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青年节的到来，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近百年前的民国时期。而在民国，无论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种种人物，终不及“先生”二字来的厚重大气，值得仰望。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时局、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也为今日之中国教育立镜一面。
千年前范仲淹先生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望这些先生的背影，追思大学师者之风范与担当。
“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时局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蔡先生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法令——《大学令》。任北大校长时，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先生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对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都颇有研究。他曾写信：“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先生坚持使用白话文和白话诗，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先生对复旦情深意重，晚年还募款十万元助复旦购得固定校址。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许多政界名人同声道贺，而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中则写“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马先生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
张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即筹办南开大学，又创南开女子中学，后办实验小学，在抗战前即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培养英才无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先生历尽艰辛，却矢志不渝，把教育救国视为一生追求。
梅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梅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台湾当局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 
竺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别样的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他谨言慎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没有咖啡时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晚年他去非洲、东南亚照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他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先生做事就是4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梁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
陈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深远，纸中夹着百万雄兵。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份崇敬，一种精神。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版权声明：【阅读公社所使用的文章、图片及音乐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敬请相关权利人随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