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贞 五一小长假，位于大兴区瀛海镇南宫村的南海子公园吸引了不少游人。公园草木繁盛，湖水清冽，是北京颇受欢迎的湿地公园之一。 虽然南海子公园最近几年才建成，但说起“南海子”这个名词，却是大有来头。明朝，专供皇家游猎的猎场就叫南海子，其位置正在这一带。不过，明朝时的南海子，比如今的南海子公园大得多：占地210平方公里，其面积是当时北京城的三倍。当年的南海子湖沼广布，草木葱茏，珍禽异兽，无奇不有，是皇帝在此狩猎的绝佳场所。清代又在此基础上加以修缮，使之成为皇家苑囿——南苑。 留心南海子公园周围，会发现这里有很多一听就觉得“有故事”的地名，如大红门、西红门、小红门、新宫、旧宫等，事实上，它们当年正是南苑的大门和皇帝歇息的行宫，如今只留下地名而不见遗迹。在南海子公园西北角的南苑机场同样与当年的南苑有着深厚的渊源。有趣的是，南海子公园里面麋鹿苑中散养的麋鹿，正是数百年前王公贵族所圈养的麋鹿的后代。 元朝 水乡泽国变身狩猎场 古老的永定河，在历史上曾有多条故道。离北京最近有三条故道，其中有一条便是三国至辽代的河道：沿着卢沟桥，经过丹村、南苑到马驹桥。由于南苑地势较低，河水、雨水、泉水汇聚，形成了饮鹿池、大泡子、二海子、三海子等水域。清朝乾隆时期出版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有载：“良乡县南亦有凉水河，水经谓之乐水，与都城外之凉水河异派。此河源出右安门外西南凤泉，东流经万泉寺，分为二支：一南经草桥，一北经广恩寺。俱东注永胜桥复合为一，东南流至小红门之西，入南苑汇一亩泉及三海子诸水…… 流经南苑的永定河、凉水河、小龙河、凤河等河流，为这一带喜水的动植物繁衍创造了优越的条件，随着辽、金等最初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将都城定在北京，南苑这一带的水乡泽国便成了皇家狩猎的最佳去处。 自辽、金时起，帝王们就在南苑筑苑渔猎。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在南苑圈地建了一个“广四十顷”的小型猎场，取名“下马飞放泊”。《天下旧闻考》称：“按下马飞放泊即今南苑之地。曰下马者，盖言近也。” 所谓“飞放”，据元史记载：“春冬之交，天子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泊”，则指这一带地势低洼，在积水时汪洋若海的景貌。 元朝曾在此修建宫宇、帐殿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建筑，并在湖沼之上修建渡桥，以便帝王、贵族打猎休憩。当地人则叫它“小海子”（古时把水汇之处称为海子），它北起南街，南到西四合庄，东到德茂庄，西到大白楼。当时小海子周围遍布村落，是个人烟稠密的地方。 明朝 南海子筑起围墙开四个大门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颁旨修葺并扩展“下马飞放泊”，把元朝的猎场扩大了数十倍，并更名为南海子，为此还修了约一百二十多里的围墙以防动物逃逸和老百姓入苑私猎。《大明一统志》记载：“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名南海子。” 后来，永乐帝还在南海子围墙中开了四个门，即北大红门、南大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同时还修建了庑殿行宫，及旧衙门、新衙门两座提督官署，另外还在海子南部建起晾鹰台。为了保护南海子的这些建筑和风景，明朝设有“海户屯”把守，以太监总领经营海子事务。《帝京景物略》记载：“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四达为门，庶类蕃殖，鹿、獐、雉、兔，禁民无取设海户千人守视。” 围墙内称为“海子里”，围墙外被称为“海子外”。 除了扩大范围，明朝还增修了许多建筑，如关帝庙、灵通庙镇国观音寺以及“二十四园”等都是在此时兴建。“二十四园”按二十四节气修建，里面养育珍禽野兽，种植瓜果蔬菜，以供帝王、官僚游玩打猎。 明代诗人李东阳的《南囿秋风》有云：“别苑临城辇路开，天风昨夜起宫槐。秋随万马嘶空至，晓送千旓拂地来。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宸游睿藻年年事，况有长杨侍从才。”这也许是南海子秋景最有诗意的写照。 