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华人新客的南洋创业之路》
近年来，到印尼开矿的中国商人要么铩羽而归，要么困守他乡。杨永强身为其中之一，在资金链断裂后只得到处躲债。今年1月17日，杨永强的尸体在自家后院被找到。被发现时，他的爱犬一直在尸体被埋的地方扒土。他的女儿哭诉说，是那些债主害死了父亲。
明清时代开始，南洋便是中国闽粤一带人挣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出口。一代代人乘着舢板，跨越浩浩南海，来到印尼群岛，逐渐形成数百万的人口规模。即使是三十年前，印尼还是中国人向往的富裕之地，但如今，中国与印尼的位置已经悄然反转——印尼不再是闽粤人找活路的地方，而成为中国人找钱路的地方。
[翁其炳（右二）与一位老华人在印尼楠榜省找石灰矿时，与两位当地人合影。（供图 翁其炳）]
对翁其炳这样的福清人来说，对印尼的情愫是潜移默化的。
南洋华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还是一个耀眼的词汇。翁其炳记得，自己的南洋亲戚带回老家的喇叭裤、手表、缝纫机、电子计算器等等，都让乡亲们惊叹不已。1976年，一个南洋亲戚带回一台20寸彩电，那时家里连电都没有。福建各地均以家里有位南洋亲戚为荣。
“那会儿看到从南洋寄回来的照片，哇塞，家家都有小汽车。亲戚只是开布店的，也买了车。在中国，只有县领导才有。那时候国内只有大酒店才贴瓷砖，在印尼却已经很普及了。就连印尼的卫生间都比我们的厨房漂亮。怎能不让人羡慕呢？”
人多地少的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辖的县级市，如今是中国的著名侨乡，据说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新移民有近90万人，遍布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在70年代，这里是个“穷得只剩胆”的地方。改革开放后，福清人千方百计往外跑，谋求生路。“80年代主要往全国各地跑；到了90年代，就开始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翁其炳说。
从福清走出的华人，在印尼早已声名鹊起。祖籍福清的印尼华人林文镜与林绍良掌握的“林氏集团”，是苏哈托时代最大的财团。80年代，两人开始在福清投资建酒店、修公路，还将台湾、香港等地的投资者引入福清，将海外先进的理念带入家乡，继而带动起福清地区的经济发展。
如今，随着印尼向中国放开签证政策，从中国任何地方前往印尼不再是难事。但90年代的福清人想要去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却面临着诸多阻碍。据翁其炳回忆，当年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变通”进入印尼后，平日都不敢出门，只得抓紧学语言，生怕被认出是中国人。尔后，其中的一些人从给人帮活开始，到开五金店，再到开办工厂，渐渐做大。林绍良早年靠丁香生意起家，后经营面粉厂、水泥厂等生意，并涉足地产和金融业。
到翁其炳远走印尼之时，已是印尼民主改革之后的梅加瓦蒂时代。随着排华政策的终止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印尼投资的中国人不断增多。“以前是印尼华侨到我们那里投资，现在轮到我们去印尼投资了。”
像翁其炳一样在2000年前后赴印尼的中国人，不再是走投无路时投奔南洋的逃家，而是怀揣资金去南洋创业的新客。不过，他们面临的也是与前辈们不同的难题。
[2015年9月19日，位于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附近的格拉斯伯格铜金矿，是世界上的第一大金矿和第三大铜矿。该矿区的运营商自由港印度尼西亚公司主要由美国自由港麦克莫伦铜金公司控股。]
翁其炳觉得，在印尼办企业和在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企业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扶持，但印尼政府表面上说欢迎外国企业投资，实际过程却不会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过去在中国办手续，几天就能办完，这里却很难。去年年底印尼政府说要简化投资手续，说3小时就能取得8种许可证，但实际上他们设置了很多前提，比如要求企业有多大规模、投资达到多少，这些都不是我们普通的创业者能达到的。”
对于像翁其炳这样的中小企业华人创业者来说，最多的抱怨仍集中在政府身上。
近几年翁其炳开始投资水泥厂，建厂前需要环保部门的环评许可，翁其炳从印尼相关部门获知，自己不能直接申请，要通过代理去办。于是他只好委托一个代理，但那人做事十分拖拉，加之要找的部门也多，耽误了很多时间。最后初步的认定有了，但由于工厂部分原料需要进口，印尼国内又对相关产品有进口配额，需要正式环保批文才能办。“最后生生卡在了环评批文那里，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年多，工厂才得以投产。”
