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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的书法变革和茅笔

 赵东华 2016-05-02

陈献章的书法变革和茅笔

作者:李遇春


    一
    陈献章(1428—15OO)所处的年代,正是在师承 宋人抒发意气、表现个性的书风冲击下,板滞的台阁体开始为人们所厌弃,其影响逐渐式微的年代。
    对于书法变革,陈献章的作用不仅在于注重身体力行,而且还在于注重对理论的探讨。尽管这些探讨不是宏篇巨制,往往 散见于诗文中,但有许多还是颇有见地的论述。例如他的《论书法》: “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予之所以妙 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予之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予所以游于艺也。”①追求蕴含拙、巧、留、放、刚、柔、动、静的形态,体现的是自得的意趣,而不是笔笔究根、字字寻源地为写字而写字,这是陈献章书体与当时复古派书体的根本区别。又例如他的诗: “魏晋名家是一关,前驱黄米未知还。却疑醉点风花句,四海于今几定山?”②“笔下横斜醉始多,茅龙飞出右军窝。如何更作山阴梦,数纸换公双白鹅。”③常言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里,陈献章是推崇宋人书法的,他认为尚意的宋人书艺已然超越唐人,而可直接冲击魏晋统序。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自得”,与他人有别,你也或许可以是开宗大家,也或许可以是“王羲之”,也可以做到“数纸换公双白鹅”。从中体现他那追求“自得”志趣,不愿受束缚的审美思想及其相关的理论取向。而恰恰是这些不同凡响的论述,折射出不求雷同,但求创新的艺术的真谛,这比其光凭身体力行对复占派的打击来得更加猛烈,更加震撼。
    二
    “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陈献章擅长茅笔书,这在书法史上早已成为美谈。然而他何以要选择茅笔书作为其参与书法变革的良器呢?我想其中必然存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因素。自古岭南无佳毫,学子惟以雉羽、雁羽、丰狐将就用之。陈樵《负喧野录》曰:“韩昌黎为毛颖传,是知笔以免颖为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软,北兔毫长而劲……闽广间有用鸡羽、雁领等为笔,余尝用之,究其软弱无取。”梁同书《笔史》曾录:“雉毛,《博物志·山》:'岭外少兔,以鸡雉毛亦妙。’《树宣录》:'番禺诸郡为笔,或用山雉、丰狐之毫。’”即使到了明代,广东一带欲购兔毫、狼毫仍感不易,代之用雉毫、狐毫者还十分普遍。陈献章也不例外,亦曾为缺佳毫而苦恼过。这是因为杂毫有软弱的缺陷,无法达到“动上求静”、“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的书体要求。于是,陈献章遂作多方面的尝试,终于被他找到劲而有力,笔锋能依据需要捣至任何长度,且俯拾皆是的茅草做笔,创下“笔势险绝,如惊蛇投水;笔力横绝,如渴骥奔泉。其峭劲似率更,其轩昂似北海,其豪放又似怀素也”④的茅笔书法。的确,借助茅笔粗犷、劲健的特性,抒发质朴、自得的志趣,更显真率、自然。我们试以其非茅笔书《中秋诸友携酒饮白沙,时余有征命将行诗卷》和茅笔书《种蓖麻诗卷》作一比较:前者虽也达到刚中带柔、拙中寓巧的境界,但略感欠势。后者则不同,得茅笔的夸张、放大,“放而不放,留而不留”的特征愈加鲜明,字体显得劲健、沉着,气势磅礴,且兼具法度,为毫颖所不能。陈献章的茅笔书使台阁体、复古体在它面前尽现甜熟、软弱;又明显高于张弼等人求势不重法,偏于狂放、流肆的狂草体,诚为大家风范。茅笔书是使陈献章书法处于反复古派书体中,又超然于反复古派书体之外,独树一帜的标识。人们甚至是以茅笔书作为陈献章书法艺术的代名词。因此,祝允明《奴书辨》中对反复古派书体“走也狂简,良不合契,且即肤近”的指责,应与陈献章无涉。陈献章也因此对自书茅笔书颇为自诩,除了“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笔下横斜醉始多,茅龙飞出右军窝。”、“共契茅君理”以外,还有“束茅十丈扫罗浮,高榜飞云海若愁。”、“茅锋万茎秃”⑤等。茅笔书不愧是助陈献章倡导书法变革不可或缺的良器,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此外,陈献章还很留意扩大其书法影响的深远效果,在流布墨迹的同时,还题写了不少碑记,如:《寿湛文》(湛若水父)、《(陈献章)父母合葬墓碑》(茅笔书)、《论书法》(茅笔书)、《敢勇祠记》、《戒懒文》、《赠袁晖诗》(茅笔书)、《忍字赞》(茅笔书)等。通常,书丹、镌碑都是因应而为的事,书写者往往不去在意镌刻者的作为,或者说只对镌刻者提出要求,而耻与镌刻者交流及征求其意见,然而,陈献章却不然,书丹虽属嘱托的差事,但他十分认真,不仅与镌刻匠人交流意见,而且就镌刻对书法的完善修饰寄予厚望。如他写有《赠镌者何侃》诗:“一镌一字一磨砻,万岁千秋感激同。未蜡碑前元属我,到书丹后却须公。……”⑥体现其为了使茅笔书能“万岁千秋”般隽永而不避尊卑,与刻匠通力合作之情谊。
   陈献章很多时候是借助诗赋、书札来传播他的变革学说的,茅笔书便是强化学说的有效载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陈献章弟子湛若水对其《观自作茅笔书》诗所作的注释得到很好的认识。该诗云:“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湛氏注释云:“神,谓心之神,即志也。志者,气之帅,故神往则气随而往。神气相得,氤氲太和,如初沐之时。此先生作草书以寓学也。如明道作字时甚敬,即此是学之意。于是又言文字皆道之所寓,若圣贤一切绝去文字,则何由见此道理?故云:'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圣人之道或几乎息矣。’又言:'氤氲若初沐者,乃古人调性之学,所以有熙熙而光明,穆穆而和敬者。然此我之所耻独能者,故茅锋万茎皆秃也。’能书非先生所独,而书中之学,氤氲熙穆者,则先生之所独,人莫能之,所以耻也。”⑦的确,能以书名世的人很多,但能像陈献章那样善书兼带可传播理学意旨的则罕见,所以他敢以“耻独”自负。而他那“茅锋万茎秃”的自我评价也一点不虚,当时其字“一幅可易白金数两”,“交南人购先生字每一幅易绢数匹。” ⑧ 天下人欲得其只字片楮,并非易事。即便到了祝允明、沈周、文征明等在长江下游一带大倡其书道,称誉天下之时,陈献章纯朴、自然的茅龙“异体”,在岭南一隅竟蔚然成风,久盛不衰,真可谓:陈献章得茅龙助而显,茅龙体因陈献章创而传。其执著于勇闯前人樊篱的创新精神在明代中期书法变革中的成就和作用不是其他书法家可比拟的。
   注释:
   ①②③⑤⑥《陈献章集》。④ 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⑦湛若水《白沙子古诗教解》。 ⑧ 《白沙子全集》。

  陈白沙遗迹已成为江门市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品牌,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每年陈白沙纪念馆接待的游客就超过上万人次。今年是陈白沙先生诞辰580周年,从11月12日起,一系列纪念活动开始在我市举行。新会崖山的慈元庙碑是由陈白沙撰文并以茅龙笔手书后阴刻立于慈元庙内的碑刻,具有历史文物、史评文献和书法赏析三重价值。

  在新会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内的崖山祠古碑廊正中,立着一尊巨大的碑刻,这是陈白沙的茅龙笔书法经典之作——慈元庙碑。慈元庙碑高1.93米(顶部呈弧形),宽1.07米,砚石质,左上方和左下角等多处均有不同程度的裂痕。碑刻虽遍体麟伤,但阴刻字迹清晰显现。碑额为楷书,碑文为行书。碑额横排一行,为“慈元庙碑”4个大字,每字在9厘米至10厘米之间;碑文直排19行,凡606字,每字在3厘米至6厘米之间。碑文之后,有其门人湛若水撰书的115字跋文,每字在2厘米至3厘米之间。为保护这一宝贵的历史文物,该旅游区的管理部门已用玻璃把石碑封住。

