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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勤民"理应成为古今帝王、领袖、官吏的座右铭。畏天则会敬天，做事才能如理如法；爱民才能勤民，行事才能体谅民间的疾苦与呼声。”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乃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所在，寥寥四字包含了为官为政的理念。
枚枚印玺源流长，朝朝皇室铸篇章；
乾坤不觉方寸小，“敬天勤民”道彷徨。
本文所採图文节选自历次苏富比（Sotheby's
香港）拍卖图录，作为留存资料和学习鉴赏皆有益处。
清康熙康熙帝御寶檀香木異獸鈕方璽
11 x 10.2 x 10.2 公分 92,600,000
港幣（创康熙印玺拍卖价的世界记录）
位於紫禁城後部的乾清宮為清代帝王寢興之所，是宮中重要的政治策源地。這裡曾貯存過兩方在清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寶璽，一方是貯存在西暖閣中的源於康熙皇帝的「敬天勤民」寶，另一方是貯存於東暖閣的乾隆皇帝的「古稀天子之寶」。此次香港蘇富比公司徵集到的檀香木異獸鈕「敬天勤民」寶即是那方康熙時期收存於乾清宮西暖閣的原印。
此寶檀香木質，異獸鈕，印面10.15公分見方，通高11公分，印臺高4.2公分。印文為九疊篆「敬天勤民」四字，陽文。此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以及此次拍賣的兩冊《康熙寶藪》中都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體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寶藪》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康熙皇帝寶璽的真品。鑒於此寶在清代皇帝璽印中非常特殊，與清朝政治綱領有密切關係。
（康熙画像）
「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八字政綱，成為清代皇帝行政的最為重要的指導思想。這一政綱濃縮、提煉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於皇帝的定義，總結了國家賴以良性運轉所需要的皇帝的條件，標誌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皇帝政治文化的發展與成熟。
作為一位勵精圖治、關心民生的皇帝，康熙認為「敬天勤民」是實現政治清明的必要條件，是一個明君應該具備的基本品質。他曾講，人君「惟當敬天勤民，鞠躬盡瘁而已」，「君道在於愛民，此帝王之常經，祖宗之家法」。因此他常以敬天勤民鞭策自己，表示「朕自御極以來，早夜孜孜，以敬天勤民為念，不敢少有逸豫」。以敬天勤民為行政的準則。
在勤民方面，康熙皇帝認為君主是為百姓而設立的。「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洲無一夫不獲其所也」。因此作為君主要尊重百姓，時存誠敬之心。「臨民以主敬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尊重百姓，就是要千方百計為百姓謀利益，順民意，為民生。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勤民的具體表現就是勤政。
在康熙看來，敬天與勤民是統一的，天意即民意，敬天即是敬民意，敬天就要愛民。這是他自始至終堅持的一項基本治國方略，為政的座右銘。因此，其在位期間刻製此方「敬天勤民」寶，絕非偶然，而是有其深意的。
