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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Cecilia (MBA, Ross '12) 的公众号：西西里Cafe。携隐咨询获授权转载。
听Ahuja讲课时，我时常有一种暗暗庆幸的感觉，因为他的每一课都能让我大开眼界之后陷入思考。
他是Ross战略课程的首席教授，昨天是他的Advanced Competitive Analysis的最后一课。课前他说，我要坦白一件事。在我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我热爱教学，热爱研究。我误打误撞的从事了一件我即使义务也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这份工作待我不菲。但每年的这个时间，我走进课堂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我害怕我要讲的话题，关于商业伦理。因为我有两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回答：第一、我是否是教授这个话题的正确人选？第二、伦理真的可以教吗？ Ahuja这堂一个半小时的课讲了两个小时，整场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个人说话。他在课上数度落泪。这些课不知道他讲了多少年，但每一年的这三天的这三堂课，他都饱含热泪。听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在脑海里尽量回味他的演讲和故事，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凭记忆尽可能多的把他的话记下来。相对他平常幽默但是逻辑严密的课来讲，这是最感性的一课，但细细回味之下，他惯常的论点论据逻辑之严密仍在。最令我难忘的反而是这篇讲话中的文采飞扬，那些像离骚一样反反复复出现的天问，那些对生命的尊严，对普世价值，对正直和正义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一般的追求。
课后我一个人默默地背着书包走过Ross的大门、邮件室、图书馆，在心里轻轻的说：“谢天谢地，我选择来了Ross”。 我们商学院的所有课，几乎都有一个前提：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这个前提对吗？
这个前提来自于经济学的基本定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first welfare theorem。美国和苏联的历史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人人为己的社会，实际上是最鼓励价值创造的社会机制。但是你们是否想过，这个观点有哪些前提？
我曾经深深痴迷于历史。记得二战之后，曾经有两次对纳粹的审判。对于高级军官的审判很快就结束了，但对低级军官的审判在战后几年才开始进行。时值1947年，德国纳粹早已不是世界的最大威胁，因此不少人质疑这场审判的意义。关于一场已经发生并被解决了的灾难，我们有必要反复温习回顾吗？一位美国的教授的论点最终支持了审判的进行。
“这场战争，如果只是邪恶的人做了邪恶的事，那么审判确实没有必要。但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场战争的种种决定，是善良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了恶的决定？那我们是否有必要回顾，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一个善人做了恶的决定？”
现在假如你面临一个决定。你经营化工厂，美国公司但在某发展中国家设厂。某种生产过程中会释放有毒气体，按照美国的标准，这种生产标准决不能通过，但按照尚不健全的当地法律，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施行生产，你根本无法与当地厂商竞争。你会如何选择？
班上的人，左派右派和不知所措派大概各占三分之一。我不知所措。
——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1981年，美国UCC化工公司在印度的Bhopal，设立工厂，生产胺甲萘。那个城市如印度所有的城市一样，人口密集，工厂设在闹市区。生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致命的异氰酸甲酯，同时工厂一直大量囤积这种致命化学物。1984年12月2日午夜，这种气体发生泄露。
没有明确的伤亡数字。约数为：当场死亡：10,000至20,000人。终生残疾：100,000人。部分致伤致残：500,000人。
没有一场战争曾经一夜之间伤害过这么多生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没有。投在长崎的原子弹没有。两者加起来也没有。
我们之前曾经寄予厚望的，指望可以解决这种极端事故的社会机制，比如市场反馈，比如社会反馈，比如法律，在当时的反应如何？
市场反馈。我们曾经指望自由市场可以用价格形式解决价值创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风险，但如果想把决定交予市场，市场必须知道和记住风险和事故。事实呢？如今我面对着100个世界顶级的MBA学生，听说过这场事故的，不到10个人；了解这场事故的，不到3个。
社会反馈。我们也曾经指望社会用自己的反馈渠道来约束追逐利润的公司，告之什么可为而什么不可为。但讽刺的是，悲剧发生的当时，那些事故的幸存者，那些工会头领，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同胞一夜惨死，眼看着更多的曾经的同事遭受终生无法正常呼吸的苦痛的人，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上千条生命，难道我们还要失去上千个工作机会吗？
这在贫穷的印度几乎是一个百试不爽的问题：工作还是生命？去工作，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发生这样的事故的几率，也许十年一遇；但如果失去工作，饥饿明天就会降临。
教授说，这家公司，如果套用我整个学期教授给你们的战略思考框架，那他们是优秀的。他们对关键的供应商——劳动力——有如此高的谈判筹码，以至于你可以告诉人们，我可能会杀了你，别人还是会为你工作。
法律呢？如果法律最终的目的是赔偿受害者，用可以量化的金钱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问题：在印度，人命几何？
教授逼着我们定价生命，在一片尴尬中最后给出了答案。这家公司，最终赔偿$470M，折合，每条人命3300刀。奥斯卡的奖金是一万五千美元。你只需支付这样的数字，就可以随便杀掉三个印度人。
另外一个事例是，雀巢曾经为在非洲宣传婴儿奶粉，向大量母亲免费发放配方婴儿奶粉试用，声称优于母乳喂养。两件事情让这个策划臭名昭著：一，非洲大量的饮用水不合格，大量婴儿在喝了含病菌的冲调牛奶后致病致死。二，由于婴儿一旦适应了婴儿奶粉的口味，就再也无法换回母乳，使得大量贫穷的非洲母亲，在试用品用完后，不得不放弃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为自己的孩子购置奶粉。
