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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只是偶然？ 假如前生来世的轮回说法能得以科学的肯定，则许多蹊跷之事就不会再用偶然二字去搪塞了。我常想，敦煌研究院的缘起就是由一些五湖四海互不相识的外来者们的集聚而促成的。他们的来因机缘虽然各异，但并非大相径庭。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一个相同的大平台上。这个平台就是敦煌莫高窟。这就是众多小偶然依附于一个大必然的例子。然而，虽被莫高窟所吸引，最终却并未在敦煌安家立命者则更多一些。这又成了爱敦煌却不一定在敦煌的非必然规律例子。为何有的人来了，有的人没来或来了又走了？人们面对这个疑问一定会不禁一笑地说：这真是一个不值一谈的偶然现象。可是当我无数次回忆起我是怎么来敦煌的之后，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这是偶然。 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小学入学的第一天，1968年的兰州，一个初春阳光暖昧的下午，六岁半的我夹杂在数不清的儿童中间，坐在校园操场上听一个校长的讲话，看前方都是后脑勺，望左右，大多是张着嘴巴、流着鼻涕的侧面红脸蛋。高音喇叭里输出着不悦耳而且完全听不懂的喊声。为了逃避感官的折磨，我仰望起天空。我看到蓝天上有两三个方形白色的东西晃动着，下端连着几条细长的带子在轻盈地蹬腿，缓缓升高，越来越小。我好奇极了，脑子里突然闪出了那东西的名字“敦煌”。我全部注意力和思维都跟着那几个“敦煌”升上了天空。陶醉在一片绝对独立的幻想之中。我注视许久，想把这种愉悦的心情也传达给身边的小同学，对他们说，快看！天上飞的是敦煌。而换来的是嘲笑：嘿嘿！那（他）把风筝叫的“东黄”。哈哈哈…..。我这个自以为是美妙的联想没想到被同学们一连当笑柄说了好几天。这就是我第一次对敦煌产生强烈向往的记忆。难道我六岁半以前没有见过风筝吗？不可能，我三岁在保育院时就曾久久注视过高天云霞中飘摆着的风筝了。长大后我当然明白了我当时为什么会把风筝想成敦煌的原因：60年代人们用蓝墨水写字，有一种叫敦煌牌墨水，包装盒是深蓝色的，上面印有白色线描飞天，就是那个如今人人喜爱的又被我临摹过无数张的莫高窟320窟唐代飞天。我当时不知道这位仙人叫飞天，但我听过这种墨水叫敦煌墨水。这是儿童的形象联想，非常符合逻辑的结合。敦煌=飞天，风筝很像飞天，所以风筝就成了敦煌。从这一点也可以判断出我平时对墨水盒上的那个飞天图案也是倍加关注的。那么多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儿童竟然没有一个和我有同感的。我至今不认为这是偶然。 小学时代，在我居住的大院里有一个怪人画家，人们都说他有精神病，很少有人敢到他家里去。因我要学画画的缘故，我的启蒙老师把我带进了怪人的家里，隐蔽而黑暗的小屋里，墙上挂满了油画，其中有一张画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的心。 黄灰色调的沙漠， 远远延绵到了天边， 占去了画布的四分之三。 剩下窄窄的远方。 有长长一条深青色的神秘， 是大海还是戈壁，衔接着无色的宇宙。 我那时从未见过沙漠戈壁，满社会看到的画又都是些色彩又生又假，五彩鲜艳，红面笑脸的工农兵。面对那些东西从未动过心情。可没想到这张灰色的沙漠油画激活了我潜伏的艺术细胞，确切地说是勾起了对西域大漠意境的向往。它和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产生了共振，只有共振才会出现动情。一个从未有过沙漠体验的儿童莫名其妙地被这样的画------一张很多人看了认为不美、压抑或没有感觉的画所打动，那张画对我后来的绘画兴趣取向影响深远。