  慈元庙沿革与慈元庙碑来历 

  新会崖山,位于广东省南部潭江和西江分支出海处,是七百多年前南宋王朝覆亡的地方。南宋后期,漠北蒙古族崛起,定国号为元。元世祖忽必烈灭金后,挥兵南下攻打南宋,并攻入临安。谢太后、恭宗投降后,杨淑妃和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等大臣继续率领宋军抵抗元军。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宋室在新会崖山建立行朝,当时在崖山建有行宫30多间,其中正殿名“慈元殿”,为杨太后(杨淑妃)扶幼帝赵昺临朝议政之地。祥兴二年(1279年)一月,元军追至崖山,宋、元两军在崖门发生了激烈的海战。宋军力战不胜,伤亡惨重。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9岁的宋少帝跳海殉国,杨太后亦跳海而死,宋朝最后覆亡。

  南宋覆亡后两百年,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为表彰南宋力抗元兵坚贞不屈的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由陈白沙倡议并经佥事陶鲁上奏获准在崖山建忠义祠(后易名“大忠祠”),次年,大忠祠建成。弘冶四年(1491年)十月,陈白沙与户部侍郎、前广东右布政使刘大夏泛舟崖门吊慈元故址,再倡议兴建慈元庙以纪念殉国的杨太后,弘治七年(1494年),慈元庙建成。之后,在明嘉靖年间,邑人又倡议建忠义坛(后改称“义士祠”)于慈元庙右侧,以纪念抗元死难将士。

  明成化年间至嘉靖年间兴建大忠祠、慈元庙和义士祠期间,分别于祠、庙立了不少碑刻;之后历代重修崖山祠、庙都有碑刻留记。慈元庙碑是在慈元庙建成后,由陈白沙撰文并手书立于慈元庙内的碑刻。慈元庙落成时,陈白沙便撰写了《慈元庙记》。慈元庙碑侧是陈白沙在慈元庙建成5年后,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书写的。

  1941年,日军侵占古井官冲,崖山的祠、庙等古迹被炸成废墟。解放后,新会县人民政府重视崖山史迹的保护,1956年开始清理残垣,挖掘残碑,并兴建碑亭。当时在废墟中挖掘到的碑刻有11方,慈元庙碑是幸存的11方碑刻之一。1958年周恩来总理视察新会时十分关注崖山史迹,并细心观看了慈元庙碑(见图2)。1959年,新会县政府拨出专款,在慈元庙遗址重建正殿和两庑,置诸碑刻于庑中,以供游人阅览。1979年,县政府继续拨款重修崖山古迹,并将慈元庙故址和这些古碑刻列为新会县重点保护文物。

  1983年后,新会县有关部门对崖山古迹重新进行全面规划,并由县政府和古井镇政府逐年拨款按总体规划兴建,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按总体规划兴建的崖山祠全面竣工;崖山祠新增建了崖山诗碑长廊和古碑陈列室,慈元庙碑等古碑刻被移至古碑陈列室存放。2004年,崖山古迹景区作为新会区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再次重新规划建设;2006年,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首期工程竣工,慈元庙碑等古碑刻被移至旅游区内的崖山祠古碑廊中。 

  碑文--是一篇难得的史评文献 

   慈元庙碑的碑文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分析南宋盛衰以至灭亡的原因和记述兴建慈元庙的经过。关于慈元庙碑的历史文物价值,笔者采访了对慈元庙碑文研究颇有心得的欧济霖先生。他认为,陈白沙在慈元庙碑碑文中对宋亡的论述,不是按一般史评中单纯地或过分地强调元人入侵的外部原因,而是直言不讳地着重剖析其内因,对宋代历史的分析,堪称为一篇诤评。新会博物馆馆长李锡鹏也认为,慈元庙碑碑文概括地总结了南宋覆亡的历史教训,见解独到,是一篇难得的史评文献。

  笔者细细品读慈元庙碑碑文,发现陈白沙在剖析宋亡内因的同时,还引述了孔子之语和元代诗人刘文靖(刘因)之诗:“王纲一紊国风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蓍龟万古在人心。”指出国家盛衰的关键,在于治国纲纪的确立和国风、民风正气之确立。笔者以为,陈白沙这一观点直到今天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碑文书法--是最经典的茅龙笔书法  

  陈白沙的茅龙笔书法,在明代中国书坛独树一帜。他60岁以后,书法主要使用自己创制的茅龙笔,他60岁以后传世的书迹,亦绝大部分是茅龙笔所书写的。关于茅龙笔的特性,笔者采访了曾任江门市文联主席、擅用茅龙笔的著名书法家薛剑虹先生。他说,茅龙笔的特点是锋长而挺拔、粗悍,挥洒时可产生苍劲、峭拔、古朴雄奇的艺术效果。他认为,陈白沙晚年书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其使用茅龙笔是分不开的。

  慈元庙碑书于“弘治己未夏”,弘治己未即公元1499年,这是陈白沙去世的前一年。这时他已年逾七旬,其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人书俱老”的境界。陈白沙对茅龙笔的运用,经过10多年的实践,亦已达到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地步。于是挥洒茅龙“力疾书之”,动之以情,神往气随,心与笔应,一气呵成,给后世留下了这件不朽的茅龙笔书法作品。

  慈元庙碑书法远看之:字体纵横错落,布局浑然一体,有若罗汉列阵,气势雄伟;近观之:用笔矫健奔放,结字险劲峻峭,有如持戟将士,气宇轩昂。较之同是陈白沙手书的其它茅龙笔碑刻,无论在笔法、结字以及章法布局上都确实是更胜一筹,在岭南碑林中独树一帜。

  正是由于慈元庙碑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极高的书法鉴赏价值,故该碑在岭南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历来受到学术界和书法界的称颂。 (陈福树)
 

 陈白沙茅龙笔与《慈元庙碑》

作者:陈福树 2009/4/17 0:00:00 


【题 名】陈白沙茅龙笔与《慈元庙碑》 
【著 者】 陈福树  
【出 处】《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新会人,居白沙里,世称白沙先生,为明代著名理学家和书法家。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一是敢于突破时下日趋甜熟的书风;二是对传统的书写工具进行革新,创制出"茅龙笔"。陈白沙以其特有的"茅龙笔书"崛起于岭南,蜚声全国,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今值纪念陈白沙先生诞生五百六十周年之际,辑录一些与茅龙笔及其所书《慈元庙碑》有关的资料,续为小文以记之。 
    关于茅龙笔 
    关于茅龙笔的创制,有这样一个传说:白沙先生南归后退隐于圭峰山,筑茅舍就居讲学。一天,一位客人慕名而来请他写字,当时他身边没有大毛笔,于是急中生智,就地取材,束茅代笔,蘸墨挥洒,竟有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客人满意而去。自此,在进一步实践的基础上,白沙先生不断对茅笔的制作加以改进,使之更能得心应手。及至"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明张诩《白沙先生行状》语)。他自以"茅龙飞出右军窝"喻之,"白沙茅龙笔"就这样传开了。 
    据记载:"有伍君尚其人,其先祖伍光宇从游白沙得茅龙制法,递相传授。康熙年间,设捷元斋笔庄于新会县城大新街口。迄今历二百余年,笔为'先贤白沙茅龙',畅销远近。"茅龙笔的制阼就这样流传了下来,至今仍为各地一些书画家所喜用。 
    据《广东通志》记载:陈白沙"挥翰能作古人数家字"。又有传说他书法初学欧阳询、诸遂良,后习怀素草书,力追二王。但他学古而不泥古,到了晚年,能博采众家之长,开创自已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是陈白沙取得成就的主观因素。 
    白沙先生曾自论书法云:"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予之所以妙乎功也;得志不惊,厄州不忧,予之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予所以游于艺也。"这也就是他在书法实践中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茅龙笔的特点是锋长而挺拔、粗悍,因此挥洒时所产生的苍劲峭拔,古朴雄奇的艺术效果,是一般狼毫、羊毫所不能代替的。麦华三先生(现代书法家,已故)说:"白沙以茅龙之笔,写苍劲之字;以生涩医甜熟,以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岭表书风为之复振。"可见,陈白沙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茅龙笔分不开的。 
    关于《慈元庙碑》 
    陈白沙存世的茅龙笔书墨迹和碑刻均有不少,其中以《慈元庙碑》书刻俱精,堪称代表作。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白沙子"诸石刻皆亲视工为之。故慈元庙、浴日亭诸 
碑,粤人以为宝。"可见《慈元庙碑》向来为世所推崇。 
    《慈元庙碑》今树立于新会崖山慈元庙故址。崖山慈元庙故址为七百多年前南来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建立行都的地方。 
     宋亡后两百年,明成化12年(公元1476年)和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由陈白沙倡议先后兴建大忠祠和慈元庙于当年宋少帝行都故址之上。建大忠祠为表彰南宋力抗元兵,坚贞不屈的"三忠"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慈元庙为纪念以身殉国的宋少帝及杨太后。《慈元庙碑》亦为此而立,由陈白沙亲自撰文并以茅龙笔书写。 
    崖山慈元庙等建筑物于1943年为日寇所毁,仅存废墟。幸《慈元庙碑》等碑石免遭劫难,才得以重新树立。 
    《慈元庙碑》书于"弘治己未夏"(即公元1499年),这是陈白沙去世的前一年。这时他已年逾七旬,书法家到了这个年纪正是"人书俱老"的时候。尽管他当时得病小愈"尚未堪笔砚",然而"力疾书之",于是神往气随,心与笔应,一气呵成。给后世留下了这件茅龙笔书的巨作。 
    《慈元庙碑》高1.8米,宽1.05米。额书四字为行楷,字径9厘米;正文六百多字,跋文一百多字,行草兼之,字径3至5厘米。远看之,字体纵横错落,布局浑然一体,有若罗汉列阵,气势雄伟;近观之,用笔矫健奔放,结字险劲峻峭,个个如持戟将士,气宇轩昂。近代书法评论家以称其峭劲处似欧阳询,其轩昂处似李邕,其豪放处似怀素。""许陈白沙晚年的书风,在此碑中尤能体现。