到目前為止，有過三方清代的「敬天勤民」寶。第一方即此次拍賣的這方檀香木異獸鈕寶。第二方白玉質，交龍鈕，印面9.2公分見方。印鈕為康熙時期風格，交龍身體細勁，神態威猛。印體四周刻有乾隆皇帝的《敬天勤民寶四言詩有序》御製詩，落款時間為「乾隆戊辰春」，即乾隆十三年（1748年）。此寶曾經過火燒，整體酥裂，現僅殘存一半。第三方亦為白玉質，交龍鈕，印面9.65公分見方。印鈕是典型的乾隆時期風格，印體四周也刻有乾隆御書《敬天勤民寶四言詩有序》，落款時間為「乾隆戊午春」，即乾隆六十三年，也就是嘉慶三年（1798年）。後面兩方現在都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處於清王朝發展鼎盛時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均鐫刻有「敬天勤民」寶，他們重視的並不是寶璽本身，而是「敬天勤民」四字所蘊含的意義和思想。「敬天勤民」不僅是康熙帝的座右銘，也是雍正、乾隆帝的為政之準則。正如乾隆所說：「匪貴其材，實珍其義」。此次拍賣的檀香木寶作為清代三方「敬天勤民」寶中的第一方，其重要的歷史價值不言而喻。
此方康熙「敬天勤民」寶的材質和雕刻令人印象深刻。檀香木作為製作皇帝御用璽印的材質，在清代歷史上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一個是清早期，特別是康熙時期。康熙時期的檀香木寶大的十幾公分，小的幾公分，都是用一整塊木料雕刻而成。印鈕多為異獸鈕，異獸身體豐腴，四肢健碩，頭部細長，平行前視，單角，眼細小，類似豬的嘴鼻，後頸兩邊有幾縷捲曲的毛髮。整個雕刻風格拙樸，線條流暢、簡潔。另一個是清晚期，主要是慈禧皇太后的寶璽。大小均有，小的用一塊材料雕刻，大的基本上是印鈕和印體分開製作，再連接合成。印鈕多為交龍鈕。此方「敬天勤民」寶即是典型的康熙時期的檀香木寶璽，從中可見康熙時期檀香木寶璽印鈕雕刻的基本面貌。
此方檀香木「敬天勤民」寶是康熙皇帝非常重要的一方寶璽，與康熙皇帝一貫堅持的為政原則高度契合，是康熙皇帝敬天愛民思想的歷史見證。更為重要的是，此方寶璽同樣受到雍正、乾隆皇帝的高度關注，他們先後以此為藍本重新刻製了兩方白玉「敬天勤民」寶。特別是乾隆皇帝，還將重刻的「敬天勤民」寶放在《寶藪》第一的位置上，可見其重視程度。同一印文設計，先後被三個皇帝刻成寶璽相沿使用，這在清代帝后寶璽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彰顯出康熙此寶所具有的重要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
清康熙康熙帝御寶壽山石瑞獸鈕方璽
6.9 x 5.9 x 5.9 公分
印文：《淵鑒齋》 48,920,000
港幣
康熙帝玄燁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在學習漢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和漢族文人刻製閒章以明志趣的傳統一樣，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刻製了不下一百三十方寶璽，成為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個人意趣和閒暇生活方面的重要實物資料。
此璽壽山石質，瑞獸鈕，印面5.9公分見方，通高6.9公分。印文「淵鑒齋」三字居於印面正中，印文右側和左側分別刻龍、虎形象，上下分別為八卦中的「乾」卦和「坤」卦圖形，全部以陽文呈現。此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以及此次拍賣（拍品編號3103）的兩冊《康熙寶藪》中都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體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寶藪》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康熙皇帝寶璽的真品。
康熙皇帝對自己書法的水準是頗為自負的，曾將自己的書法或者臨摹的歷代書家名跡摹刻上石，並命名為《淵鑒齋法帖》。在康熙皇帝所有御用寶璽中，宮殿璽的數量很少，只有「懋勤殿」、「淵鑒齋」、「佩文齋」、「日新堂」等寥寥幾種，而其中以「淵鑒齋」刻製的數量最多，達到四方。我們知道，刻製這些寶璽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御筆書畫上鈐蓋，大量「淵鑒齋」璽的刻製，恰恰說明淵鑒齋與康熙書法創作的密切關係。他還有一方「淵鑒揮毫」璽，正是他在淵鑒齋中從事書法繪畫學習和創作的真實寫照，形象地展現出康熙帝在淵鑒齋潑墨染翰的場景。這些都說明，淵鑒齋是康熙皇帝從事書法學習和創作的重要場所。
