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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指外在的博弈规则，文化则是个体内在的价值信念和规范。关于两者的关系，存在两类争锋相对的假说。其中之一是，制度会培育出个体内在的文化规范和信念，使个体在偏离这些规范行为时产生不愉悦感，这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其中，国家制度与遵守规则规范的相互作用便是典型，即国家的形成会引导人们内化遵守规则的观念，这又反过来补充相关的国家制度。与此相对，替代假说则强调，与国家形成的相关制度会削弱人们遵守规则的规范。因为人们的规范受父母的投资决策影响，当制度能有效地激励人们采取合作行为时，父母会降低培养子女合作的内在动机的激励，亦即正式制度会挤出内在动机。 Lowes、Nunn、Robinson和Weigel四位学者在合作撰写的“The Evolution of Cultureand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Kuba Kingdom”文章中，利用中非一个独特的国家形成的历史自然实验：17世纪库巴王国（Kuba Kingdom）的创建，并采用最新的实验经济学方法，对国家形成影响个人遵守规则和法律倾向的两个替代假说，进行了至今仅有的经验验证。他们的结果表明：制度确实会挤出遵守规则的内在动机——库巴人更可能打破规则、欺骗和偷窃。
在库巴王国建立前的两个世纪，一波又一波的蒙戈人（Mongo）大规模地迁往后来的库巴王国所在地及周边。这一系列的移民包括许多族群，其中一些族群被整合进库巴王国，另一些则没有。前者主要包括五个大宗族：Bushong、Ngeende、Pyang、Bulaang、和Bieeng，称为中心库巴人（central Kuba），后者是Lele人。根据口述历史，中心库巴和乐乐（Lele）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乌特（Woot）的人身上。乌特由于犯了跟他妹妹结婚的禁忌而被驱逐，因而不得不迁移。两人的儿子后来成了中心库巴和乐乐人的先祖。语言学的证据也表明，中心库巴和乐乐人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来源，都是蒙戈人，这与口述历史的描述相一致。 17世纪早期，一个叫Shyaam的外来人组建了库巴王国。Shyaam首先通过推翻和杀掉Bushong的首领自立为该宗族的首领，然后再把周边的独立村庄和小酋长部落统一成一个大王国。Shyaam的一些独特特征使他能够成功地组建一个王国。作为一个外来者，他能够不偏不倚、有效地裁决血族间的冲突。另外，他曾是一名魔术师和医生，广泛地在各地旅行，并进行长距离的贸易，因而见多识广。因此，他为王国引入了大量的新技术和思想，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王国建立后，其边界扩张到了开赛河（Kasai）东岸、桑库鲁河（Sankuru）南岸和卢卢阿河（Lulua）北岸（如图1）。这三条河把库巴与周边的乐乐社会自然地分割开来，并形成鲜明的对照。库巴王国与现代国家非常类似，有不成文的宪法，王权受制衡，而自国王之下有非常严密的职业化官僚系统、警察和税收制度，同时也有一套从初级、中级到高级法庭的复杂的法律制度来解决争端、提供正义。河另一边的乐乐（Lele）人则从来没有统一成一个中央国家，没有权威，也没有法庭等正式制度来解决争端和冲突。村庄之间的谋杀案是基于“血债”的概念，通过补偿的协商来解决。虽然19世纪后期，比利时殖民了库巴王国，20世纪60年代独立后库巴并入了刚果，但河两边的制度差异一直持续了下来。
库巴王国的特征和与周边社会的文化同源性，排除了文化差别导致国家形成的逆向因果，为研究国家形成对遵守规则内在规范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但为了更好地排除原有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研究者利用了迁移到附近最大城市卡南加（Kananga）生活的个体样本来进行比较，通过多阶段分层抽样，得到了499个符合要求的个体样本，其中库巴人80个，非库巴人419个（如图2）。随后，研究者们对这499个个体实行了资源分配博弈（resource allocation game）和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 在每一次资源分配博弈中，参与者给与了一叠30张100刚果法郎的钞票，并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通过掷骰子来给另一方分配钞票。首先，参与者分配白色或者黑色给双方；然后，掷着有黑白两色的骰子并观察被掷出颜色；最后，根据掷得颜色把100法郎放入对应颜色方的信封内。参与者就另一方的身份是卡南加公民、同种族、非同种族和地方政府，分别进行四轮实验，每轮重复上述过程30次。实验完成后，由在远处中心办公室的一人统计分配结果，随后把参与者所得返回给参与者。为了保证实验的私密性，整个实验结果只有这一人知道，参与实验的其他工作人员全都不能打开信封也无法得知实验结果。由于该博弈的随机性，如果不存在欺骗，另一方的平均所得应为1500法郎。因此，研究者用另一方平均所得作为不遵守规则程度的度量。 依照同样的保密措施，研究者对个体实行最后通牒博弈，由于实验的私密性以及通牒博弈中所得的不确定性，参与者有私藏钞票的激励，因此，研究者用最后通牒博弈中被参与者私藏的金额大小作为另一个欺骗程度的度量。 研究者通过对库巴人与非库巴人实验结果的对比发现：在资源分配博弈中，库巴人分配给另一方的收入明显低于非库巴人；而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前者私藏的金额显著大于后者。这种差异在排除了实验参与人的个人特征后仍然显著。
人们会质疑，上述库巴人和非库巴人对博弈规则遵守的差异，可能与两者的移民选择和来源地的地理环境有关。为此，研究者们考察了两者的移民特征，如移民时间长短、5个最亲近朋友是同种族的比例、邻居是同族的份额以及邻居的种族多样性程度等，发现两者没有太大差异。在控制了这些移民特征后，库巴人和非库巴人在遵守规则上差异仍然不受影响。同样，研究者们也没有发现库巴人和非库巴人来源地的地理环境差异导致了两者行为规范的差异。 由于历史上库巴王国比周边社会更加繁荣，因而库巴人与非库巴人的行为规范差异可能来自收入的差异。因此，作者考察了两者的收入，发现前者的收入稍微高于后者，但不显著。在控制了收入后，两者行为规范的差异仍然不受影响。另外，作者也考虑了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影响，发现仍不改变基本回归结果。最后，研究者也排除了库巴人行为规范的差异是来自对外国研究人员的信任差异和利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除了证实制度会挤出私人内在动机外，还揭示了方法论上的差异。如果仅仅是基于历史描述和对库巴王国的观察，人们会得出库巴有更少的冲突、更繁荣的生活，库巴人具有更强的遵守规则行为。然而，这个结果只是反映了库巴制度的直接效应，并不一定是人们潜在的文化倾向。本文的发现表明，对制度与文化共同演化的观察性解释需持谨慎态度。历史自然实验与实地实验的结合能更好地揭示出制度对文化的长期影响。 文章来源：LowesS, Nunn N, Robinson JA, Weigel J.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Kuba Kingdom. Working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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