附录:《慈元庙碑》碑文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责者,君臣是也。予少读《宋史》,惜宋之君臣,当其盛时,无精一学问以诚其身,无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时措莫知,虽有程明道兄弟不见用于时。迹其所为,高不过汉唐之间。仰视三代以前,师傅一尊而王业盛,畎亩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后,惜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臣,任之弗专,邪议得以间之。大志弱而易挠,大义隐而弗彰,量敌玩仇,国计日非,往往坐失机会,卒不能成恢复之功。至于善恶不分,用舍倒置,刑赏失当,怨愤生祸,和议成而兵益衰,岁币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气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则不复惜,为之掩卷而涕,不忍复观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刘文靖广之以诗曰:"王纲一紊国风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蓍龟万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恶于一言,决兴亡于万代,其天下国家治乱之符验欤?宋室播迁,慈元殿草创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陆丞相负少帝赴水死矣。元师退,张太傅复至崖山,遇慈元后问帝所在,恸哭曰:"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庙,以祀文相国、陆丞相、张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户部侍郎,前广东右布政华容刘公大厦行部至邑,与予泛舟崖门,吊慈元故址,始议立祠于大忠之上。邑着姓赵思仁请具土木,公许之。予赞其决,曰:"祠成,当为公记之。"未几,公去为都御史,修理黄河,委其事府通判顾君叔龙。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于有司,所以立大闲,愧颓俗,而辅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于祠中,使来者有所观感。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尚未堪笔砚,以有督府邓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东山作祠之意,久未闻于天下,力疾书之,愧其不能工也。南海病夫陈宪章识。

 《慈元庙碑》研究

欧济霖 2009/4/19 0:00:00 

 【题 名】《慈元庙碑》研究 
【著 者】欧济霖  
【出 处】《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六卷第二期  
 
一、《慈元庙碑》的价值

    明代大儒,白沙陈献章纪念宋亡殉国的杨太后而撰书的《慈元庙碑》,是一块很有历史文物与书法艺术价值的碑刻。当代宋史专家陈乐素教授生前评说:"此碑概括地记述了那段历史,字迹刚劲洒脱,实在难得。"①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这个论断,千百年来,脍灸人口,何也?读者认同也。而陈白沙的《慈元庙碑》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失为一篇具体而微的"过宋论"。 
    "宋之君臣,当其盛时,无精一学问以诚其身;无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时措莫知。虽有程明道兄弟,不见用于时。……南渡之后,惜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臣,任之弗专,邪议得以间之。大志弱而易挠,大义隐而弗彰;量敌玩仇,国计日非。往往坐失机会,卒不能成恢复之功。……善恶不分,用舍倒置,刑赏失当,怨愤生祸,和议成而兵益衰;岁币多而民愈困。"陈白沙《慈元庙碑》对宋亡这段论述,有别于一般史评单纯地或过份地强调蒙(元)崛起入侵的外部原因,而着重剖析内因,对宋室"自腐",直指无遗。并分阶段论述其盛时、衰时致腐的因素。其考察问题的方法是合理的,结论是中肯的。《慈元庙碑》在历史文献中无疑是一篇诤评。 
    研究碑文,可以看出立碑目的,不仅仅是纪念杨太后,而是通过这件事以达到"立大闲,愧颓俗,而辅名教"更深一层的意向。毕生以教化人民为己任的陈白沙,坚持什么,打击什么,倡导什么,在此言简意赅地和盘托出。 
    白沙以书法造诣精深见著,贵在敢于创新而又善于创新。他不落前人窠臼,因山居苦无笔,乃束茅为书,号"茅龙"。他挥舞茅龙,得心应手,遒劲峻峭,古朴雄奇,另辟蹊径,蔚然成家。一扫宋、元后期挥毫中娇柔萎靡之风,而令世人耳目一新。 
    明弘治己未年(1499年),即白沙逝世前一年书《慈元庙碑》。此时,他首创的行草兼备的白沙体茅龙书法已达炉火纯青境界。字迹苍劲雄浑,枯润有致,纵横错落,浑然一体,在碑林中独树一帜,因被誉为岭南第一碑。 
    碑高1.8米,阔1.05米,凡600余言,立祠中。1943年,慈元庙毁于日寇,碑幸存无缺,今置于新会崖山慈元庙故址。 
    研究《慈元庙碑》,对其标点与译白,乃必由之路。今不揣浅陋,以一得之愚仅录后。

 二、《慈元庙碑》标点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责者,君臣是也。予少读《宋史》,惜宋之君臣,当其盛时,无精一学问以诚其身,无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时措莫知。虽有程明道兄弟,不见用于时。迹其所为,高不过汉--唐之间。仰视三代以前,师傅一尊而王业盛,畎亩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 
    南渡之后,惜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臣,任之弗专,邪议得以间之。大志弱而易挠;大义隐而弗彰;量敌玩仇;国计日非。往往坐失机会,卒不能成恢复之功。至于善恶不分,用舍倒置;刑赏失当,怨愤生祸;和议成而兵益衰;岁币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气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则不复惜,为之掩卷出涕,不忍复观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刘文靖广之以诗曰:"王纲一紊国风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蓍龟万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恶于一言;决兴亡于万代。其天下国家治乱之符验欤? 
    宋室播迁,慈元殿草创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陆丞相负少帝赴水死矣。元师退,张太傅复至崖山,遇慈元后问帝所在。恸哭曰:"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庙,以祀文相国、陆丞相、张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户部侍郎、前广东右布政,华容刘公大厦行部至邑,与予泛舟崖门,吊"慈元"故址,始议立祠于"大忠"之上。邑著姓赵思仁请具土木,公许之,予赞其决,曰:"祠成,当为公记之。"未几,公去为都御史,修理黄河,委其事府通判顾君叔龙。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于有司。所以立大闲,愧颓俗,而辅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于祠中,使来者有所观感。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尚未堪笔砚。以有督府邓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东山作祠之意久未闻于天下;力疾书之。愧其不能工也。 
    南海病夫陈献章识