對於壽山石雕的歷史而言，清前期無疑是一個極為繁榮的時代，康熙朝是壽山石開採和雕刻的高峰時期。「明崇禎末，有布政謝在杭嘗稱壽山石甚美，堪飾什器。其品以艾葉綠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紅又次之。然未之見也。久之，有壽山寺僧于春雨後從溪澗中拾文石數角，往往摩作印，溫潤無象，故名不大著。至康熙戊申，閩縣陳公子越山，忽齎糧採石山中，得妙石最多，載至京師售千金。每石兩輒估其等差，而數倍其值，甚有直至十倍者。自康親王恢閩以來，凡將軍督撫，下至遊宦茲土者，爭相尋覓。」
壽山石的大量開採，為壽山石雕刻的繁興提供了物質基礎。楊璿、周彬、王矞生、魏開通、董滄門、許旭皆以壽山石雕刻名聞當時，尤其是楊璿、周彬更是以雕刻印鈕聞名。楊璿之鈕，集玉璽、銅印之精華，獨樹一幟，卓然成家，其獸鈕雕刻更是名震當時。周彬之鈕善於抓住特徵，大膽誇張，有「尚均鈕」之稱，其作印鈕，喜於印周刻錦邊博古紋飾。他們的作品流傳甚廣，也為宮廷所收藏。
隨著壽山石的大量開採，知名度的提升，壽山石也通過地方官員的進獻進入宮廷，成為宮廷雕刻的原材料之一。依託宮廷造作的雄厚實力，加之皇帝的直接參與和監督，技藝高超的宮中匠人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努力，宮中壽山石雕刻在汲取同時代的牙雕和木雕技法的基礎上得以快速發展，顯現出相當高的工藝水準。這從現存康熙和雍正皇帝御用璽印的印鈕雕刻中便可窺其時代面貌。9 而這些面貌在此方「淵鑒齋」璽的印鈕雕刻中也有充分體現。
此方「淵鑒齋」璽採用紅白相間的壽山石製作，是康熙時期典型的壽山石印材。印鈕上的瑞獸大膽誇張，筋力遒健，給人以神秘之感。毛髮行刀流利，刻畫細密，神態栩栩如生，具有宮廷豐腴華茂氣象，顯然是由造辦處工匠在宮內雕刻。所有這些特點，都與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時期的印鈕雕刻風格相一致。美石與巧工相輔相成，顯示出宮廷早期壽山石雕刻的水準。
此方「淵鑒齋」璽的印面除了中間的「淵鑒齋」三字外，四周還分佈有龍、虎形象和乾、坤卦象，與中國傳統的肖形印形式結合在一起，別具一格，令人印象深刻。在康熙皇帝所有的御用寶璽中，印文如此佈局的還有另外一種，即「體元主人」璽，共有大小六、七方之多。這兩種印面裡的龍、虎形象的設計都具有非常強烈的動感，豐滿強健，神態逼真，顯然出自同一設計者之手，而且設計者的印學功底深厚，將幾種元素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非常和諧。
此璽圖案的形象設計很明顯來自於中國古代四方神中的青龍、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神圖像體系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發展脈絡，是由我國古代的祥瑞動物崇拜、以南為尊的方位觀念、陰陽五行思想和天文、神話等因素相互融合演變而來的。四神所組成的方陣具有守四方穩定的功能，但又常常被拆分開為兩組，分別賦予了各不相同的作用。漢墓出土的銅鏡上常見有「左龍右虎辟不羊（祥），朱爵（雀）玄武順（制）陰陽」的銘文，十分明確地安排了兩組神獸的不同分工。青龍和白虎主要承擔著「辟不祥」的任務，且二者的協作關係極為密切；朱雀與玄武則側重於「順陰陽」，二者的對應關係相對比較鬆散。7 按照這樣的邏輯，既然朱雀和玄武主制陰陽，那麼相應圖案形象便可以用八卦中代表陰陽極數的「乾」「坤」卦象替代，從而將傳統的四神圖案轉化為康熙「淵鑒齋」璽這樣的圖案組合。
在整個清代的皇帝璽印中，只有康熙皇帝的這幾方印璽採用了天地龍虎這樣的圖案組合設計。
此方「淵鑒齋」璽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資訊，作為康熙皇帝園居時的書房，淵鑒齋與康熙時期的文化活動密切相關，是康熙皇帝讀書學習、揮毫染翰的地方，「淵鑒齋」成為康熙時期非常少的刻製了相應殿名璽的宮殿之一。此方「淵鑒齋」璽無論是印面設計還是印鈕雕刻，都反映出康熙皇帝的思想意趣及其時代風貌，在康熙御用璽印中可謂獨具匠心。
清乾隆康熙皇帝御製印璽「康熙寶藪」