难道这张画和敦煌周边风景如此相近才让我格外动情吗？不纯属偶然吧。 我从小就喜欢在半导体的短波频段里搜寻平时听不到的音乐，都来自国外港台。那是难得的精神享受。在大学住宿舍期间，始终有一台多频段短波半导体伴随我。午睡时我都是在用耳机听那些音乐。有一天搜到一个讲英语的电台播放一些从未听过的好听的音乐。后来明白那是电子合成音乐配以迪士高节奏的现代音乐，有的也伴有女声和男声的歌唱。好多天，我的午睡都是在这种音乐伴随下，似睡非睡地进入到那种音乐境界里度过的。那音乐有一种深远，荒芜，寂寥、神秘并且阳光强烈，还有某种灵动的生命存在着的感觉。我在幻觉中出现了一个画面：在一个阳光强烈的下午，发白的砂石滩里，一条枯竭并布满了石头的河道蜿蜒伸向一座不太高的荒山。那山是铁锈红色的。深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两三个半裸体的女人在烈日下，站在河道的左边，随着节奏扭动着一种怪异又好看的舞姿。她们的皮肤是灰色的。在河道的右边高崖上，一个道士向着远山走去，似乎没有看到舞蹈的女人们。我起床后即用钢笔在速写本上勾出了这幅画面的草图。让我又认为这也不是偶然是我初次抵达敦煌莫高窟的那一次和这幅画面的邂逅。 初见敦煌 大学三年级的暑假，父亲和省上几个作家要去张掖县做讲座，就带我一起去了。讲座结束后，县文化局安排讲习人员去嘉峪关和敦煌参观，父亲已去过多次，有事先回兰州了，但建议我随团去看一下敦煌。我应允随去。这一去可非同游戏，一脚踏入了今生转折的运程。 父亲有一位增在西南军区文工团共事过的老战友叫李其琼，此时就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室工作，是位女画家。父亲给她写了书信让我带上，以便到敦煌后关照一下我。在参观完嘉峪关后一路驶向敦煌，8月中旬的天气，戈壁公路上的热风一路吹熏着满大巴的人们昏昏打盹酣睡，我的心始终被车窗外那一无所有的大地所吸引着。在强烈阳光下，汽车的投影是一块紫黑色的平行四边形，飞驰在刺眼的沙石地面上。在人们概念中那没有形状，没有色彩的大地上，却不断变换呈现出各种面貌，而且富含着音乐般的旋律和节奏、微妙而高级的色彩如交响乐一般浑厚而悠扬。我顿时想起了在半导体里听过的那种音乐，与这个世界和谐极了。和我听音乐时幻想的景色也相似极了。此时我并没有觉得这里遥远，相反却觉得亲切。眼前到处都是美的画面、美的境界。每往前走一公里就是另一幅画面。相比起南方的有山有水有树、到处一片苍翠而言，这一无所有的地方到更具有丰富的绘画表现性。安西一带的奇特地貌更是让我赞叹不已。汽车司机正好在那里停下来让大家下车方便。我带着速写本下车找到一个视角便开始画速写。因为走的离车有些远了，差点被车丢在荒野中。幸好车上有熟人发现我没上车，才让车停下喊回了我。下午7点到了敦煌县城，在兰州已是日落时分了，这里的太阳却还在半空，当时的县城里都是土色和白色的平房，只有一条短大街，很多小胡同。在下午的阳光里显得祥和又安逸。当时想起我哥哥说过他对敦煌的感受，他因工作驻扎过甘肃的许多县城，但都感到难过、心急不愿多住，唯独在敦煌工作时没有那种不佳的情绪，心情开朗。我此时也有同感。当晚下榻何处已不记得。次日一早随众到达莫高窟参观。在接近莫高窟时，远远望去橙色的石窟崖壁和沙丘面对着朝阳，漂浮在一片青烟之上，仙气十足。我坐在车的左排，车窗外有一景观顿时让我心潮澎湃。我看到在一片发白的沙石滩里有一条枯竭的河道铺满了石头，蜿蜒通向不远处的一座铁锈红色的荒山，河道右边的高崖上有一个人正向那山走去……。这不就是我在宿舍听音乐时构想出的画面吗？除了少那两个舞蹈的半裸女子，其他都一样啊。这又是一个偶然吗？ 随后就出入穿梭于洞窟之中。说实话，当我第一次面对敦煌壁画和塑像时，并没有激动，更没有发出伟大的赞叹。只是觉得破破烂烂，密密麻麻，看起来不舒服。