    三、《慈元庙碑》译白

    社会风气的好坏,要承担责任的人是君主和臣属。我少年时阅读过《宋史》,痛惜宋朝的君臣们,在兴盛的时侯,没有精粹纯一的学问来修身立诚,没有用前代圣王的政教来革新社会,转变国风民俗这一根本国策确立不起来,又不懂得因应时势而采取正确措施。当时虽然有程顥、程颐兄弟这样的人才,却没有被重用。考究那时的治国措施,对其政绩最高评价也不会超过汉末至唐初那段历史时期。②如果往上看看三代以前那些尊崇师道而使王业昌盛,延聘隐居贤者而使世道亨通的君臣,就更无法相比了。 
    (宋高宗)渡江偏安以后,可惜那些皇上都不是匡治乱世能拨乱反正的天子,虽有治国的能臣,却没有充分信任他们,以使邪恶的谤讪得以乘隙挑拨离间。主上的大志软弱而且容易动摇,正义行动受压抑而不为人所知,对敌人一味求和而不抵抗,国家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常常因观望等待而丧失了时机,恢弘国力、收复失地、解民倒悬的打算终于失败。后来更发展到好歹不分、应兴应革的人和事颠倒处理;刑罚和奖赏不得当,引发了某些怨恨、愤懑,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与敌人达成了和谈协议,军事和士气却更衰落;每年的开支和向敌人献纳的钱币越多,人民更加穷困。好象久病的人,只能维持微弱的呼吸罢了。这种情况延续到宋度宗之世,则每况愈下,再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了。唯有掩上书卷,为宋的覆亡流泪,不忍再读下去。孔子说过:"人能自立于世,靠的是正直、有骨气。不正直、没有骨气的人虽然也能生存,但只不过是侥幸苟活"吧了。"刘文靖作诗申说孔子这一论断,大意是:朝廷纲纪紊乱,国家的风气就走下坡。人的正直之道变了样,邪恶之道就乘机侵蚀。人生即正直这句话应很好玩味,决定历史盛衰的关键,就在人们是否有正直之心。孔子这个论断讲得多么好啊!一句话就可以分清善恶,就可以决定历代的兴亡。这不就是检验国家治乱最有效的标准么? 
    宋室流离迁徙,奉侍慈元后的宫殿初建于我县崖山。宋朝覆亡那一天,陆丞相(秀夫)背着少帝(赵昺)跳海死了。元朝的军队转移后,张太傅(世杰)再回到崖山,遇到慈元后,她问少帝的下落。知情后极度伤心地哭着说:"我挣扎着不死,辗转跋涉万里崎岖路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赵姓王室剩下的这块骨肉罢了。如今绝望了。"便投水死。多么令人哀痛啊!近来崖山建了大忠祠,是用来拜祭文天祥相国,陆秀夫丞相和张世杰太傅的。弘治辛亥年(明孝宗四年即1491年)冬季十月,现任户部侍郎、前广东右布政华容人刘公大厦出巡来到县里,和我一起乘船游览崖门,凭吊慈元殿旧址,初步商量在大忠祠上方修建慈元庙。县里的望族赵思仁请求备办建筑材料和营造事宜,刘公准许了他,我赞赏这一决定,对刘公说:"慈元庙建成,一定为您写个碑记。"不久,刘公调任都御史,去修理黄河,把这件事委托府里的通判顾叔龙主理。甲寅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即1494年)冬,慈元庙建成了。这项工程,一下子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无需有关官员节制、指挥。能出现这样好局面是因为这是一件关系到树立民族气节风范、使颓风败俗无地自容、引导人们趋向正名定分的礼教的大事,人心所向,不由得我们不干。把以上感人事迹在庙中立碑镌刻下来,让后来的人们看后有所感动。弘治己未年(明孝宗十二年即1499年)夏天,我的病情稍为好些,本来还未能写字,只因为督府邓先生指派,又想到慈元后的孤魂游离无所依归,而东山先生为慈元后兴造祠庙的心意长久还未公布于世。于是勉力疾书,惭愧没能写得精妙。 
    粤海之涯病夫陈献章记 
注: 
①谭河:《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载《成才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高不过汉唐之间"可作两种理解: 
1)自汉初至唐末。但汉有高祖、文帝的恢弘与仁政,有光武中兴;唐有贞观之治。与上文论末之政绩"惜宋之君臣,当其盛时……化本不立,时措莫知。"有矛盾。
2)自汉末至唐初。(即自200--618年)约400年间,包括三国、魏、晋、宋、齐、梁、陈、隋各朝的一段交替更迭变迁很大的历史时期,其时政绩和宋朝初期大致相比而与原碑上下文较合。笔者采此。

低劣的“铭功碑”《平崖山记》
 
2008-2-12 14:36:46  江门日报 

宋元崖门海战后,张弘范磨崖刻石“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将崖门奇石变为他的“纪功石”,700年来受世人唾骂。而另一个元朝高官、广东宣慰使司同知白佐撰写了《平崖山记》,以为铭功,此事及该“铭功碑”文却较少有人知道或提到,该碑文除了新会地方志有录外,其它文献典籍似未见收入。为让更多人能从全方位去了解宋元崖门海战,现从清道光《新会县志》中抄录,并加以标点:

至元十一年,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伯颜,统天兵南伐,取临安,降幼主,平定江淮,惟彼臣陈宜中、张世杰拥二王逃于海岛。昰立位早卒。次昺继立仅数月,皇帝诏镇国上将军张宏[弘]范、镇国上将军李恒,开蒙古汉军都元帅府,叶力征收。张公控舟率武骑,沿海而南取漳、潮、惠诸郡,遂获彼相文天祥,知昰帝所在,自潮阳登舟下海;李公提兵度岭,复广州。越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会师崖山,围昺王,绝其薪水,遏其逃路。张攻其前,李截其后。潮落,李先进战;潮上,张复进攻,更迭战攻,身先士卒。炮轰如雷,矢下如雨,龙骇鱼惊,蛟奔鲸遁。不四三时,彼军大败,其宋主昺及扈从文武官属、舟师器械,俱没于水,即获其玺。世杰走,宣慰司遣舟师困之南恩海陵山平章港,五月四日遭飓风,舟溺,殆天亡之也。是时,威声震于海外,凯歌腾于穷崖,甚盛举也。是年春,湖南行省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进师雷阳,收复琼、崖、儋、万。继时而镇国上将军、都元帅、广东道宣慰使帖木儿不花,骠骑卫上将军、宣慰使梁雄飞赞助军次,慰安人民,黄童白叟,举手加额而相告。曰,一战肃清海外,自今至始,共享有生之乐,复见太平之盛,南北一家,振古未有,请书其事,以记其石。从而为之,歌曰:洪惟大元,恢拓万方,尘翳迅扫,鲸波不扬。崖山苍苍,崖水汤汤,丰功硕德,与山俱高,与水俱长。刻诸坚珉,以示不忘,垂之于后,于国有光。

 此文现不见有石碑留下,但从文末“刻诸坚珉,以示不忘”之句来分析,“珉”(mín)是像玉的石头,可知当时已为碑碣。文后未录落款时间,但从所记述内容看,成文应在元至元十六年即宋祥兴二年(1279)五月初四日张世杰遇台风死后,也即张弘范、李恒的大部队于三月十三日离开崖山北上,广东道宣慰使司负责消灭海战留下的南宋残余武装,扫尾结束后。

  《平崖山记》为元军,为元丞相伯颜、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副帅李恒、广东道宣慰使帖木儿不花等歌功颂德,夸耀战功,美化战争,将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惨烈的海战描绘得如此轻松写意,不见了元军的杀戮,不见了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也不见了浮尸十万、“流尸漂血”(文天祥诗语)的残酷,反写成“黄童白叟,举手加额而相告。”明明是他们自己要纪功,却要写成人民安享盛世,“请书其事,以记其石”。白佐当时的官职“宣慰使司同知”为从三品地方官,元朝在全国六个道各设一个宣慰司,首长为宣慰使,其次为同知。查《元史》,白佐后还任宣慰都元帅。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观点。

  《平崖山记》用了汉语歌赋形式,“流水账”式概述了整个战争的过程,但史实多有不确。元世祖下诏攻宋、任伯颜为帅确是在元至元十一年(1274),但“取临安,降幼主”是两年后即至元十三年(1276),诏张弘范、李恒开都元帅府则在元至元十五年(1278),此记交代年份极不清楚。关于张弘范到达崖山时间,《元史》、《文信国集杜诗》、明万历《新会县志》记辛酉日,即十三日,又有文天祥的七律诗《正月十三日》可证,但也有如《宋史》说壬戌日,即十四;而李恒是十六日下船、廿二日才到达崖山的,说“正月十四日,会师崖山”则时间不合。又如最后二月初六的大决战不记日期,读起来也像是正月十四。再如“舟师器械,俱没于水”很不客观,难以叫人信服,宋军参战一千多艘战船,《经世大典》、《元史》、《宋史纪事本末》等众多历史文献都说焚溺之余,张弘范掠走了八百,另张世杰率16艘突围出去了,并非全数沉没于水。

  元朝统一中国,结束分割,促进民族和合,在中国历史上有其深远的意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铭功碑”将光环挂在几个元将身上,极尽夸张,说“崖山苍苍,崖水汤汤(音商shang,形容水流大而急),丰功硕德,与山俱高,与水俱长”,厚颜无耻,令后人无法忍受。明万历《新会县志》指出:“不知与崖山争高,与'崖’水争长者,惟张陆诸公在,足垂光千古。”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历来崇尚忠义气节,历史证明,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为代表的南宋臣民,拼死抵抗外族入侵,是他们的精神名垂千古,与崖山争高,与崖水争长,而“铭功碑”的立场和观点为世所不容,所以,这样的“铭功碑”不见于世传,足见其低劣。

