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经验集

暑病在《金匮要略·痉湿病脉证治》中虽仅三条，文字亦较简单，却包括暑病的虚证、实证、暑夹湿证，罗列了暑病的主要证候特点，指出了暑热与暑夹湿的两大治法，其中的白虎加人参汤，一直为后世治暑所沿用。

金·张元素受《金匮》之启迪，对暑的病因有所阐发，提出“动而得之曰中热，静而得之曰中暑。”其弟子李杲，论暑病亦以脾胃为中心，兼及心肺。他认为脾胃气虚，阴火伤其生发之机，脾虚则肺气先绝，心火乘脾，为暑病的主要病机，治疗应扶助脾胃元气，特立清暑益气汤，治长夏湿热炎蒸、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胸满气促、身热心烦、口渴恶食、自汗身重、肢体疼痛、小便赤涩、大便溏黄而脉虚之暑证。

明·张景岳认为，暑为夏月之热病，但有中暑而病与因暑而病之别，既病之后，又有阴暑阳暑之分。如《景岳全书·杂证谟·暑证》说：“阴暑阳暑，治犹冰炭，不可不辨也。”其之阴暑，是因暑月畏暑贪凉，不避寒气，感受寒邪而生；寒属阴邪，故名之，以发热头痛、无汗恶寒、身形拘急、肢体酸疼等为主症。其论之阳暑，于盛暑烈日之下劳苦跋涉，热毒伤阴；热属阳邪，故名之，以头痛烦躁、肌体大热、大渴大汗、脉浮气喘为主症。此外，他还提出暑因“内本无热，而因热伤气，但气虚于中者”之伏阴症，治宜专补元气，不可误投寒凉。

清代温病学家更为重视暑病，叶天士画龙点精地指出：“夏暑发自阳明。”可谓一语中的，并积累暑病验案数则，大可启迪后学。吴鞠通赞之曰：“惟叶氏心灵手巧，精思过人，案中治法，丝丝入扣，可谓汇众善以为长者。”吴氏本人对暑病的认识更为深刻，其将暑病分为暑温、湿温、伏暑三类，鉴别亦很明透。如《温病条辨·上焦篇》３５条云：“暑兼湿热，偏于暑之热者为暑温，多手太阴证而宜清；偏于暑之湿者为湿温，多足太阳证而宜温；湿热平等者两解之，各宜分晓，不可混也。”３６条云：“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条分缕晰，理法方药，一脉相贯，并创立了不少治暑病的方剂，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且疗效可靠。

现代临床实践已证实，痉病包括西医所说的破伤风、乙脑、流脑；湿病包括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消化系统类疾病；病包括夏季的传染或非传染性疾病。临床凡遇这些疾病，均可以《金匮要略》所论痉、湿、病的理、法、方、药为指导，进行辨证论治。可见，《金匮要略》开辟了痉、湿、辨治之先河，堪为后世效法，并宜在此基础上发展它、扩充它，使之更臻完善。

四、论温病治疗养阴保津之重要性中医学在内、难时期，以“伤寒”总括外感热病，《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第三卷５２１也。”《难经·五十八难》进一步指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迨洎东汉，张仲景继承内、难，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外感热病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

然而，伤寒六经辨证，在病因学上详于寒而略于温；对病机的论述详于气而略于血；在治疗法则上，则重在救阳而轻于滋阴。故未能满足临证治疗表里热病的需要。

后世医家在继承《伤寒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地、反复地同外感温热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逐步认识到，伤寒、温病虽同属热病范畴，然由于机体对寒、温病邪的不同反应性和二者在病因病机转归及治疗法则等方面均存在着阴阳水火之异，并发现了二者在病理过程中，存在着伤阳、耗阴的不同倾向，故明代著名医家王安道首先疾呼：温病不能混称伤寒。

明清时期，是温病学说迅速发展而自成体系的关键时期。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名家，承前启后，根据温为阳邪，最能耗阴竭液的病理特点，明确提出温病以救阴为主的治疗原则，并有“能保得一分津液，便是退却一分温邪”、“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经验之谈。