和歷朝皇帝一樣，清代諸帝在位期間都刻有或多或少的御用璽印，這些璽印材質多樣，雕刻精細，代表了當時的工藝水平，加之又是皇帝經常鑒賞鈐用之物，故成為十分重要的宮廷文物。但隨著時問的推移，朝代的更替，皇帝璽印多有流失。就清代皇帝御用璽印而言，順治以前留下來的極少，而康熙以後雖留存較多，但仍是殘缺不全。要想全面具體地瞭解每位皇帝御用璽印的歷史狀況，惟有依靠《寶藪》。
所謂《寶藪》，即皇帝御用璽印的印譜。是將皇帝御用璽印收集鈐蓋，裝訂成冊，以流傳後世。在清代以前並無《寶藪》之名，也未見有將皇帝璽印製作印譜的記載，《寶藪》一詞應是乾隆皇帝的發明，寶藪製作也發軔於乾隆時期。
根據乾隆皇帝所作《匣衍記》記載：「匣衍記有三，一以誌交泰殿所藏御用國寶，一以誌端凝殿所藏御用朝珠，一以誌壽皇殿所藏御用諸璽。……復於乾隆四十六年冬，敬將聖祖、世宗常用諸璽，及朕自青宮至御極以來數十年中所用諸璽，製為寶藪匣，並豫裝空冊，亦訂為二十五層，貯於壽皇殿，以備將來依次存貯簽用，世為法守。」（《清高宗御製文餘集》卷一）據此可知寶藪的編纂製作始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當時製成的寶藪雖然只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但乾隆帝卻命工匠製作了多個空寶藪冊，以備後繼者使用。嘉慶以後諸帝都沿襲這一成例，每當新帝即位：都要將大行皇帝的御用璽印收集在一起，統一保存，並製作《寶藪》留存。沿至清朝滅亡，各個皇帝基本都有《寶藪》存世。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就收藏有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慈禧的《寶藪》：成為研究清代帝后寶璽的最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此次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徵集到的《康熙寶藪》一冊，前後夾板用褐地黃萬字紋錦裝裱，前夾板中間留出石青色地長方形牙口，內嵌四條螭龍，螭龍中問嵌「寶藪」二字。內芯為宣紙裝裱成的冊頁形式，每開依據所鈐寶璽的大小鈐蓋數量不同的康熙御寶，大的每開兩方、三方，小的每開六方、九方，計27開，共鈐康熙御用寶璽119方。
整個寶藪在鈐蓋之前經過精心籌度，基本按照其重要程度並適當參考大小安徘寶璽的前後次序，每開預先在四角用錐子紮出小孔，劃出細痕，作為鈐印的座標，因此此寶藪上的印文端正規矩，不偏不斜。其中第11開下端的「端凝鑒賞」璽是事先鈐蓋在另一張宣紙上剪下後再貼到寶藪上去的，而第25開、26開的六方瓷質寶璽有後暈染修補的痕跡，這些情況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寶藪如出一轍，可以斷定此冊《康熙寶藪》為清宮原藏之物。
此冊《康熙寶藪》收錄的所有印文都是用原印直接鈐蓋上去的，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加之又是清宮原裝原裱，印文鈐蓋清晰，品相極佳，故更顯珍貴。按照慣例，清代每個皇帝正式製作的《寶藪》一般都是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存於宮內，一份存於皇史成宬，另一份則與寶璽一起存放於景山壽皇殿。惟《康熙寶藪》當時只鈐印了二冊，除此冊流失民間，另外一冊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也就是說，此冊是唯一的流失於民間的《康熙寶藪》，同時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冊為私人收藏家收藏的皇帝寶藪。而今重現拍場，實是難得。
