于不同的时期,那么里面的‘妇好’会不会是两个不同的人?随着‘妇好’墓葬文物的出土,考古学家却发现有这样的矛盾:青铜器和玉器上的文字更接近历组卜辞,但是如果把墓葬时间后移到武乙、文丁时代,又和青铜器、陶器显现出的第二期特征无法相容。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历组卜辞’的断代出现了错误,‘历组卜辞’年代应该提前,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际是同一个人,她就是商王武丁的配偶、王后妇好。”

  “妇好的‘好’是妇好私名,但‘好’字也许该读为‘子’”。严志斌说,在殷墟卜辞中,以“妇某”为形式的人名很多。“‘妇’是和‘姑’相对的,‘姑’是婆婆,‘妇’是媳妇,相当于女子嫁过夫家后获得的一个称谓。那么明明是‘好’字,为什么读为‘子’呢?甲骨文中,没有一个‘好’字是做好坏之好来出现的。”——它其实是“子”的族姓女化之后的结果。殷人为“子”姓,也就是说武丁和妇好的结合是同姓的婚姻。这听起来有些别扭,毕竟它违反了“同姓不婚”的原则,但其实这个原则是到了周朝才严格遵守,商人在一定条件下相同姓氏是可以互通婚姻的。这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卜辞中为什么写到了她有自己的封地和族众——她成为武丁妻子之前,本身就是一位王室成员。

  确定了墓主的身份后,妇好墓便成为殷墟唯一一座可以和卜辞人物相对应的墓葬。卜辞中提到了商王武丁有三位受到子孙祭祀的王后,分别是“妣辛”、“妣癸”和“妣戊”。“妣”是对已逝母亲的称谓,再对比妇好墓中出土的五件具有“司母辛”铭文的铜器,可知“辛”为妇好去世后获得的庙号。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妇某”的称谓出现不止60个,但“妇好”出现的次数为诸妇之首;武丁之后的商王祖庚、祖甲时期,卜辞中都有不少关于祭祀“母辛”的记载。由此可见,妇好相较其他诸妇要更加活跃,她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与获得的显赫地位也被后代所铭记。

  作为一国之后,妇好广泛参与国家政务。卜辞中记载:“好允见右(老)。”这说的是商人注重尊老之礼,妇好去看望德高望重的老人。卜辞中又说:“呼妇好见多妇于徉”。这讲的是武丁令妇好在徉地接见一些有身份的妇人,可能是为了联络贵族之间的感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卜辞中关于妇好参与祭祀活动的记录很多,如“呼妇好侑俘于妣癸”,“槱,妇好御于父乙”,“妇好不往于妣庚”,“妇好有报于四妣,槱”等等,这些说的是妇好用不同的方式来主持祭祀妣癸、妣庚、四妣、父乙等人。祭祀活动中要用到青铜器和玉器,属于礼器性质的青铜器和玉器在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比例。

  最令妇好与众不同的是她带兵打仗的事迹,这也让妇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女将。一块龟甲卜辞同时涉及对下危、巴方、夷方、龙方的征伐,能够看出当时商朝国力强大、四处用兵。其中有关妇好的卜问意思是:是派妇好征伐夷方,还是派妇好参加征伐巴方?如果派妇好支援沚戛伐巴方,为了使敌人陷入妇好所布之阵,商王是否从东面进攻?可见商朝与巴方的战争规模很大,需武丁亲征、与多位将领多路进击,并体现了当时的作战谋略。在另外一条卜辞中则记载妇好征召了多达1.3万人用于征伐,这是目前所见商代征集军队数量最多的纪录,妇好也深受武丁信任。文物中最能印证妇好执掌帅权、戎马一生经历的便是4件重达9公斤的铜钺,上面装饰有商代青铜纹饰中常见的虎食人纹,还铸有铭文“妇好”二字,这是属于她的兵器。