叶天士指出：“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正因为伤阴耗津是温病最为突出的病理机转，所以温病的治疗，如不注意保津养阴，不仅可使病情传变加速，而且易于发生逆传、内陷，致成痉厥闭脱等诸种危候。若能及时、正确地运用养阴保津法则，则常可使病情得以好转。是故吴鞠通说：“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咸寒以救其阴。”在治疗方法上，温病学家们创立了清热解毒、芳香化浊、宣闭开窍、养阴生津等法。明确规定温病的治疗要忌燥、忌汗，其根本目的皆在于保津护阴。

温热病的病理过程，实际上是人体津液、阴精（即正气）与温邪（即邪气）相互交争而互有胜负的过程。因此，治温要点，即在于依据温病的种类、发病的季节、病程的长短、患者体质等诸种因素，运用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分析、把握正邪双方的斗争形势，灵活运用“保津养阴”的总法则，促使病理过程向正胜邪却的方向发展。

（一）保津养阴法则的具体运用保津养阴法则的实施，是以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论治为指导的。叶天士根据温病发展的客观实际，创立了反映温热过程中正邪进退，病理传变规律的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指出：“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方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方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吴鞠通吸取叶氏的学术思想，取内、难有关“三焦”的论述，将温病之转变过程归纳为上、中、下三焦的辨证纲领，提出：“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在上焦以清邪为主，清邪之后，必继存阴；在下焦以存阴为主，存阴之先，若邪尚有余，必先以搜邪。”俾学者纲举目张，心目了然，立临证揆度权衡之圭臬，彰治疗先后缓急之法则。

赵氏体会，“保津养阴”法则的运用，在温病整个病理过程中，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初期正胜邪实，故治疗重点在于“祛邪以保正”，即通过祛邪撤热以达保津护阴的目的；后期邪去正衰，治当以养“正”为主，养阴生津不仅可以扶病体之羸弱，且可间接实现疗虚热、祛余邪之目的。温病中期的病理特点是正邪相持，津液始伤，故治必根据正邪双方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施行祛邪扶正或扶正祛邪不同侧重的两者兼顾的治则。必下就依此三阶段为纲，分别加以论述。

１．以祛邪撤热为目的保津护阴第三卷５２２温病之初期阶段，邪实是病机的主要方面，故治必以逐邪为主，解除温邪及其病理产物的有害作用，即可达到保津护阴、愈病康复之目的。此一阶段，大致常用以下七个法则：（１）辛凉透邪法：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病在上焦，属手太阴，法当遵循“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旨，辛凉透达，祛邪外出。常用桑菊饮、银翘散诸方凭证化裁，总以达邪外出为要，且忌过早使用寒凉，冰伏其邪，使邪热不得外越而风陷，延长病程，招致恶化。然而，人们对温病误用辛温发汗之法，每多警惕，对于早用寒凉，不以为意，殊不知早用寒凉之弊不逊于误用辛温。何廉臣氏云：“温病发汗，虽宜辛凉开达，而初起欲其发越，必须注意辛散，佐以轻清，庶免凉遏之弊。”故于临证治疗温病，初起恶风寒者，每于辛凉之剂中少加葱白、苏叶辛温之品透邪外出，尤为捷妙。

然温属阳邪，最虑耗灼阴液，其为病与伤寒有水火阴阳之异，故辛温发汗之剂，绝对禁用。

吴鞠通云：“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汗不出者，必发斑疹，汗出过多者，必神昏谵语。”吴氏所指汗出，乃指辛温发汗、妄汗、过汗而言，非指一切汗法。华岫云说：辛凉开肺，便是汗剂。若温病当汗失汗，必致邪留不去，传变内陷，耗灼津液。因此，及时地、正确运用辛凉宣肺解肌之剂，使肺气宣达，营卫调和，汗出邪去，从而实现愈病保津之目的。

（２）辛寒清气法：病传中焦气分，邪正俱盛，高热口渴，不恶寒，但恶热，当用白虎汤、减味竹叶石膏汤等辛凉重剂，清热除烦，保津止渴。然在实际应用时，还须注意两点：一曰，此时乃温病发展之极期，热势张，稍有畏葸迟疑，必致津液耗伤，故此法当用即用，及时足量。赵氏曾治一病人，流感高热不退，大汗烦渴，用大剂生石膏连日迭进，始获良效。二曰，此时无形邪热炽盛，病有外出之机，故必须严格掌握“到气方清气”的运用时机，并适当配伍清透外达之品，且忌滋腻、沉降分利。赵氏于临证，每以生石膏伍竹叶，如此不仅可解散在表之余邪，且能制石膏凉遏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