翁其炳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所经营的水泥粉磨站可消耗工业垃圾、钢渣与煤灰等材料，这样的产业在中国国内属于政府支持的环保项目，会享受补税优惠，但在印尼则相反，“除了从事这个产业要单独办证，消耗各种工业垃圾也得办证，同时还要收取相关环保费用”。
不仅如此，印尼地方政府不仅不会为投资者提供便利，个中腐败更是普遍，连一个小小的村长也不例外。“只要在一个村子办厂，村长就跟遇上了摇钱树一样，开始向你伸手要项目，工人要通过他们带进来，原材料由他们提供，销售也通过他们倒一把。如果要避开这些麻烦，只能给他们一些钱。虽然他们的胃口不算大，但会常来‘拜访’。”
另一个问题是土地。在印尼土地虽是私有，但经常碰到同一片土地有几个地主，土地证有几本，从而引发争议。遇到这样的情况，政府也是模棱两可，外国企业面对地方势力只有花钱搞定。
最让翁其炳哭笑不得的，是印尼的执法部门。
“一次我朋友家丢了钱，报警后，警察不去追查钱到哪里去了，净问些没用的，后来更是三天两头来找，车费油费还得你出。一下子，办案费用花去好几万，他说算了，撤案吧，警察却说‘对不起，这不是你想撤就能撤的’，于是办撤案手续又花了一笔钱。最后一算，办案的钱比丢的钱还多。”
中国人常说，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但在翁其炳看来，在印尼想改变所谓的“小环境”也很难。在印尼，政商可以互相利用，商人有时能通过议员解决一些问题，议员也可能找商人帮忙，但最终，想在此真正建立长期且稳定的关系仍然很难。印尼的政体决定了其权力结构的碎片化，像我们这样新创业者想做到政商之间能够“称兄道弟”的其实很难。
“在印尼，不可能找到一个大领导，就能把所有事摆平。从村长到县长，再到省长都是竞选上去的，相互之间不买账是常态。”翁其炳开始发表经验之谈，“印尼这个国家是民主，但太民主了我看也对经济发展不利。比如修一条路，本来是国家重点工程，应该要服从，但就是没法拿下地来。印尼的高速公路从70年代就开始修，现在才两千多公里；中国从80年代才开始修，已经十万公里了。”
[2012年6月，印尼“林氏集团”创始人之一、祖籍福清的著名华人企业家林绍良逝世，享年97岁。林氏亲友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
翁其炳一家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在印尼长大，早就融入了当地，另外三个孩子在中国，家里人正为以后在哪里定居而发愁。看到中国的发展形势，翁其炳的太太更倾向于让孩子们在中国接受教育。然而，尽管对印尼有各种各样的抱怨，翁其炳却更希望待在印尼。“在印尼的前几年，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白养我都不想待，但几年以后就会喜欢这里。”
在他看来，身边很多华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原因在于在这里的生活实在安逸。“这里的华人没有做苦力的。我们出行有司机，家里有佣人，就连换灯泡都不用自己动手。不要看有些华人开的小店很破，但他们或许都住着别墅呢。我身边有一些华人把小孩送去欧美念书，但毕业后他们很多人都回到印尼。”
此外，印尼本地人大多善良，性格温和，也比较服从管理，很少会看到有人在街上吵架。不过，一些印尼人也比较善变，不太有诚信。和许多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类似，印尼人没有中国人那种积累财富的思想，也没有勤奋刻苦的精神，今天的工钱今天吃，明天没饭吃再找老板借，有余钱就休息几天。建一个工厂，中国人只要设备到位便开工生产，而印尼人则要等厂房建完才会开工。
不过，在翁其炳看来，印尼人的这种悠闲、容易满足的生活态度也在影响着自己。“当周围所有人都这样慢节奏的时候，你也只好慢下来。没有那么多人情世故要去料理，没有那么多利益要去头破血流地争取，整个人活得更轻松。”
回顾自己的创业之路，翁其炳觉得，如果能回到过去，会少走很多弯路。“过去看到印尼某个商品卖得很贵，中国又很便宜，就以为能有很大的商机。但当你真正做的时候才知道，价格贵是有原因的——流通、制造、人力，每一项成本在印尼可能都会很高。”他举例说，从中国运一船货到雅加达，可能一吨需要10美金，但从雅加达运一船货去泗水，距离近很多，却要13美金。“因为这里从船到港口，条件都太落后。”
“看到祖国发展得这么快，很多华人一开始会觉得，印尼终究有一天也会那样吧。但事实上很难。把这里想成跟中国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用中国的思维在这里发展，肯定会水土不服。”这位在此创业15年的华人新客说，“所以，像杨永强那样的人，还是别随便来印尼，别受这个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