  在崖山碑刻中,陈献章的《慈元庙碑》除了闻名的茅龙笔书法独创一格外,公认文笔上乘,誉为岭南第一碑。它落笔洒脱,流水行云,不仅纪念殉国的南宋杨太后,还对宋朝之亡作了精辟的论述,评点历史,教化人民,立碑目的显彰,足见大家风范,实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拿光彩四溢的《慈元庙碑》与低劣的“铭功碑”文《平崖山记》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 林福杰
 
《江门日报》2008-2-12日 A4版

元灭南宋的最后一战 《平崖山记》

 元灭南宋的最后一战 《平崖山记》 发布时间: 2010-09-05 22:23

 平崖山记

   至元十一年,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伯颜,统天兵南伐,取临安,降幼主,平定江淮,惟彼臣陈宜中、张世杰拥二王逃于海岛。昰立位早卒。次昺继立仅数月,皇帝诏镇国上将军张宏[弘]范、镇国上将军李恒,开蒙古汉军都元帅府,叶力征收。张公控舟率武骑,沿海而南取漳、潮、惠诸郡,遂获彼相文天祥,知昰帝所在,自潮阳登舟下海;李公提兵度岭,复广州。越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会师崖山,围昺王,绝其薪水,遏其逃路。张攻其前,李截其后。潮落,李先进战;潮上,张复进攻,更迭战攻,身先士卒。炮轰如雷,矢下如雨,龙骇鱼惊,蛟奔鲸遁。不四三时,彼军大败,其宋主昺及扈从文武官属、舟师器械,俱没于水,即获其玺。世杰走,宣慰司遣舟师困之南恩海陵山平章港,五月四日遭飓风,舟溺,殆天亡之也。是时,威声震于海外,凯歌腾于穷崖,甚盛举也。是年春,湖南行省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进师雷阳,收复琼、崖、儋、万。继时而镇国上将军、都元帅、广东道宣慰使帖木儿不花,骠骑卫上将军、宣慰使梁雄飞赞助军次,慰安人民,黄童白叟,举手加额而相告。曰,一战肃清海外,自今至始,共享有生之乐,复见太平之盛,南北一家,振古未有,请书其事,以记其石。从而为之,歌曰:洪惟大元,恢拓万方,尘翳迅扫,鲸波不扬。崖山苍苍,崖水汤汤,丰功硕德,与山俱高,与水俱长。刻诸坚珉,以示不忘,垂之于后,于国有光。


     资料来源:摘自江门日报,蒙古文化论坛发表于2008-2-12

  慈元庙的历史变迁

  (2009-06-06 10:46:14)转载标签:

国母太后陈白沙崖山文化 分类: 南粤赵氏 

  慈元庙,又名全节庙,乡人称国母庙,解放后改名崖山祠,乡人又称国母祠。慈元庙是明朝时期根据历史和传说修建的南宋古迹,占地121.5亩。它位于江门新会区南38公里,古井镇官冲乡的崖山山麓。该古迹屡建屡毁,屡废屡修。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戊寅虎年六月二十三日,陆秀夫、张世杰、苏刘义等护送南宋少帝趙昺驻跸新会崖山,在此建立大本营,抗击元蒙侵略者,各地勤王兵马闻讯,亦纷纷云集崖门。张世杰带领士兵,大兴土木,建军屋3000多座、行营30余间,正殿名曰“慈元殿”,是崖山行营的中心殿宇,为少帝趙昺和杨太后听政议事的地方。慈元殿和崖山行宫,毁于1279年初的宋、元战火。89年后,元朝灭亡,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又过了100年,新会白沙乡出了一位名人,先生姓陈,名献章,字公甫,号白沙。

  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已丑牛年,翰林院检讨、著名理学家陈白沙先生倡议,在当年南宋行都遗址上兴建大忠祠,以表彰临危受命、力抗元寇、坚贞不屈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大忠臣。广东佥事陶鲁(自强)上奏朝廷获准,乃于慈元殿遗址左侧(东南侧)相地兴建大忠祠,“成化十三年(1477年)崖山大忠祠成。”公甫题其额曰“大忠”。并写了一副大忠祠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仿诸公”。相传大忠祠建成后,有一晚陈白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全身素白的妇人,站在大忠祠门前,仪态端庄,语带悲凄地对他说:“孤家万里关山至此,原求保全宋室。如今落得飘泊无依,先生可否一助?”陈白沙一听,知是杨太后,连忙下跪,正想启奏,那妇人就不见了。从此,陈白沙先生对杨太后托梦之事,长年耿记不忘。

   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辛亥猪年,广东右布政司刘大夏来新会,陈白沙陪他游崖山。举目看见南宋行宫的残垣断壁,两人的对话就悲怆起来。陈白沙想起太后“托梦”之事,便向刘布政呈上一首七律。诗云:“海上一陵何处封,刘翁今日问陈翁。天翻地覆诸王逝,草死崖枯十月风。慷慨尚余精英在,依稀犹作梦魂通。江山指点真还我,栋宇商量果待公。”刘大夏听毕,满口答应奏请兴建慈元殿。获准后,又得到了新会三江乡绅,宋太宗十七世孙趙思仁捐出巨资助建慈元庙。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甲寅虎年冬,慈元庙古迹竣工,共有正殿三进、东西厢各三座,共九间。前殿上悬一匾,书“慈元庙”,中殿上悬一匾,书“慈元殿”,殿内供“故宋景炎太后杨氏神位”,前殿和中殿之间立一石牌坊(欞星门),后殿为寝宫。弘治皇帝同上诏,令广东“转属支给官钱,如古帝王仪制,县令率属官拜祭”。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已未羊年,已经71岁高龄的陈白沙先生,以其独创的茅龙书法撰写并监刻了6000余字的《慈元庙碑》,以记其事。此碑被历代史学家和书法家誉为“岭南第一碑”。虽几度荒毁,现已修复,陈列于望崖楼古碑廊内。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崖山时曾在此碑前驻足良久,逐字观看。

   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庚申猴年,广东佥事徐朝文(名紘)奏请,祭事如国家祀典,弘治帝诏令“祀典如祀历代帝王”,同时令地方有司,设立祭田二顷,每年春秋两祭,奉行不替。由滘头、三江、霞路、南门四大房,轮流筹办祭品,协理祭事。当时,滘头、三江、南门等处,均要坐船才能到达崖山,所有渡口一律免费。

    弘治皇帝还赐了一块匾额“全节”,于是“慈元庙”遂改名为“全节庙”。明世宗嘉靖廿一年(1542年)壬寅虎年,顺德进士、广州知府趙善鸿条呈上奏,重修慈元庙(因1530年巡按御史李美惧于会城北圭峰山另建祠庙祭祀,致使原庙荒废)。

    明世宗嘉靖廿二年(1543年)癸卯兔年,新会知县何廷仁应邑人倡议,把义士祠(坛式)建于慈元殿右侧(西北侧)。

    清康熙元年(1662年)壬寅虎年,清政府发布迁海移界令,把沿海居民全部迁往内陆。慈元庙因此荒废了72年。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癸丑牛年,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朝廷下诣重修全节庙,抚院拨金千余,7月13日上梁,11月竣工,且增添了头门一座,祭祀礼仪同帝王。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辛亥猪年,趙氏宗亲又重修全节庙,义士祠由坛式改为庙式。至此,慈元庙的规模格局基本定型。

    民国后,官祭改为民祭,分别由滘头、三江、霞路、南门、浮石、慈溪、鹅溪、碧江八大房,轮流负责筹办祭品,主理祭事。民国廿六年(1937年)丁丑牛年,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曾坐炮舰,大张旗鼓前往崖山全节庙祭祀。民国卅二年(1943年)癸未羊年,慈元庙毁于日军侵占江、会战火,古迹变为废墟。

    1958年和1959年,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先后到新会视察,对崖山历史文物极为重视和关注。董必武副主席写下《游崖门》诗:“渔村奇石已无碑,国母官冲旧有祠。往事海天何处问,随潮上下只鸥知。”郭沫若也写有“远望崖山气势雄,一天云海肃晨风”;陶铸写有“太息崖门葬烈魂,遗碑不见吊何言?”怀古之心,跃然纸上。周总理回到北京后,专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崖山古迹的情况,毛主席听后心潮澎湃,立即挥笔写下了文天祥的《过伶汀洋》诗。新会县政府极为重视对崖山古迹的保护工作,先后于1956年、59年、79年、82年,多次拨款维修慈元庙,并改名为崖山祠,在崖山山顶上新建了一座园亭,名“望崖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人民在崖山祠周围山坡遍植蟠龙山桔。