此冊《康熙寶藪》的重要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鑒定康熙御用寶璽真偽的重要依據。據記載，康熙時期製作的御用寶璽數量不小，但到底製作了多少，其大小、印文、質地、鈕式如何，由於檔案的缺失都無從查考。尤其是近代以後，中國陷於內憂外患之中：康熙御用寶璽大部分從宮裏散出佚失，想單從現藏實物全面瞭解康熙御用寶璽的全貌已不太可能。而此冊《康熙寶藪》則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收錄了絕大部分的康熙寶璽，成為公認的鑒定康熙御用璽印的重要依據。最近幾年，《康熙寶藪》中著錄過的寶璽屢現拍場，價格一路上揚，如北京華辰拍賣公司2002年4月24日春拍第849號拍品「康熙御用壽山石『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對印」；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2003年7月7日春拍第535號拍品「康熙御用田黃玉石印章一套十二方」；北京華辰拍賣公司2003年7月12日春拍第893號拍品「康熙御用碧玉璽『康熙御筆之寶』」。上述康熙御用璽印所以被鑒定為真品，並拍出如此高的價格，與這些璽印被《康熙寶藪》著錄，有可資比對的材料有很大關係。
二是鑒定康熙御筆書畫真偽的重要依據。康熙皇帝具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書法亦十分喜愛，政事之餘經常揮毫潑墨，留下了大量作品。這些作品最後大多被裝裱成冊、卷、軸等不同形式保存起來，其上多鈐蓋寶璽。由於歷史原因，康熙皇帝的御筆書畫作品有很多也同樣散落出宮，現在逐漸現身於各種拍賣會。對於這些御筆書畫作品真偽的判定，驗證其中所鈐御用寶璽是否為真跡是一個重要方面。如北京嘉德拍賣公司2004年5月16日春拍第1388號拍品「康熙皇帝臨黃庭堅五言詩軸」；北京中貿聖佳拍賣公司
2004年6月6日春拍第1203號拍品「康熙帝御書朱子五言詩軸」。兩幅作品均鈐有康熙御用璽印，引首章為「淵鑒齋」（拍品編號3102），壓角章為「康熙宸翰」和「敕幾清晏」，三璽均著錄於《康熙寶藪》第14開，經相互比堪，可以確定作品上鈐蓋的印文都是真跡，從而為兩幅作品價值的判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研究康熙帝思想的重要資料。《康熙寶藪》中著錄的御用璽印就其內容而言，許多都隱含著深刻的寓意，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在反映康熙思想方面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如「惜寸陰」、「敬天勤民」（拍品編號3101）、「惟堯則之」、「我思古人」等：都和他的政事活動密切相關，這些璽印所包含的思想在康熙一生的言行中都有實實在在的反映。又比如「戒之在得」折射出其內心深處強烈的憂患意識；而「七旬清健」則透露出其晚年對身體健康的希冀。翻閱此冊《康熙寶藪》，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代帝王的思想軌跡和心路歷程。
清嘉慶嘉慶帝御寶青褐玉「瓦當」鈕方璽
4.9 x 4.9 公分
印文：《毓慶宮寶》 4,840,000
港幣
毓慶宮位於紫禁城東部景運門外北側，乾清宮東南，建於康熙十八年（1679），是康熙皇帝特意為當時的皇太子允礽修建的寢宮。後來允礽因為性情暴戾，狂妄不孝被廢除太子之位，移出毓慶宮，禁錮他處。毓慶宮便成為皇子皇孫居住的地方。乾隆皇帝從十二歲開始在這裡居住五年，因為成婚分住才移居重華宮。乾隆時期，這裡成為年少皇子皇孫的公共居所，當時還是皇子的顒琰也和眾多皇室子孫一起居住在這裡，長達十年之久。成婚時他從毓慶宮遷到乾東五所居住，後來又移居擷芳殿。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即乾隆繼位周申之年，他召集皇子、皇孫、諸王公大臣一起鄭重取出當年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的匾額後的建儲密旨，宣佈皇十五子顒琰為皇太子，並決定次年新正舉行禪位大典。嘉慶元年正月元旦，大典隆重舉行。乾隆將「皇帝之寶」授給顒琰，結束了自己長達六十年之久的皇帝生涯，成為清朝歷史上唯一的「太上皇帝」。乾隆退位後，本應移居寧壽宮，讓新皇帝住進養心殿，但他以自己居住養心殿已六十年，安全吉祥，且便於召見群臣，不願遷出，而讓新皇帝顒琰移居毓慶宮，並賜名「繼德堂」。顒琰成為皇儲後不久，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乾隆皇帝命其自擷芳殿移居毓慶宮，直到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薨世。嘉慶皇帝又在毓慶宮居住了三年多。