只有在看到北魏壁画中那黑粗线、灰色身体的半裸人物时，那婀娜扭动的姿态又让我想起听音乐时构想出的画面。前面看到的河道边上缺少的那两个舞蹈女子原来在这里！当即画了速写。 参观结束后，同来的一行人要回去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这样匆匆离去。与众人道别后， 当即寻访至李其琼老师家，呈父书小叙后，李老师带我到莫高窟唯一的招待所里，诸事皆安排妥当。谁能想到，这位给人感觉淡定自然而真率的中年女画家两年后就成了第一位教授我怎样临摹敦煌壁画的老师。 回到敦煌 黄昏，我独自登上沙坡向三危山走去，灰橙和灰绿色交织的大地远处摆着一条橘红的三危山，对应着紫灰色的莫高窟景区，在深青色天空的笼罩下，我极尽美的享受，难以言状这里的色彩太漂亮了，真是个画油画的好去处，特别是对我这个爱画风景的人来讲简直就是一方宝地。当时就诞生了一个奢望：要是毕业后能在这里工作就好了。这里的风景特别对我的胃口。我爬到三危山上面对莫高窟一直坐到日落星出才回住处。那晚没有月亮，外面一片漆黑。招待所里只住着三四个客人，有几个年轻的女讲解员也来与已经熟悉的客人聊天解闷。在相互讲述了莫高窟发生的鬼怪事件之后，有一个大胆的讲解员提议大家往那段林荫道走一趟。看谁胆小。我天生怕人不怕鬼，所以也踊跃提倡加入。那时莫高窟没有保安，也还没有现在的办公新区，出了招待所往北就是荒野。走在那段林荫道里，看不到夜空星光，伸手不见五指。但哪曾有半点恐惧，只有美的享受。有一个人说：今天是8月15日没有月亮。我忽然才知道此日正是我20岁的生日，阳历的8月15。在莫高窟以这样的方式度过生日，不但没有感到远在陌生异地，反而有一种我回来了的感觉。也是在那一晚我向洞窟里的众神们、向三危山、向鸣沙山、向外人发出了我将来要到敦煌工作、生活、画画的信号。 招待所里还住着一位我的熟人叫陈公浩，是省歌剧团的导演，男高音歌唱演员出身。我从小就和他在一个大院里居住。那晚大家练胆子回来后又来到陈导的房间闲聊。陈导顺便给讲解员们纠正普通话的发音和说话用气的技巧。后来话题又转向现在外地年轻人不愿意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这里很缺人才，最缺临摹壁画的年轻人。在省内招了一批画画的正在自己培养。我听完随口说了一句“我毕业后就愿意来这里”。他听了一楞说：这里还没有画画的大学毕业生愿意来，你真有这个愿望我可以给段文杰所长说一下。当时我对此话也没有认真，想是随便说说罢了。何况真要来敦煌也得回去和父母说明才行。第二天中午吃饭时这位陈导见我说：“段文杰所长下午上班要见一下你”。我不知所措，心想肯定是他把昨晚的谈话说给段所长了。见面要真谈起来我如何答应呢。我还是来到了段文杰所长的办公室门外，犹豫片刻，敲响了门。“进来”。段所长微笑寒暄“你就是高山？长得像你父亲，我们认识的”。他简单给我介绍了莫高窟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问了我的学业情况。最后叮咛说：“你考虑好，到这里来是要吃苦的”。这句话好似将了我一军。我一口豪气地答道“这里多好啊，一点也不苦，毕业后我一定来”。 临别又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敦煌艺术论文集》。让我有空就看看，先了解一下敦煌艺术。就这样我向这位权威人物，后来的敦煌研究院院长夸下了海口，不来都不行了。 情缘难断 在莫高窟招待所住了三天，向李其琼老师道了别。她没有让我付住宿费。回到兰州,禀告父母此行此举,母亲优柔,父亲赞许。光阴荏苒，1983年夏天，终于到了填写毕业分配志愿表的时候，我轻松地填入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何说轻松呢？我去的是一个没有其他同学想去的地方，没有竞争。不用找关系走后门，不累父母不累个人。我甚至幻想过会被学校表扬。两个月过去了，其他同学都各就岗位，而我无任何通知。