  妇好所具备的才华让商王武丁对她格外倚重和关注。有数十条卜辞都是武丁在妇好生病时所进行的占卜,内容包括询问妇好的感冒、牙痛、鼻患、腹部疾病等病情是否会好转,是否会延缓痊愈。武丁还用俘虏等牺牲向他的父亲、先王父乙举行御祭,来为妇好禳除灾祸,因为商人认为患病是因为祖先、神灵降罪,要祭祀告慰才能有转变。武丁也曾多次对妇好的生育状况进行占卜。其中一次的占卜结果是:如果是在丁日分娩,顺利;如果是在庚日分娩,大大的吉利;如果是到三旬另一天的甲寅日分娩,不顺利,而且生的孩子是女的。另外一次赶上妇好分娩的时候遇到难产,武丁看完卜兆之后认为总体情况不好,如果继续下去,妇好恐怕就会死去。

  按照西周年间成书的《尚书·无逸》记载,商王武丁享国时间长达59年。妇好的寿命必定没有武丁长。卜辞中没有确切记录妇好为何故去。有两条卜辞是关于武丁询问如何祭祀妇好的问题,由此推断妇好应当在武丁晚期去世。在随葬的玉器里有玉兔、玉马、玉鱼、玉鹅、玉鹤这样轻灵可爱、纯粹拿来把玩的装饰品,郑振香认为,这批小动物造型的玉器其他墓葬都很少见,它都体现了一个年轻人私人化的趣味,由此推测妇好去世时年龄不会太大。

  除了甲骨文卜辞上的文字,就再也没有关于妇好的记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朱乃诚为首都博物馆展览带来了《商代王后妇好形象探索》主题演讲。他告诉本刊,他认为妇好必定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子,证据就来源于出土的一只玉扳指,作战射箭时由于要用大拇指和食指相配合来拉弓,它用来保护拇指关节不至于受伤。“我的身高将近1.8米,戴上这只扳指大小刚好,所以就能估算妇好的身高。”而换下戎装、从战场归来的妇好则有着雍容华贵的着装。“尽管妇好墓没有直接出土织物,但我们发现了铜爵上有绢的痕迹,联体铜甗上有罗的遗迹,偶方彝上还能看出绮的纹理。文献记载,和下层民众穿粗葛、粗麻不同,商代贵族主要穿戴丝绸、细葛、苎麻、皮毛等华贵服饰,中上层贵族尤为流行窄长袖短衣,服饰流行红、黑色。”除此之外,还有一尊跽坐的玉人,它长脸尖颊,细长目,有发辫盘于头上并加以卷筒装饰,腰束宽带,衣上绣有云纹。这座玉人神态倨傲,衣着上乘,极有可能就是妇好本人的雕像。另外从铜镜、玉梳、骨笄的数量来看,妇好也是位极爱美的女子。郑振香还记得一只玉臼和一只玉盘刚出土时里面都有朱砂的残留,并且朱红色颇为鲜艳,应该都是妇好日常会用到的化妆品,这都为妇好形象的建构带来了无尽想象的素材。

  走进武丁盛世

  武丁是商朝第23代商王。公元前13世纪,盘庚将国都迁至殷,即今天的河南安阳,经过小辛和小乙两代商王,至于武丁,终于将国力推向鼎盛,史称“武丁中兴”。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武丁时代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只见于文献典籍,却没有文物出土进行佐证,主要原因是王陵区盗墓严重。虽然能够看出墓葬的宏大规模并且仍发现有个别精美文物出土,但墓葬内缺少能够对应墓主的资料,墓葬归属仍旧是难题,至今王陵区哪一座陵墓为武丁之墓就存在争议。而妇好墓发现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得以窥见武丁时代的文化面貌,也为其他文物确立年代提供了一个标尺。