通觀清朝歷代皇帝的御用印璽，可以發現皇帝御用印璽在印文的選取上有這樣一個規律，即同一印文在御用印璽中出現的頻率與皇帝本人的思想、情趣、喜好以及其自身的經歷密切相關。就宮殿璽而言，一旦同一建築的名字反復出現在不同御用璽印中，那麼這個建築一定和該皇帝有著非同尋常的關聯。乾隆皇帝的三希堂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十三方「三希堂」璽讓我們確信那裡就是這位儒雅天子的神游馳騁之所，承載著其一生的精神和寄託。同樣，他的兒子嘉慶皇帝的毓慶宮也不遑多讓。嘉慶皇帝即位以後，刻製了多達八方的「毓慶宮」璽，是嘉慶在位期間刻製宮殿璽最多的地方，顯示出毓慶宮這個地方對嘉慶皇帝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此方「毓慶宮寶」所選材質為比較普通的漢玉，玉色灰白中伴有淺褐，綹隙間沁色明顯，非常符合清宮所謂「漢玉」的標準。印鈕樸實無華，不尚張揚。同樣風格的嘉慶印璽在現今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中並不少見，發表於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明清帝后寶璽》一書中，可以對比。印面篆字設計根據印體原有的缺角相形就勢，不作避讓，呈現出自然和諧之美。印文砣刻技法嫺熟，一氣呵成。
清嘉慶嘉慶帝御寶白玉「雙螭」鈕方璽
6.6 x 6.9 x 6.9 公分
印文：《秀木佳蔭》
10,840,000
港幣
玉玺原屬嘉慶帝，質白瑩潤，間帶雲狀白絮，印鈕作雙螭龍，寄情思古。螭龍圓雕精工，造型凜凜，動感逼真，與璽邊之稜角線條形成美感對比。印面規整，刻白文「秀木佳蔭」。
「秀木佳蔭」乃「勤政親賢」之一閣，此處設一小型正殿及為數眾多之朝房，以容朝廷各部司。「勤政親賢」為皇帝主要批摺、聽政、議事，及接見大學士之處，為乾隆御題且詔命繪圖記載的《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之第二景。此套詩圖完成於乾隆九年（1744），由滿州大臣唐岱（約1673-1752）與漢族內廷畫師沈源（活躍於約1728-48）合作而成。唐氏山水富傳統文人風範，沈氏受宮廷歐洲傳教士影響，善以歐洲傳入之透視技法等，作界畫繪建築。
乾隆帝為「勤政親賢」所作之詩:
「正大光明之東為勤政殿，日於此批省章奏，召對臣工，亭午始退。座後屏風書《無逸》以自勳。又東為保合太和。秀石名葩，庭軒明敞，觀閣相交，林徑四達。」此處乾隆帝曰之「秀石名葩」，據其相應位置，應與「秀木佳蔭」意指同處。
清乾隆乾隆帝碧玉螭龍鈕御寶
印文：《三希堂》7.6
x 3.4 x 1.7 公分
14,440,000
港幣
乾隆十一年（1746）歲次丙寅初春，一件堪稱稀世之寶的晉人書法作品擺在乾隆皇帝面前，這就是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比世並美的王珣《伯遠帖》。這對藝術品收藏癡迷有加的乾隆皇帝而言，恐怕再也沒有比這更讓他心動的新春禮了。乾隆皇帝在欣喜之餘，立即將當時處理政務之暇用於休憩的養心殿西暖閣西次間的「溫室」開闢出來，專門用以貯存這三件稀世珍寶，並命名為「三希堂」。從此，作為乾隆皇帝重要的文事活動場所和清代藝術典藏最具典型性的文化景觀的「三希堂」走進人們的視野，直到現在都不曽有絲毫的削弱和淡化。乾隆皇帝對三希堂可謂情有獨鍾，終其一生，在他的授意下，刻製了不下十三方「三希堂」印璽，1而香港蘇富比公司即將拍賣的此方碧玉螭龍鈕「三希堂」璽即是其中之一。