后去甘肃省教育局打听消息，说是已转到由兰州市教育局分配。没有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要是想到敦煌县中学到可以考虑。我问为什么？回答很简单，师范院校毕业生不能出教育系统。（我上的是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我那一届只招收了一个油画班，15个人）多么遵纪守法的回答啊!可事实上是这样吗？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个不论办善事还是恶事都凭关系办事的社会。才华等于零。我在校四年是班上学习委员，后来又是美术系学习委员，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可这次毕业分配我的结果是最惨的。在兰州市教育局我拿到了分配通知书，我看到上面写着“西固区xx沟，xx公社中学”。那是一个不发工资，和农民一起记工分的学校。我把通知书狠狠摔给里面坐着喝茶的一个官员，转身而去。抗拒了国家的分配。之后的事免不了要靠父母、求熟人，找路子、送礼物，最终改分到起码在兰州市区的第十二中学任美术老师了。但去报道的第一天，我被校长和书记误认为是新来的物理老师而受到亲切的握手，当知到原来才是美术老师后，他们态度突然沮丧起来。我的心被刺伤了。那一刻我想起段文杰先生那诚挚的笑容，又一次感到了敦煌的亲切。倍加怀念。暗自发誓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我要给段所长写信，看看能否调去敦煌。不久收到段先生的回信，同意我调过去。并嘱咐我，万一教育局不放，你就辞职过来。但刚刚工作就调动很难，先干一段时间再调吧。即便如此我还是尽责尽力、快乐地任教一年。经过各方努力、百折不挠，终于在1984年底成功调往敦煌文物研究所。 莫高窟的顶上是一片平整的戈壁滩，西面连着鸣沙山，好一处寂静的净土。我到莫高窟工作的第一天中午就登上窟顶，真像到达了佛的世界。有一种涅槃之美。我倒敦煌后的首张油画作品《大漠孤云》就此产生。成了那个时期的一张代表作。也是自己人格的象征，我就是大漠孤云。每当落日，长霞贯通南北天边。戈壁滩如大海般深沉，这种深沉似可吞掉世间一切嘈杂，面对此境，人心何曾有过怨恨恼怒烦。又一张油画《大戈壁》孕育了。我又多次去了那个通向三危山的枯竭河道里，回忆那音乐，完善那画面，但一直舍不得画出来，直到现在还藏在心里。后来的许多年里，也时间较长地离开过敦煌两次。那两次都有可能不再回来，可是我还是不能不回来，一次是当了道士，云游北国名山圣地，最终认为那些小说里描写、道藏经里记载的洞天福地早已今不如昔，都非修行之所，为了修行，还不如敦煌这边道气犹存。在飘荡海角天涯8个月后又回到榆林窟潜伏下来。还有一次就是公派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画科留学。在日本两年多结下了很多人缘，颇具实力久留日本。论语有“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之圣训。虽然也有同去者敢于唾弃陈腐儒见，勇于体现自我价值而留下，但我岂敢辜负段文杰院长的厚望，怎能戏弄平山郁夫先生的担保。而最不能不回去的就是为了画画，我心中的诗情画意都孕育在敦煌，断了创作源泉就断了艺术生命。我冥冥中似乎感到有使命在敦煌。敦煌对我的魅力至今没有穷尽。回忆从小至今对敦煌的每一次步入，都似前生有缘。这一使命是什么？如果此生还未明了，那肯定在来世的意识里，又会多次和敦煌的元素“偶然”碰撞在一起，直到再度把我推进奔向阳关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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