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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的诗歌创作与其《沧浪诗话》面面观

2016-05-09  江山携手
      摘要:严羽的诗歌创作以及其与其《沧浪诗话》的对比关系,历来少有人涉猎。严羽的诗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心灵世界和所处时代的风云。而《沧浪诗话》则是他针对当时的诗病所发,加上佛禅思想广为流传的时代背景,乃提出以禅喻诗和以禅入诗,诗禅合一的主张,产生这部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著作。而事实上,他的诗歌理论上崇尚李、杜,创作上推仿王维,却并未谈禅,只在笔墨之外寓有禅意而已。认真研究严羽的诗歌,对认识严的理论和思想都是有所裨益的。本文通过对以禅喻诗和以禅入诗两个概念的辨析,进一步阐明严羽诗论中以禅理、禅语入诗和以禅趣、禅意入诗的区别。同时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看出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之间的抵牾和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窠臼的轨迹。
 
       关键词:严羽诗歌 沧浪诗话 以禅喻诗 以禅入诗 禅理 禅趣模仿
 
      历来学者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解读和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论是对字句的校勘、训诂,对文中所用典故的考察,对篇中理论意含的解释和发挥,以及本书与其他理论著作的关联等,都已经进行研究并发表论述。而对严羽的诗歌创作以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历来却少有人关注,严羽的诗内容比较丰富,艺术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他的诗歌是其心灵史的主要载体,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所处时代的风云。认真研究其诗歌,对认识严的理论和思想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正试图从这个方面作些剖析,希望通过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能更具体地认识严羽及其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一、以禅喻诗与以禅入诗的辨析
       对任何一个诗人乃至学者的作品的分析,是不能离开其生活的时代背景的。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思想在宋朝广为流行。“由于它简化了到彼岸世界的手续,又富于中国化的思辨和趣味;再加之宋代士大夫平时养尊处优,而在宦海仕途中却又常常升沉不定,参禅的闲暇与参禅的需要得到了统一,因而禅宗在宋代备受当时文人的欢迎,出现了士大夫禅化,禅士与士大夫的合流倾向,除宋初有些人曾明确表示排佛外,大部分诗人都喜欢谈佛参禅。①” 更由于诗和禅都重视启示和象喻,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追求超脱的意境,这就使禅诗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有了相似的内在机制,具有了相互沟通的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严羽的《沧浪诗话》这部著名的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著作。
       然而,自从《沧浪诗话》面世以来,其以禅喻诗说就引来了许多非议。刘克庄《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云“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夫至言妙义,固不在于言语文字,然舍真实而求虚幻,厌切近而慕阔远,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后村大全集九十九)
      以禅喻诗就是借用禅理或引申禅理来比喻诗理或论述诗理。严羽在全书的第一部分——“诗辩”中即说道:“论诗如论禅。”并把诗歌的高下按禅家教义的不同分为大乘、小乘,认为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属于大乘、上乘,大历以还之诗则是属于小乘,而晚唐就是“辟支果”了。告诫学诗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同时提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禅宗讲究不立文字,心心相传,全凭一个“悟字”。它们认为语言对表达禅境只能是一种滞累,越详尽、越明确就越破坏、限制这种语境的神秘性、深奥性。这就是禅宗所说的“至理无荃”。“大道冲虚,幽微寂寞,只可以心会,不可以言诠。”这和诗人创作的心理机制就十分接近了。在诗歌创作中,如果要把诗人心中微妙朦胧的体验、意味深长的感受非得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反而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象外之旨”、“韵外之致”。袁行霈《诗与禅》一文指出:“诗和禅都需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视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它们有互相沟通的可能②”。由于审美直觉思维活动不仅仅是在意识层面上进行,它还包括意识层面之下的情感、意志活动。这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是语言所远远不能表达殆尽的。语言对于谈诗和谈禅一样,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越是含蓄隐秘越是能引起人的联想越能激发人潜在的想象力,这就是诗人所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它们根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既不离文字,又不在文字” ③。这不仅是禅道也是诗道的精要共通之处,因此唐宋以来,以禅喻诗者大有人在,虽然严羽也远没有“把诗说透彻”,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如这样加以组织、发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而对诗人创作主体、诗论家主体的艺术直觉产生重大影响的,唯独严沧浪一人。
 