就在命名「三希堂」的同時，乾隆皇帝特意作了一篇《三希堂記》的文章。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乾隆皇帝開宗明義交代了三希堂命名最直接的原因：「內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遠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養心殿溫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三希堂就是專門為了貯存上述三帖，以便於他自己能夠隨時觀摩品鑑。乾隆皇帝接著又說：「夫人生千載之下，而考古論世於千載之上，嘉言善行之觸於目而會於心者，未嘗不慨然增慕，思與其人揖讓進退於其間。羲之清風峻節，固足尚；即獻之亦右軍之令子也。而王珣史稱其整頹振靡，以廉恥自許。彼三人者，同族同時，為江左風流冠冕。今其墨蹟，經數千百年治亂興衰存亡離合之餘，適然薈萃於一堂。雖豐城之劍、合浦之珠，無以逾此。」2 經過千百年的流傳，三件至寶竟奇異般地全部為內府所收藏，冥冥之中有如神助。展閱品鑑神采煥然的墨蹟，心摹手追，就好像在和千年前的三位書家進行著無聲的交流，這對酷愛收藏和鑑賞的乾隆皇帝來說真是難得的至高境界。
三希堂可以說是清宮古代藝術品收藏的聖地。雖然只有四平方米大小，但陳設幽雅、古樸，高雅與精緻始終充溢著這個狹小的空間，散發出濃濃的書卷氣，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乾隆帝古代藝術品收藏所達到的極高品位的代表。三希堂的內部陳設從乾隆朝確定以後，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各朝都從未有過變動，至今仍保持原貌。
乾隆皇帝在《三希堂記》中，還闡發了「三希」的另一種解釋，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也就是士人希望成為賢人，賢人希望成為聖人，聖人希望成為知天之人。這句出自宋代大儒周敦頤《通書．志學》中的詞句，被後世學者尊奉為「三希真修」，旨在激勵天下士子立志高遠，不斷進取。
應該說，乾隆皇帝對三希堂的命名充分顯示出這位元儒雅之君的情懷和抱負。養心殿正殿是他日常處理政務，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地方，而與之緊緊相連的三希堂則成為他理政餘暇品鑑古代藝術珍品，揮毫染翰之所，是彰顯盛世的宏大收藏的彙集之地。從此，三希堂中的品題鑑賞成為乾隆皇帝常規化的藝事活動，終其一生不曾停止。而十三方大小不等，質地各異的「三希堂」印璽也使三希堂成為乾隆時期所有宮廷建築中刻製宮殿璽最多的地方，從中可以想見乾隆皇帝對三希堂的重視程度。
此方碧玉「三希堂」璽製作於完成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意下製作的，從動議、選材、取樣到驗收的整個過程乾隆皇帝一直身在其中，是乾隆中期御用璽印製作很典型的例子。其所用之玉為溫潤通靈的和田碧玉，印形規整。螭龍印鈕的設計具有很強的裝飾意味，頂部的動物是龍和螭的混合體，形態自然生動，螭龍的眼、鼻、嘴、須雕刻細膩，角、腿、尾、爪奔放而恰到好處。鈕下面的印體四周雕刻水波紋，線條流暢，與上面的螭龍相互呼應。印文雕刻筆劃均勻，字口深峻。顯示出蘇州玉工高超的玉器雕琢技藝。
雍正帝御寶白玉九螭鈕方璽
印璽 7.4 x 6.1 x 6.1 公分
印文：《雍正御筆之寶》 104,920,000 港幣
雍正皇帝一生製作的寶璽總數在253方左右，但到乾隆皇帝即位時對雍正寶璽的整理記錄表明，乾隆初年雍正帝寶璽只剩下了204方。1
這些寶璽中的絕大部分現仍保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它們雖然或精細或粗獷，或文雅或樸拙，但都給人以清新自然的感受。由於雍正皇帝的御用寶璽絕大部分現都收藏在博物館中，流散民間的並不是很多，因此偶爾獻身於民間收藏的雍正寶璽就顯得特別珍貴，成為全面認識和瞭解雍正帝其人其事的重要資料。
此方寶璽的印文於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四日間由造辦處玉作的玉匠刻製完成。此寶的質地在整個雍正寶璽中極為少見，是雍正帝僅有的五方玉質寶璽之一。乾隆初年對雍正帝的寶璽進行整理時，共得雍正寶璽204方。這204方寶璽使用的材質不是很多，包括石、玉、牙、瓷。其中玉質寶璽五方、牙質寶璽二方、瓷質寶璽六方，剩下的都是石質寶璽。根據檔案，雍正帝刻製的五方玉質寶璽分別為：白玉雙龍鈕「敬天勤民」寶、白玉雙龍鈕「雍正御筆之寶」、白玉三喜鈕「雍正御製之寶」、白玉九螭鈕「雍正御筆之寶」和白玉坐龍鈕「雍正御筆之寶」，3
此寶即為其中之一。此方「雍正御筆之寶」 所用的白玉質地極為通靈溫潤，通體潔白緻密，純淨無瑕，至為難得。