    1983年春,香港趙族宗亲总会捐赠25万元港币重修深圳宋少帝陵。新会县闻讯后,立即成立了“慈元庙故址文物保护区委员会”,副县长彭陵兼主任,下联十四个部门为委员。约请香港趙族宗亲总会首长前往珠海,共商修复慈元庙事宜。香港趙族宗亲总会先捐出筹建深圳帝昺皇陵之余款港币五万元。1990年,香港趙族宗亲总会联同香港龙冈亲义总会应邀作江门、新会游,欢宴席上,筹得港币十余万,回香港后,又筹得数万,前后共捐资26万港元,对古迹进行大规模重修扩建。趙宋皇族后裔,对慈元庙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5年,在故址上按原貌重建大修的慈元庙全面竣工。新建的殿宇,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十分壮观。古迹占地约122亩。从低往高处看,古迹分六个层次:首先是大门,从大门两侧展开,四面建有围墙,利用左右两边围墙,建有诗碑廊。第二是前殿,殿门横额书“崖山祠”,门联云:“一代兴亡史,千秋节概风”;前殿左右两厢,一为海战沙盘,一为海战画卷展览。第三是石牌坊即欞星门。第四是正殿,殿门横额书“慈元殿”,门联云:“一代忠臣同死节,万年日月共争光”,正殿内供奉“故宋景炎太后杨氏神位”,正殿两厢一为三忠祠,一为义士祠,还建有天地正气亭。第五是寝宫,其对联云:“海枯石烂纲常不朽,荔香蕉黄人俎豆长馨。”第六是望崖楼,原来被日寇打碎的碑石、碑文,经过仔细加工,复原了11方,重立于右廊。其中几面宝贵的碑石,就放在望崖楼上,如《慈元庙碑》,砚石质,碑高1.95米,宽1.7米,乃陈白沙用茅龙笔行书书写;文天祥之《正气歌碑》,砚石质,碑高1.94米,宽1.17米,蝌蚪篆书,乃岭南唯一古篆文碑刻。崖山祠成为凭吊南宋古战场和缅怀忠烈的场所,当地政府在此设立崖山史迹陈列馆,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解放后,每年农历九月十四日,都有传统的祭国母活动。

    2004年,新会圭峰山旅游公司出资买地700多亩,在崖山祠山后扩建旅游点,2005年,首期工程旅游区新入口宋式城楼及城墙破土动工,完工后的宋式城门入口被改装成“沉船式”入口,崖山祠古迹区也被改名为“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2007年,每年祭祀国母的传统活动,也被改名为“国母诞”活动。笔者有诗二首,怀古忆昔,祀祖颂忠:

  辰子岁孟夏辛未日

崖山国母祠祭祀诗

(一)

慈祥世上母当先,元兴万代女为贤。

殿堂森森凝忠义,烛火融融聚众仙。

(二)

天水涿州旌,犀牛望月灵;双龙潭现世,陈桥驿定鼎。

南北各九帝,神仙数理清;兄弟互九主,天意示公平。

粤海波涛涌,崖山风雨鸣;兴亡百战殆,忠孝显光荣。

义士勤王勇,三忠护帝诚;群臣共报国,太后尽节贞。

汴杭闽粤徙,祖高端昺冥;苍海桑田变,功绩照汗青。

行宫建殿宇,裔孙齐祭灵;四八峥嵘史,宋赵永昭铭。

 

  说明:引自《中华趙姓文史联研<南粤>》(创刊号)。

(作者:趙国清,宋太宗第31世裔孙、阳江新洲北桂房永昌堂)。

 陈白沙生平贡献

  白沙先生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出生于广东新会,后迁江门白沙村,又被称为陈白沙。20岁应乡试中举人,之后两次赴京参加会试落选,27岁师从江西学者吴与弼,55岁时始以荐举官授“翰林院检讨”,旋以奉母终养告归,返白沙乡居碧玉楼读书讲学,此后终身不仕。逝世后于明万历十三年诏命从祀于孔庙,与历代圣贤位列于孔庙之中,据考广东省历史人物之中,能从祀于孔庙的,只有白沙先生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之誉。 
  哲学:陈白沙认为程朱“格物致知”和“泛观博览”等一套求知和修行方法繁琐、僵化,奉行“宗自然”、“贵自得”和“静坐澄心,从中悟道”的方法,反对人云亦云,食古不化,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其学说在当时自成一家。自白沙学说出现,明代理学“始入精微”,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明代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遗著被编为《陈献章集》。 
  诗歌:白沙诗格清高,雅淡清洒,常好以诗论道,诗句之中,多涵哲理,故有“白沙诗语如禅语”之誊。诗句平易近人,不事雕饰而直抒胸臆。“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等诗作在明诗中别具特色。 
  书画:白沙工书善画,尤擅画梅。其书法植骨于欧阳询,又参以米苏之势,自成一体。早岁作书,皆用毛笔,最擅草书,晚年喜用茅草捆扎制成的“茅龙笔”,下笔挺健雄奇,一洗元代以来柔弱萎靡的书风,第一个奠定了广东书法在全国的地位,代表作有《自书诗卷》、《种蓖麻诗卷》。

  陈白沙的书法数百年来独步书坛,继者不绝,甚至比他的儒学成就还要出名。在今年年初广州举办的“广东省历代书法展”上展出的陈白沙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种蓖麻诗卷》轰动一时。据专家介绍,由汉代到元代,广东传存下来的作品绝少,也没有出现过具有全国影响的书家。到了明清时期,第一位使广东书法获得全国认可的便是陈白沙。他独创“茅龙笔”,即以茅草捆扎制作成笔使用,作字雄浑挺劲,“以生涩医甜熟,以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岭表书风为之复振。”他提倡的“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的书写原则,被后人尊为金科玉律。

  白沙祠东面的展览中心保存了陈白沙的大量墨宝拓片,还有他生前使用过的名为“沧海龙吟”的古琴,以及碧玉圭、砚田等。这里还展出了数管后人仿造的一尺来长的“茅龙笔”。听梁馆长介绍,“茅龙笔”现在新会等地还有生产,而且需求量还不少,在市面上的售价一支可达100多元。

  在陈白沙纪念馆不远处的白沙公园中还有一处书画长廊,廊壁嵌有40多块后人题写的白沙诗文石碑。与长廊相邻的,有当地按照陈白沙会晤嘉宾之旧址重修的“嘉会楼”,是品茶纳凉的绝好去处。

 
岭南文化—碑碣艺术

—明新会慈元庙碑

 2008年01月24日11:46 (来源:中华五千年)

   明新会慈元庙碑位于新会市古井镇官冲慈元庙内,碑高1.95米、宽1.08米。碑文是陈献章晚年为慈元殿落成而撰并书,额为正楷,文行书,用自创茅龙笔写成。全文记载兴建慈元庙的经过。碑文后由陈白沙弟子增城人湛雨(字若水)题跋,记述竖此碑之因由。正文共599字,落款:“南海病夫陈献章识”。跋共115字,落款:“门人增城湛雨跋”,碑文书写刻工精致。

  慈元殿外原有大忠祠、义士祠;明弘治四年(1491年)一并重建,历经四年建成。弘治十二年夏竖此慈元庙碑于殿前。明董淳撰《崖山志》辑录此碑全文。

  1979年新会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茅龙笔


    茅龙笔是著名地方土特产,雅名传四海,美誉满书坛。外地游客买来纪念,陈设增加文化气氛;书画家买来挥毫,创出风味独特的作品。毛笔可用羊、狼、兔、鸡、鹅等动物毛和荻、竹、木、葵、棕等植物做成,但用茅草做笔,有它的独特之处。  

    茅龙笔的发明──为寻求书艺突破  

    茅龙笔用新会圭峰山茅草制成,这是明代广东大儒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的发明。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茅笔”条载:“白沙喜用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作字多朴野之致。”圭峰即今圭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气候温和湿润,生长的茅草适宜制笔。采摘这种茅草扎笔,美名“茅龙笔”,陈白沙还给了个拟人化的名字——“茅君”。他诗中有“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工……长揖谢茅君,安静以待终”(《病中写怀寄李九渊》)、“茅龙飞出右军窝”(《答蒋方伯》)之句。  