      在翻阅严羽的诗歌集《沧浪吟卷》时,笔者发现,其中固然有许多忧国忧民的慷慨激昂之作,但也有许多描写田园山水风光的诗歌。如《访益上人兰若》“独寻青莲宇,行过白沙滩。一径入松雪,数峰生暮寒。山僧喜客至,林阁借人看。吟罢拂衣去,钟声云外残。”;又如《寄山中同志》:“松色入天尽,岩花落地闲。凭君一问讯,沿月上潺湲。”《登天皇山作》:“回看鸟没处,茫茫生白烟。”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所处时代的影响,虽然严羽在理论上崇尚李杜的诗歌,但在实际的创作中,都是极为推崇王维的诗歌的。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它们或写花鸟,或绘山水,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并没有谈禅,但在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寓有禅意,将仙境、禅境化人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创造出清静空灵的艺术意境。无怪许印芳《沧浪诗话》跋云:“严氏虽知以识为主,犹病识量不足,僻见未化,名为学盛唐,准李杜,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严羽诗歌明显体现了其“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的痕迹,甚至也有以禅入诗的所谓“别趣”。以禅入诗,一般指将禅作为诗材诗料以至诗魂直接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然而严羽《沧浪诗话》中又讲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并一直主张师法李杜,而在理论上反对“谈禅说佛”、“以议论为诗”是否和他的实际诗歌创作有所抵牾呢?这就需要我们在分辨以禅入诗这个概念时,分清楚是以禅意、禅趣入诗还是以禅语、禅理入诗。
      严羽作《沧浪诗话》,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针对当时诗病而发,乃为当时救病之药。李梦阳《音序》云:“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焉?”胡应麟《诗籔》云:“禅家戒事理二障。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这些话都为严羽的主张作了很好的补充说明。直接引用、套用禅语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这类作品在唐时很多,到宋时就更多了。如果偶一为之,尚无可厚非,但用得过滥,就令人生厌了。因为它不仅在艺术上毫无新意,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就是重复禅家那一套“人生如梦,四大皆空”的思想。这类毛病即便是大作家也在所难免,如王安石《读维摩经有感》:“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全诗都在宣扬无差别境界和对禅宗的宗祖维摩诘的歌颂,并没有表达出什么新意境和新思想。王复礼《放翁诗选凡例》有一条专门说《禅语常用可厌》:“宋儒常用释语解经,其误非浅,予已辨之详矣。至于诗家赠缁流,赋寺院,略用点缀,亦不苛求。若以此为玄妙,为脱俗,重见叠出,不堪呕吐矣。”并例举了陆游诗中“一坐小十劫”,“死边长得活”,“忘家即出家”等为例。这即是指的以禅语、禅理入诗。
      亦有将禅的情趣精神化入深刻警策得议论中的诗歌。如苏轼的《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又如他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把禅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无形地化入诗中,直接以其精神、趣味、意境而表达出来。整篇充盈着禅意,却只字不提禅语,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也符合严羽“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理论主张。
      其实就是禅诗也不一定诗整篇充斥着禅语,至高的境界还是有禅意,正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日本诗人芭蕉的诗作:青蛙古池塘,跳入水中央,扑通一声响。更进一步讲,禅宗也讲求追求不立文字而得其意,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若诗自是文字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映影。因此纵使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家也少不了言说,著名的禅宗语录就多达几十种。这使禅宗陷于一个可笑的悖论——不立文字而又离不开文字。谷隐禅师说的:‘刁一涉唇吻,便落息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才真正是几近无字天书。
      郭绍虞先生的话切中肯肇:“时人常以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诸语以为入禅。这些诗句在沧浪看来也正是所谓别趣。从这样讲,所以理语和理趣有别,禅语和禅趣有别。理语禅语讲得死,理趣禅趣就说得活。故潘德舆所谓‘理语不必入诗中,语境不可出理外’,正是很好的折衷论调。为什么理语不必入诗中?即因为理语属逻辑思维,不合形象思维的要求。④”禅语和禅趣的区别,也正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区别。正因为诗歌属于形象思维,所以能从形象中说明事理。而如果一味地谈道理说逻辑,自然使人生厌。只是当时没有这种专业术语让严羽加以说明,故此他只好一律以“妙悟”统而言之,其以禅趣入诗的诗歌创作与其反对以议论、以理语为诗的诗论并无矛盾之处,反而是严羽诗论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二、严羽的“模仿说” 之利弊辩
      严羽对自己的诗论自视颇高,最为矜重的就是《诗辨》:“仆之《诗辨》,乃断千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而其诗作却并不高明。严羽的诗歌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甚者亦步亦趋。胡应麟认为严羽“识最高卓,而才不足弥”。严羽亦有自知之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一般认为严羽理论上尊重唐试,其诗歌创作亦以盛唐为法,偏重于妙远。《四库全书总目》卷163称:“羽则专主于妙远,故其所自为诗,独任性灵,扫除美刺,清音独远,切响遂稀。七言如“空林木落长疑雨,别浦风多欲上潮”、“洞庭旅雁春归尽,瓜步寒潮夜落迟”,皆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由其持“诗有别才,不关于学;诗有别趣,不关于理”之说,故只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壮观也。”
      虽然知行合一,自来只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严羽的诗歌也不是全然的不可取,但是他的诗歌成就不高归根究底还是和其创作理论上的偏颇有关。