此寶的原包裝匣保存完好，為瞭解雍正帝寶璽的盛儲存放方式提供了難得樣本。雍正皇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富有傳奇性的人物。他在位的十三年承上啟下，在康乾盛世形成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雍正帝對藝術創作具有獨到的見地，品味高妙而獨特，御用器物的製作文雅精細，水準之高居清代各朝工藝美術之前列，這一結果與他本人對宮廷器物製作的直接參與有密切關係，雍正的寶璽亦不例外。
清雍正（印璽）/
清乾隆（蓋盒）乾隆帝御寶昌化石與田黄組璽三件 材質均為上等凍石，光素，印文分別為朱文「隨安室」、白文「寶親王寶」、朱文「長春居士」
坂本五郎購於巴黎，約1960年代
組璽皆於乾隆皇帝登基前為皇子時期製作並使用，在北京故宮藏《乾隆寶藪》（乾隆御璽印譜）中悉數見錄，《寶藪》並載：「右寶皇帝青宮時所製，計七十方，分十三匣尊貯。謹錄御用諸寶之後，其語句可通為標識者，今宸翰仍一例鈐用云。」可知乾隆在皇子時期共有印章七十方，分裝在十三個印匣內，此匣組璽即為其中一匣。匣為紫檀木質，匣面刻寫印中，底座上面的印托用萬字紋錦糊成，做工十分精細考究，為宮中原裝，充分體現皇家的氣派。
乾隆皇子期的這十三匣印章原存於景山壽皇殿內，一直得到妥善保存。但遺憾的是近代中國命運坎坷，壽皇殿內的皇帝御寶亦遭不測。乾隆皇之時期的這十三匣印章，除故宮現藏有一匣十六方以外,其餘大部分已經佚失。而此次拍賣的「寶親王寶」組璽則是已知的私人收藏中唯一的一匣乾隆皇子時期的印章，在經過海外藏家長期密藏之後重現，實為幸運之至。
乾隆在雍正十一年才被封為和碩寶親王和賜予長春居士之號，而《石渠寶笈》記載此匣印璽在雍正十二年初已經使用，故可以推知此匣印璽製作於雍正十一年（公元1732年），由內府造辦處工匠奉命刻製，為現存乾隆御璽中年較早者。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時期多使用組印，一般三方一組，裝於一匣，組合方式為長方形或者橢圓形引首一方，印文多為宮殿名，方形壓角章二方，印文或為名號或為詩文警句。而此拍賣的「寶親王寶」組璽則是這種組印中最早的一組。這樣做也是為了使用方便，實際上，此組印璽在乾隆為皇子時期的畫畫作品上經常鈐用，是乾隆早期御璽中使用頻率較高的一組，地位非常重要.
此組印璽另一耀眼之處則是其材質十分珍貴，為非常少見的田黃凍石和雞血凍石，純淨細膩，晶瑩剔透，印體不雕不飾，更顯出印石本身的光彩。且都被切割成非常規矩的方形或橢圓形，材料浪費很大，與溥儀帶出宮外之乾隆田黃三連印之形制異曲同工，可見皇家之奢華。
珍貴之印材，精致之篆刻，文優而質美，可謂乾隆乃至皇帝御璽的代表作品。
1. 寶親王寶
此寶用福建壽山田黃凍石刻製，頂端呈覆斗形，光素。
雍正十一年正月，雍正下諭封皇四子弘曆，為親王。同年二月，又封皇四子弘曆為和碩寶親王，乾隆從此開始參與政務。此寶做於這一年，一般作為壓角章鈐蓋於乾隆即位以前所作書畫上。
2. 隨安室
此寶用福建壽山田黃凍石刻製，印面橢圓形，平頂光素。
「隨安室」為乾隆帝的書室名。最初之隨安室於乾隆為皇子時讀書學習的淑芳齋後室，主要取其隨所遇而安之意。乾隆對此書室名非常偏愛，繼位以後，又將日常處理政務的養心殿東暖閣北室命名為隨安室。更有意思的是，在三山五園及各處行宮如西苑、圓明園、清漪園等都有以隨安室命名的書房。之所以如此，用乾隆自己的話說為了不忘記過去，可見乾隆對自己當皇子時期的生活是相當留戀的。此方御璽製作於寶親王時期，其隨安室當指最初命名的淑芳齋內的隨安室。一般作為引首章與「寶親王寶」、「長春居士」相配使用，在乾隆為皇子時期的書畫作品上可以經常看到其印跡。
3. 長春居士
此寶用浙江昌化雞血凍石刻製，頂端亦呈覆斗形，光素。
「長春居士」是乾隆為皇子時期雍正皇帝賜給他的名號。雍正皇帝對佛學素有研究，於雍正十一年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說法，收弟子十四人，乾隆即是其中之一，賜號「長春居士」。此寶於這一年製作。乾隆對「長春」之號極重視，多處「長春書屋」的命名都源於「長春居士」這一名號。此寶作為壓角章常與寶親王寶相配鈐蓋於乾隆繼位之前所作書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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