    茅龙笔是怎样创造的呢?一说是陈白沙在圭峰山讲学,“山居苦无笔”,而圭峰多茅草,就地取材扎成笔。另一说茅根入中草药,有清热之功,白沙在煲药后,发现药渣中的茅根已松化,纤维柔顺,有了用茅草制笔的创意。再一说是白沙村人有割茅草扎扫帚的习惯,陈献章见小孩用“茅扫”在地上写划大字,受到了启发。还有一说是陈白沙见苏轼(东坡)诗文提到岭南无靓笔,于是下决心研制出来。以上说法都见诸报刊文章。  

    这些故事虽然美丽,但真正促使陈白沙的发明,是他的创新精神和对书艺发展的不倦追求。其时,书法艺术经历晋、隋、唐、宋全盛,到达绝顶,书家要有所突破,必须探索前人未有的方法,其中用新材料写字是一条创新路子,不同材料的笔可产生不同的书法风格,但最终能成功者凤毛麟角。相传王羲之的《兰亭序》就用鼠须笔写出的。白沙先生富于创新精神,在儒家学说方面已突破了程朱学说,创造了心学学说;在书法方面,同样追求出新,在晚年书法功底非常厚实的基础上,摸索书法新材料,发明了茅龙笔及其书法艺术,取得了很大成功,振动书界,影响至今。  

    白沙经典作品──确立茅龙地位  

    陈白沙发明并使用茅龙笔是晚年的事,较早出现茅龙笔(“茅君”)字眼的是上面已提到的五古诗《病中写怀寄李九渊》,其时50岁,现留下的墨宝则更晚一些。白沙书法源自欧、颜,以草书为最具特色。其草书雄劲崛强,用笔随意挥洒,于厚重中见生辣。能将欧的结构,颜的用笔,米的气势,参为己用,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他晚年的书法已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茅龙书”,又称“白沙书”,更是“奇气千万丈”(《广东新语》),“笔势虽驻神犹在”,一洗元代以来柔弱萎靡的书风。他的学生张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说:“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现代书法家麦华三教授论茅龙笔书法:“以生涩医甜熟,以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一新,使明代书法为之改观,岭表书风为之复振。”  

    白沙先生在弘治辛亥年(1491)64岁时用茅龙笔写下《书法》一短文,谈了心得体会:  

    “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  

    陈献章现留下来的茅龙笔书法作品约20多件,但都堪称茅龙笔的经典作品。根据掌握的资料,以下的几件作品可作为其代表作,由于它们的流传,确立了茅龙笔及其书法的艺术地位。  
陈白沙手书碑刻
    一、《慈元庙碑》。高1.8米,宽1.05米,行草。明弘治十二年(1499)夏书,时年72岁,即去世前一年。上石时,他亲临视刻工。书艺极高,刻工精细,被誉为岭南第一碑。现藏于新会崖山祠内。  

    二、《种萆麻》诗。纸本手卷,高25厘米,横426.3厘米,草书。有人评论是他草书的代表作,而且他这样的长卷作品少见。据说由上海一私人收藏。  

    三、《“忍”字赞》木刻。行草。于明弘治十年(1497)夏五月书,时年70岁。下款“石翁”即白沙晚年的号。江门市陈白沙纪念馆收藏。  

    四、《肇庆城隍庙记》碑。高1.5 米,宽0.9米,行书。明弘治七年(1494),时年67岁,学生陈冕请他到肇庆,应邀而作。白沙传世作品以草书为多,此楷行书字体殊属珍贵。现藏在肇庆七星岩石室岩洞内。  

    五、《敬义》碑。高1.55米,宽1.02米,双面碑,正面刻“敬义”二字,背面刻“圣喻……”。成化十七年54岁时书,是早期茅龙笔作品。现藏于新会博物馆内。  

    陈献章茅龙书法的其它作品,所知有《浴日亭》、《雨中偶得》(手卷)、《训词》(册页16张)等;笔者手头有影印件的:《木犀花重赠》、《送茅龙》、《读评诗文三首》、《白沙先生父母合葬墓碑》、《赠袁晖》,以及一些未冠名的手迹,如“子庸信宿白沙……”、“独立无朋……”、“月到天心处……”、“种树须择地……”等。  

    假如没有上述经典作品,就没有陈白沙茅龙笔书法艺术可言,也就没有茅龙笔的存在价值,更不会有茅龙笔工艺的流传后世。  

    新会制笔工艺──五百年源远流长  

    茅龙笔及其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仿效者众”。日本人喜欢单字书法作品,如“忍”、“武”、“道”、“义”、“勇”等字,茅龙笔书法在一字中能有多种变化,因此也受日本人青睐。  

    新会是茅龙笔的故乡,500年来一直都有生产,销全国各地,并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康熙年间(1662-1722)有专制茅龙笔的店铺,其中有伍氏办的“捷元斋笔庄”,二百余年后迁香港为“捷元笔庄”,称先世伍云(光宇)是白沙弟子,“得茅龙制法递相传授”。经分析,这是商家宣传手法的成份居多,因为白沙44岁时伍云去世,而茅龙笔是白沙晚年才创制并完善的。至清末,茅龙笔工艺仍有保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新会乡土志》载:“白茅,生于山坑中,明陈献章采以制笔,今犹效之。”抗战前,新会制笔的店铺很多,今惠民西路就比较集中,路名称“做笔街”或“笔街”。抗战期间民不聊生,制笔业凋零。到建国后,茅龙笔的制作及其书法艺术一度中断。至“文革”后,得以复兴,并进一步发展。  

    茅龙笔制作主要原料是圭峰山上的白茅,以岩石上生长的为最佳,以秋天采摘为适时。那里有两种茅草,一种是有花开的、高大的,可作燃料,另一种无花开的才是制笔用草,也是搭茅棚草料。按理,扁形纤维制笔容易折断,这种茅草拆分来看是扁形纤维,但再细拆分又是圆形纤维。用它制出的笔柔软且富有弹性,吸墨性能好。写出的笔划感觉很硬,但笔锋是柔软的;写出的飞白生动,但它是蘸饱墨汁来写的,而普通毛笔要干笔才能做到;写出的字有骨有肉,有刚阳之气,笨拙中出奇巧,而其它笔则效果不同。  

    制笔的关键是选草。有人理解“茅心”是中间新长出的、未散开的新叶,但制笔的实践证明它太嫩、瓤多,不是最好材料。所谓“茅心”,实际上是靠近根部20厘米长的那一段草胆并除去脚叶。采摘后晒干,再用木棰轻轻敲烂,除去糖份便于吸墨。之后,放置干燥处存放隔年(最好两年)。又用蚬灰浸透腌制,晾干后扎成整支笔,无需加竹、木制的笔管,也无需掺入黄麻之类。制作并不复杂,工艺差别不大,但制作要求高,有秘诀。  

    目前,除新会多家生产茅龙笔外,江门、广州等地也有人制作,但质量参差。外省也有类似的制作。《书法报》载,某省一位青年采用当地茅羽草制成“茅羽笔”,与茅龙笔相似,并在当地申请专利,召开新闻发布会,又请名家试笔。  

    复兴与发展──艺苑奇葩长开  

    近30年来,新会非常重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茅龙笔由复兴到发展,得到了发扬光大。  

    “文革”后,在国家外事活动中,日本友人提到建国前曾托人买过茅龙笔的事。省里知道后,于1978年给了新会县恢复生产茅龙笔的任务,并划拨3万元经费。新会美术工艺厂具体组织李旋等人试制成功,媒体作了报道。由于批量生产涉及选草、技术处理、销路等问题,仅制作了3个月就告一段落。之后,有多人先后投入试制,在摸索中有成功、有失败,有的最终实现商品化生产,还提供政府外事和单位送礼作地方土特产之用。  

    茅龙笔的恢复,书画界为之兴奋。赖少其试笔称赞,吴作人、麦华三等题签,关山月、赵少昂、黄笃维、朱屺瞻、欧广勇、陈景舒、李曲斋等一批著名书画家应用。但恢复产品初期也出过笑话。据一位老画家回忆,当时赠送给来新会作画的一批书画家,听说回去后不能应用,开玩笑说让女画家拿去洗锅。但新会恢复茅龙笔工艺是最终成功了。那位老画家说,后来受澳门书画会长崔德祺先生之托,买了一支70元的送给岭南国画大师赵少昂,赵回赠了一幅画得非常好的水墨画托他带回,他评价这是赵少昂画中的最佳作之一。  

    茅龙笔优点突出,但缺点也明显,存在四个问题:1.耐用性不及动物毛;2.功能少,原来只限于书法;3.应用人数少,使用需要有一定功力,书画家为了追求艺术效果,才有限度地使用;4.生产量少,主要卖给书画行家和一些游客当纪念品。显然,这些局限性需要冲破。  