教授再次摇头说，按照我们讲过的理论，这家公司同样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细分市场——他们愿意放弃任何东西来购买你的商品。
他放了一篇文章，隐去名字，只说发表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文章标题叫：Let them eat pollution。文章的论点主要为：我们应该寻找人命更廉价的地方去开设重度污染的公司。我匆匆扫了几眼，一个论点是，对健康和环境的需求有高度的收入弹性，贫穷的人不在乎污染，也不在乎健康。
他问：你能想象，发表这样论点的人，在美国这个最重人权的地方，会有什么结果吗？理所当然，他会倒霉？
他揭开名字，是Lawrence Summers。几年后做了Harvard肯尼迪学院的主席。再之后做了美联储主席。你手中的美元，很可能带着他的签名。
他说，我们相信生命是神圣的。在一个叫美国的地方，在一个《独立宣言》发表的地方，我们号称着众人生而平等，我们号称着，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
印度的死伤数字之后，他眼睛中再次闪着泪光。他转过头去，深深的顿了一顿，才开始讲下一段话。
你们是否知道纳粹高级军官Adolf Eichmann？他是曾经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总管。可以说，是他的设计，把六十万犹太生命送上死路。他在战后一度潜逃阿根廷，历经十五年，最终被抓获，回国受审。当时有一部纪录片描写整个抓捕过程。纳粹头子，在阿根廷的一辆巴士上被发现，包围，当场麻醉之后，送上飞机带到德国。清醒之后，这个想象中应当残忍冷酷毫无人性的人，开口第一句话是：
他没有头上长角，他没有三头六臂，他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在危难之际，他的第一反应，是关心他的身边人。
整个庭审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典型。安排车次、装载犯人、一批一批的往载反复，他说，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让车次运行的快，让车次运行的有效率。他充满自豪的回顾，在这个岗位上，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这只是他的工作，一如他有他作为一个丈夫的工作，一如他有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工作。他勤恳奉公，他完成工作无可指摘。只是——他怎么可以无视这个事实，无视他的装载量出众的车皮上，装载的，是无数条将要无辜死于种族屠杀的生命。他怎么可以无视，他视为“只是一份工作”的工作，有如此深远的道德影响。
我们花了数十万学费，坐在商学院里，学到的是把实际的商业生活抽象为理论。抽象的好处是可以让规律应用到更广阔的范围里，但坏处是，规律一旦成了规律，就失去了规律曾经附着的社会背景人文背景，就变得冷酷。依照规律办事，很可能，让你同样忽视你所有决定里的道德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故事一样，按照规律而言，无论是印度的化工厂，还是非洲的奶粉商，都在做着无可挑剔的工作。是被抽象化后的规律让人漠视其到的含义？是道德的后果离决定太远？是决策机制复杂，让人有机会相互推诿？
教授在黑板上画了三个互相相交但不重叠的圆圈，分别代表社会、法律和道德。他说，在这三个圆圈都相交的中心部位，才是first welfare theorem能够成立的世界。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事情，发生在这个中心之外。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终生都在芝加哥大学渡过。走出芝加哥大学，往北看，是芝加哥流光溢彩的地平线。那个世界那样欣欣向荣，似乎确如他的first welfare theorem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个体追逐利益的结果将使社会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因此商业的唯一目的在于最大化自身利润。但，时不时的，我们也应该朝向另一个方向张望。往南，还有人在贫民窟里挣扎，还有人在工作和生命之间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
说回到印度的化工厂。他总部的工厂设在弗吉尼亚的小镇。事故发生的当天，工厂所在地里愤怒的镇民冲击工厂，要求马上关闭工厂。工厂的管理层不无尴尬的解释说：印度的工厂和美国的工厂使用的是不同的流程。印度那样的流程，因为太危险，在美国绝无可能施行。
这场悲剧是一场事故，不是阴谋。没有居心叵测的一小撮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扳动阀门，滥杀无数；一切都是实在的无心之过。可是追根溯源，难道这场惨剧不是由这一个个或许微小的决定所造成，难道这一个又一个的决定，都是无心之过？
这个世界，强者有保护弱者的义务。你们坐在这里，已经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幸运。你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经济危机顶峰时期，高盛仍然为高管发了大量奖金。高盛的逻辑很无懈可击：we are smart people, we bet the right side. We are just rewarded for our smartness. 教授说，我只想问他们几个问题：既然他们如此聪明，在AIG的当天，你们主席为什么给你们的前同事，美联储主席打了八个电话？即使是你们赌对了，那这个世界上又是谁在支付你们的赌注？唯一的付款人难道不是美联储？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高盛分发奖金的当天。那天一架美联航的飞机，在飞行途中两架引擎熄火，堪称灾难性的事故。飞行员凭着高超的技能，绕过无数岛屿最后成功迫降在哈德逊河上。但我想讲的是迫降之后的故事。降落后，飞机随时可能沉没，也可能爆炸。飞机的飞行员，那个身处糟糕的航空业，可能十五年中也没有涨过一次工资的人，在乘客下机后挨个检查所有座位、洗手间，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完成一切工作后，他最后一个步出舱门。
你们在商学院学到了无数的技能，但究竟用什么方式使用这些本领，这是你们的选择。只是请不要忘记，你们始终有所选择。
你们的储蓄账户利息是多少？基本等于零。为什么是零？因为我们要保持低利率使银行能够重新赢回利润，开始运转。那是谁在支付这些账单？是那些高盛眼中的“失败者”，他们辛苦工作了三十年，指望着靠着自己的储蓄可以安然退休，安然养老。
苏维埃政府在冷战时期，建造了两百多枚核弹，试图用这些摧毁美国。这个宏大的计划最终拖垮了庞大的帝国。整个苏维埃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几只手就能数出的银行家却做到了。
教授带着深深的无奈讲完这最后一句话之后，一言不发。掌声沉重的响起之后，默默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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