数百年后，南海子见证了明朝的衰落。而在南海子发生的一件事，更是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件事就是皇太极在南海子使用反间计，使崇祯皇帝错杀袁崇焕。 明朝末年，实力逐渐强大的后金，多次与明军展开战争。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镇守辽东，他布置的防线迫使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队取道蒙古，破长城迂回千里奔袭北京。袁崇焕立即率领大军前往支援京师，与皇太极血战。皇太极受挫后，退军驻扎在城南的南海子。此时，皇太极想了一个计谋，他派人在关押着明朝太监的帐篷外窃窃私语，却又刚好能让太监听见。谈论内容的大意是袁崇焕已与皇太极达成密议，由袁做内应，一举夺下京城。而后守卫故意让太监逃跑回城禀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在听到这等消息后，派人逮捕了袁崇焕，不久将其斩杀于菜市口。袁崇焕临刑之前还感叹：“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失去袁崇焕后，辽东防线被瓦解，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清朝 不仅狩猎还处理政务 清朝入关后，十分重视骑马射猎，而南苑作为休养射猎的绝佳场所，自然得到了皇帝的青睐，清朝先后几位皇帝对南苑进行修葺。 南苑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内廷工程竣工以后就开始的。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在小红门内偏西仿京城明代光明殿，建元灵宫，这是一座道教庙宇，是南苑众多皇家庙宇中最大的一座；顺治十五年，在旧衙门行宫旁建德寿寺，“规制崇丽，庭中金鼎，范治精致”。后来，康熙皇帝将南苑原有的围墙加高加宽，并斥巨资将其改造为砖墙，又加修五座大门，形成九门之制。 鉴于皇帝们对南苑的钟爱，他们还特意在此修建行宫，以供皇帝登临眺望将士围猎，甚至处理一部分政务。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先后将明宣德年间修的两座提督衙门改建为行宫，分别称“旧衙门行宫”（旧宫）和“新衙门行宫”（新宫）。随后，康熙和乾隆两朝又分别在南红门内和黄村门内团河一带修建行宫，即南红门行宫（简称“南宫”）和团河行宫。 从一开始，由于南苑的特殊角色，这个皇家苑囿已远远超出行围狩猎的范围，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也非常重要。南苑的第一次使用就与政治有关。顺治二年（1645年）十月，定国大将军和硕亲王多铎南征率师回京，顺治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于南苑举行隆重的郊迎大典仪式，此后很多宫廷大典就在南苑举行。顺治皇帝非常喜欢这里，他在南苑行宫居住的时间在其一生中占三分之一，每年他都要在南苑行宫居住一段时间。康熙在南苑举行的围猎阅武活动多达132次，康熙四年（1655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57年间，康熙专程到南苑举行围猎的活动就有90次。 后来，随着避暑山庄的建立，清朝的许多政治活动及军事活动由关内转向了关外，南苑处理政务相对减少，此时更多是作为军事演练场。 19世纪末，永定河决口泛滥，南苑城墙多半坍塌，珍奇异兽也因此散失，南苑逐渐萧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并攻下南苑，行宫寺庙被毁，鸟兽也被射杀。而此后的庚子赔款更令清政府国库空虚，无力修复南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设立南苑督办垦务局，出售“龙票”，拍卖苑内荒地，宫廷太监和官僚趁机占了大片土地，在海子里相继建起数十座地主庄园，后来出现了大批村落，南苑这座六百年历史的皇家苑囿便消失殆尽，只留下一些村庄和地名。 下转18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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