     钱钟书说他“论诗着重‘透彻玲珑’、‘洒脱’,而他自己的作品却粘皮带骨,常常有摹仿的痕迹;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想到一个嗓子不好的人学唱歌,也许调门儿是没弄错,可是声音又哑又嘶,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和牛比赛大小。⑤”其实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对本朝的诗歌已经作了公允的结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因此他说:“最忌骨董,最忌衬贴。”“严羽看见了病症,却没有诊出病源,所以不知道从根本上去诊治,不去多喝点‘唯一的源泉’,而只换汤不换药的‘推源汉魏以来而决然谓当以盛唐为法’。换句话说,他然把流当作源,他并未改变模仿和依傍的态度,只是模仿了另一个榜样,依傍了另一家门户。⑥”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第一篇中即开门见山地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诗法》中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严羽自然不是只主张妙悟,而是明确提出了“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严羽既要求作诗者要“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又没有提出有效的途径,而只是提倡要多读书,多穷理,要辨家数如辨苍白,一味叫人模仿。于此陶明睿《诗说杂记》说:“其为弊也,腔易空,调易滑,意易陈,调易腐,千词万语,万指一意,所谓清新俊逸之妙,于此穷焉,岂不大可笑哉!盖彼所学之家数,未尝不对,而精神不侔,终觉不类,学之愈效,离之愈远,固一定之理也。……李杜韩苏诸大家,皆学古人,皆自有其妙,非特精神不相同,而面目亦有别也。此所谓食古而能化,特家数不足以拘之,而神明变化,方且自成一家数,以衣被于后人。……总而论之,家数二字,诚为初学者最要之法门,及乎学有成就,自然蜕变。”而严羽其后所说的:“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可以说是他模仿复古说的极至之言。冯班《沧浪诗话纠谬》中说:“沧浪之论,惟此一节最为误人。”钱振煌《摘星说诗》云:“我诗有我在,何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古诗之为愈乎?”
      在严羽之前,南宋的诗坛已经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一些著名的诗人如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的诗都经过浸染江西到自立门户的过程。杨万里在《江湖集序》的自述中,代表了他们所共同走过的历程:“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⑦”姜夔也是如此,他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中说:“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览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⑧”“这些著名的诗人一致认为有一‘学’字横亘胸中,就会影响创造力,进入无所学得境界,方能挥洒自如,这对于那些过来之人当然是经过比较、鉴别,在反复的实践中才得出的珍贵经验。但这在理论上虽然正确,对于初学者却没有什么普遍意义,实际上也无法做到。⑨”
      但按照严羽的主张要人们取法乎上,法汉魏晋、盛唐(主要是盛唐),并要达到以己诗混入古人之诗而让人无法辨认的地步,也未免太过。也许是受时代的局限,严羽无法看到诗歌真正的创作来源是生活,而只能教人模仿,法乎于古,把学诗人的视线禁锢在故纸堆中,提倡其玄虚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妙悟”说,叫人无法捉摸,于是不得不讲诗法,讲用字造句,讲体制,讲风貌,讲声调,而这便是“第一义之悟”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明前后七子,以及后来的学诗者。既忽视了“功夫在诗外”,要向社会生活和自身的情感经历这些创作源泉汲取诗材灵感的根本途径,也让人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个性的发展。
      严羽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是因为那个时代社会环境开放,文化氛围活跃,诗人的思想行为较少受到约束,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思维活跃,才华横溢,最富于感情的抒发,对生活有着极敏锐的洞察感受力,这些都是“兴趣”得以产生的良好心态。相比之下,宋人龟缩书斋,沉潜于哲理思辨的玩味,思想深沉而感情冷漠,“兴趣”、“妙悟”难于产生也是必然的了。尽管他也有一些看似反模仿的言论,如“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但那也只是针对苏黄诗风“无一字无来历”来说的,在其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中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窠臼。从这一点来说,严羽讥“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乃严羽的理论与创作的一大抵牾是也。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在总结宋代诗话基础上的结晶,也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但在他的生前以及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是寂寞的。但在其过世多年以后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至明清已经尤为明显,到现在也仍然有许多人在研究他的诗歌理论。但他的诗歌创作却在继续在被冷落这是不无原因的,笔者通过对严羽诗歌创作与《沧浪诗话》关系的比较,发现严羽的诗歌与其理论有着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对其深入研究有助于对其理论的再探讨,还是不应被忽视的。可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掘弃他那些复古,参禅的见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使文坛活跃,诗道昌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注释:
①③赵仁珪:《宋诗纵横》,第12页,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6月第1版
②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第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④郭绍虞:《沧浪诗话校注》第41、38、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8月版
⑤⑥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4、2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3版
⑦杨万里《诚斋集》卷八十
⑧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叙》卷首
⑨张宏生《宋诗:融通与开拓》,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作者:石迪
联系方式:苏大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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