    茅龙笔是创新的产物,因而又必须在创新中发展。新会的工艺师们主要在提笔收锋、吸墨、软改性等方面改进,有了新的突破,产品得到社会认可。广东电视台、香港中文凤凰台、翡翠台等录制电视专题节目,向公众介绍。原来只有书法用笔,近年又有人研制国画用笔,并探索茅龙笔国画技法,多次举办茅龙笔国画展。茅龙画笔下笔狂放飘逸,机理特别,非常适宜画树、画石、画山,风格与传统迥异,有行家认为用它作画比写字更显特长。生产规模也逐步扩大,其中新会冈州画院已制作数千支,并免费赠笔全国美协会员试用。在品牌方面,过去有“先贤白沙茅龙笔”,但一般都称“茅龙笔”或“陈白沙茅龙笔”,前几年,已有了第一个以制笔人名字为注册商标的“张瑞亨书画茅龙笔”,也算是一种突破。  

    2008年,茅龙笔的制作技艺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政府保护,茅龙笔制作和书画技艺受到社会的热捧,名正言顺地传承和发展。许多钟情于茅龙笔的有心人正在努力改进和创新,使茅龙笔及其书法艺术继续发展下去,代有传人,让这朵艺苑奇葩长盛不衰。 (林福杰)

陈献章心学思想与朱熹理学思想的区别

    明朝的中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人际关系也开始发生相当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儒家的伦理道理与现实社会开始发生严重的冲突。于是一股强烈要求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要求个人意志自由发展的思潮便应运而生。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先有意放弃朱熹理学,向陆九渊的心学靠拢的是陈献章。自从他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的儒学思想便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既是明代复兴陆九渊心学的第一人,也是明代心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的先驱者。

    陈献章心学与朱熹理学的区别:

    一是,“静养端倪” 说法的提出。陈献章一反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而提出“以自然为宗”。他的心学总的来说,是以自然为宗,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自得为归旨,并以自得之旨教人。所谓自得,即“舍彼之繁,求吾之约","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换言之,自得即求之吾心。于是他的心学便是以心为本体,以静坐求心为其基本方法。在他看来,静坐是去掉驳杂支离之病的手段,静坐的目的,是寻见端绪,找到心与理的"凑泊吻合处",。另外,他根据“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本体思想,又提出以“自然”为宗的修养目标或为学宗旨。所谓自然,一指万事万物朴素的、无任何外力痕迹的、本然的存在状态;更是指勿助勿忘的心体的自然状态。他又把这种自然状态称之为“浩然自得”更近一步说,其实质是一种物我两忘、生死消失、超社会功利的,既无任何负累的、本然的绝对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

    二是,提倡革新程朱理学,变“天理”统御万物为以“我心”为本,要求学者从理学中解放出来,以建立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就其对宇宙整体的看法来说,最初他与程朱理学一样,也认为气是宇宙构成的基本因素,但是尽管陈献章认为元气塞天地,气是天地万物构成的基本因素,但他又与宋代的理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在气与道(理)的关系上,道(理)是根本。这是他心学走向成熟的关键。为推倒朱熹理学中对人的束缚,陈献章提出取代“理”为万物之本的“道”,以道为天下之本。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然而不同的是陈献章没有把道(理)看作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某种绝对的存在,而是认为道得之一身之微,心即是道;理具于人心,心即是理。人心与天地之心无二。

    在陈献章看来,道是天地之本,它与万物的联系就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故道大而天地小然而道虽大,却得之于一心之征。故天地有终始,而吾之道无所增损,即吾之心无所曾损。天地不我逃,天下之物尽在我心中。他从心与道为一的观点出发,得出万物在我心的本体论的思想。

    陈献章的“道”是超越于形气外的东西,实质上是“理生气”,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同时,陈献章又很重视“人”,特别重视人的主观精神即“ 心”的作用,这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陈企图糅合张载的“以气为本”与朱熹的“以理为本”的理论,以“道”、“气”为同源,“道”为“虚”,“气”为“实”,既实又虚,虚实相参。从其哲学体系看,陈献章的“气”论与“宗自然”观强调了自然世界的实在性、物质性;而其“心学”则强调“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即人的精神力量的主宰性。这两个方面构成陈献章哲学虚实参半的哲学系统。

    根据心本体论的思想,陈献章将他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为:有心方有此理,有此诚方有此物。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干一心也。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陈献章的“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万物之富,一诚为也”的观点与陆九渊的“心即是理”遥遥相接,使他的心学思想明确的凸现。

所以,陈献章的世界观都是以“宇宙”为思索背景的,极力强调主观扩充,认为万事万物皆是由“心”所创造,其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较为明显。

茅龙飞舞耀南天  

——陈白沙慈元庙碑碑文及书法赏析 
 
 

 

■ 慈元庙碑(拓本)。 陈福树 摄

 

■ 1958年周总理视察崖山史迹时细心观看慈元庙碑。 蔡忠植 摄

 

明代 陈献章 书法大观
 

陈献章(1428--1500)


   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后迁江门的白沙村,故世人多称之为陈白沙。 初受学于吴与弼。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学派,史称江门学派,他的著作後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是岭南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和诗人,同是一位独出新裁,敢于创造的书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坛最富有特色,名气也最大。他善书束茅代笔,晚年专用,自成一家。 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谭》说,“白沙先生以茅龙之笔,写苍劲之字,以生涩医甜熟,对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一新”,“是以白沙震动中原”,“自谓何遽不如汉之概”。所谓茅龙笔,实为陈氏自制的茅草笔,笔锋可长可短、刚健有力,适合书写大字。这也可以说是陈氏的一大发明。现在传世的陈献章书法作品,多数是用茅草笔所写,鉴赏家引为稀室珍品。他在总结自己的书法经验时说:“予书每于动上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运笔的动静、留放、刚柔和结体的取势、通篇布局的新奇,他以一个理学家独有的思维方式,予书法理论以深刻的内涵。

自书诗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陈献章是一位独出新裁,敢于创造的书家。《自书诗卷》其书法古拙奇崛,有书卷气,别开生面,是其晚年杰作。 

   

草书种蓖麻诗卷 纸本 25.3x428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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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蓖麻
山渠面面拥蓖麻,
锁尽东风一院花。
江上行人迷指顾,
老夫于此炼丹砂。
短檠他夜照书床,、
一(*)蓖麻也借光。
老去图书收拾尽,
只凭香几对羲皇。
红朵青条摆弄同,
人间无地不春风。
莫轻此辈蓖麻子,
也在先生药圃中。
蓖麻得雨绿成畦,
如此风光亦老黎。
饭后小庵搜句坐,
山禽啼近竹门西。
蓖麻绕竹径通云,
云里樵歌隔竹闻。
手把长铲种春雨,
风光吾与老黎分。
种了蓖麻合种瓜,
青山周折两三家。
老夫来构茅茨毕,
别种秋风一径花。
公甫

敬告:以上资料转自《中国书法》2004第五期 仅供学习使用,如需引用,请与《中国书法》杂志社联系!

   

《梅花病中作诗》 行书

  陈献章酷爱梅花,他栽梅、画梅、咏梅,以咏梅为题的诗作达六十六首,大都写得情趣盎然。《梅花病中作诗》是他爱梅且用茅草笔书作。纸本。纵30.5 厘米,横897.4厘米。

陈献章《自书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图片由可嘉提供)

陈献章《自书诗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陈献章《自书诗轴》(图片由可嘉提供) 

陈献章《大头虾说轴》纸本,草书,纵158.5cm,横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可嘉提供)

署款:“弘治戊申秋八月望,石翁力疾书于白沙之碧玉楼。”款下钤印:“石斋”。无鉴藏印。
《大头虾说》一文为陈献章所撰,并由作者于明弘治戊申(弘治元年,1488年)秋八月望书写,作者时年61岁,此作是他晚年的作品。
本文是借乡间俚语“大头虾”来阐述人生哲理,立意新奇。
此书所用之笔为茅草笔,一般书家较少使用。此种笔毫锋秃散,毛硬易干,因此书字独具特色。本幅下笔顿挫力很强,毫端开叉,形成了较多的飞白之笔。字迹墨色干枯,粗细变化丰富,兼之运笔迅疾奔放、挥洒自如,又少见连绵之笔,显示出动中寓静、拙中藏巧的韵致,书风独树一帜。 (资料参考故宫博物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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