  青铜器的造型风格无疑是武丁时代物质文明最好的见证。严志斌告诉本刊,青铜器的发展有两个高峰,一个就在商代晚期,以妇好墓为代表;另一个是在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出现长篇铭文。“妇好墓的铜器有两个突出特点,形制多,并且纹饰特别丰富,这都和国家安定繁荣的程度,以及君主在开辟疆土后所控制的资源相关。殷墟二期之前,铜器的造型比较简单,器物表面也是单层花纹,到了殷墟二期就一下子出现了质的飞跃。”让严志斌印象颇为深刻的是一对造型一致的大型盛酒器——铸有“妇好”名字的鸮尊。鸮即猫头鹰。它的整体造型乍看上去只是一只站立的鸮,头顶上攀附着一只小鸟和夔龙,但细观表面的纹饰,通体以云雷纹为底,上面又装饰了兽面纹、蝉纹、夔龙纹、盘蛇纹、鸮纹等图案。鸮面部刻画着张口的兽面,头顶的翎羽是相对的夔龙,翅膀是盘曲的蛇,尾巴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张望世界。

  与发达物质文明相匹配的是武丁时代完备繁复的礼制。“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武器构成了完整的礼器群,提供了一个王室墓葬的实例。”郑振香说。仍然以青铜器为例,除了写有“妇好”名她本人生前使用过的“生器”外,还有来自贵族、方国和子辈专门为葬礼贡献的祭器。比如写有“司母辛”字样的大方鼎两件成对,四组觥两件成对,方形高圈足器一件,这都是子辈为了祭奠母亲所作;写有“亚弜”铭文的大圆鼎和5件编铙来自一位叫亚弜的贵族,他是见于甲骨文卜辞的一位名声显赫的贵族;写有“亚其”铭文的有大铜豆两件成对,另有平底爵9件,觚10件。亚其是方国名,所谓方国,就是指与中原王朝相对的氏族部落。“商王或者王后去世之后,贵族和方国要奉献成套的礼器表示敬意,这是过去考古学者所不了解的。‘殷人尚酒’,所送多为酒器,且成对出现。又因为妇好作为王后地位尊贵,祭器中就有‘十觚十爵’这样贵重的组合。”

  由妇好墓出土的文物,也可以看出商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既和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继承关系,又和当时的异质文化有着交流。这在玉器的制作上最为明显。“比如在河北北部与辽宁起源的红山文化中标志性器物是‘猪龙’,我们在妇好墓中就发现5件,但已经有了发展变化,表面雕琢出了云纹或者鳞纹。玉璧和玉琮在浙江省良渚文化中最为普遍,但在良渚文化中,玉琮多装饰以兽面纹,也就是饕餮纹的前身。而到了妇好墓的文物中,玉琮图案仍旧以几何纹和云纹为主,青铜器则采用了饕餮纹来装饰。”郑振香说。妇好墓的文物中还有一只玉凤非常出名,它其实脱胎于湖北省石家河文化的玉凤。不过石家河文化所出的是一件以圆形料制作而成、头尾相接的玉凤,妇好墓的玉凤是用半圆玉料雕成,凤鸟作侧身回首状,造型要更加精巧生动。

  武丁时代采取了对外征伐的政策,这让武丁和妇好居住的殷都成为雄踞东亚的大都会,是甲骨文中所称的“大邑商”,武丁和妇好就成为那些奇珍异宝的收藏者。“我们从妇好墓中看到来自新疆的玉料,以及来自热带海域、主要是南海和台湾海域的海贝和海螺,也就是说西北自昆仑山脉,东南到沿海地区,商王朝与诸多方国和部族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文化交流,显示出商王朝强大的影响力。”郑振香说,“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墓内有一把龙头刀,形制和北方草原地区使用的马头刀一样,只不过用龙头替代了马头,是一种文化交融的产物。”

  武丁时代的生态环境尚好,在安阳西部的山区里有各种鸟兽出没,甚至还能看到大象。人们对自然和神灵感到畏惧,经常饮酒以祭祀、狂欢和通灵。武丁与妇好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浪漫色彩。

  (实习记者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何京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记者 丘濂 实习记者 陶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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