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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匈奴族首先建立了统控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政权。在其周边地区，有东胡、月氏、乌孙、丁零、乌桓、西域诸国、中原政权等。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匈奴从建立政权初期就在积极地处理与各民族及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 公元前3世纪头曼单于时期，匈奴政权还不太强大，是在“东胡强而月氏盛”[①]的夹缝中生存，被动地应付着周边的强邻。水草丰美的河南地被中原秦政权掠去，“头曼不胜秦，北徙”[②]。匈奴还要送人质给月氏，以取得双方的暂时和平。在匈奴的东部，东胡也对之报以轻视的态度，而且首先对匈奴构成了威胁。 冒顿杀父自立后，东胡派使者屡次向匈奴提出无理要求进行挑衅。当东胡王提出领土要求时，冒顿一改往日谦让之态度而强烈反抗。东胡与匈奴的疆界之间存在千余里的真空地带，不属于东胡和匈奴任何一方，但任何一方又不能随便占有，空地两边“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王乘匈奴单于新旧交替之机提出让匈奴放弃此地，冒顿单于“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③]此时，匈奴族最高统治者已明确地意识到土地关乎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把土地视为国家的根本。不仅如此，冒顿还把国内没有领土意识言称放弃“弃地”的人予以斩杀，意欲以此告诫其臣民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公元前206年前后，冒顿一举消灭了猖狂的东胡势力，虏掠其大量民众畜产而归，东胡政权瓦解。随后，冒顿单于继续向周边征战，向西攻打月氏，向南兼并了楼烦，收复了秦国夺走的河南地，开启了匈奴的鼎盛时期，成为驾驭北方诸引弓之民的行政主体。经过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继续经营，匈奴政权达到空前强盛。统治着东至海、西至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与中原界于长城的北方地区的广大领土。 “开创这么大的疆域，驾驭那么多的族体，驱策那么多的人口，而又持续那么长的时间”[④]，可以确定匈奴政权作为统一的、强大的政权早已经迈进文明的门槛。为了巩固政权，匈奴推行了封王、收税、人质、联姻（和亲）、武力威胁、屯田、扶植傀儡、监护等多项措施，因地制宜地对被征服民族及所属领地进行着有效管理。当遇到外来干预和挑战时，随机应变地调整策略执着争取，从来不轻易放弃。这些针对各族的措施带有很强的政策特色，反映着匈奴族政治文明的程度，值得注意。 第一，封“王”管理被征服民族 公元前195年，匈奴封投降的汉人燕王卢绾为东胡卢王。为东胡王的卢绾至少在名义上为匈奴管理或参与管理着被掠夺来的东胡人及其余众的有关事务，或者是东胡及乌桓的直接征税者。在另一方面，匈奴则更看重其军事作用，即将卢绾势力视为向中原深入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媒介。卢绾为汉燕王时，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都在其封地之内。不甘心失去封地的卢绾，“往来苦上谷以东，终高祖世”。这种状况使匈奴族在客观上达到了封之为东胡王的目的，取得了坐收渔利的效果。 公元前194年（惠帝元年），卢绾死后，匈奴按照本民族的世袭制度，封其子、孙继续为东胡王。直到公元前144年（孝景中六年），卢绾的孙子卢他之以东胡王身份降汉为止。东胡被匈奴打散后，余众迁徙到鲜卑山和乌桓山，史籍中出现鲜卑族和乌桓族，但匈奴却仍称之为“东胡”。在卢绾控制的人口中当有部分东胡余众。卢他之降汉后，应该还有新的接任者管理着这部分东胡人或其余众，如日逐王等。 汉人投降匈奴后被封为王的有丁零王卫律，以及右校王李陵，他们的地位都较高，且皆贵用事。丁零王或右校王都“拥众数万，马畜弥山。”[⑤]可见，匈奴对赐予的东胡王在财富积累方面并不严格限制。由丁零王和右校王的富裕程度也可推知，被封为东胡王的卢绾也应相当富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卢绾降匈奴之前是汉朝的重要封国之君，在匈奴又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除了卢绾、卫律这样的汉降人被封为王管理被征服的民族外，匈奴的日逐王也是管理匈奴族以外民族的重要的王。日逐王在匈奴是仅次于四大王的尊贵封王，由单于子弟担任，并有资格继承单于位。虽然日逐王地位低于左贤王等王，但史籍记载中的两位日逐王的举动却对匈奴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前176年左右，匈奴冒顿单于向西夷灭月氏，定楼兰、乌孙、乌揭及其旁二十六国，从此，匈奴的势力伸向西域腹地。匈奴把西域诸国划分给日逐王的管理范围，设“僮仆都尉”直接管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初，先贤掸为左贤王子，左贤王死，先贤掸却不能承袭其父左贤王位而被贬为日逐王，致使先贤掸与在位单于一直不和。公元前60年，日逐王先贤掸在管理西域三十多年之后，率数万骑兵附汉，僮仆都尉由此罢去，结束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另一位日逐王——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被封为右薁鞬日逐王，管领南边八部及乌桓。作为前单于长子，本应继承单于位，但其季父当朝单于欲意传位于子，比不得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⑥]48年，比自立为单于，使匈奴政权分裂为南、北匈奴。按时间推算，大概自东胡卢王降汉后，匈奴便以日逐王管理乌桓，直到比。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贤王地，左贤王损失很大，同时失去了对乌桓的控制。从这一事件来看，管理乌桓的日逐王是直属于左贤王的。 从日逐王先贤掸、比管理臣服的民族来看，匈奴政权大概把领域内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分配给日逐王管理，日逐王再设置直接管理的机构，如僮仆都尉。曾为东胡王、丁零王的卢绾、卫律等，虽然很富足，但与“为单于子弟”的日逐王相比地位要低得多，所以，东胡王、丁零王等很可能是日逐王下面的小王，即所谓异姓王，但比军事性质浓厚的僮仆都尉地位高一些。甚至可以说，在匈奴政权机构的权力框架中，东胡王、丁零王等与西域诸国的各王是一个等级，只不过西域诸国中的各王由本民族的贵族担任，并在日逐王的分地内实行自治或谓“因俗而治”。从史载的西域诸国的机构情况可以看出，匈奴的政治制度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很大。如鄯善也设有左、右且渠；于阗、莎车、龟兹、尉犁、危须、焉耆等国有左、右将和左、右都尉等，毕竟西域诸国被匈奴统治了一百多年。所以，对于其他的民族，匈奴政权还设有呼揭王、蒲类王等按被征服民族命名的王。 第二、收税 东胡自为冒顿所破，除一部分人民及牲畜被掠走外，余众乌桓臣服于匈奴，每年按要求向匈奴缴纳牛马羊皮等贡赋，即“布皮税”，“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贤王地，左贤王损失很大，同时失去了对乌桓的控制。汉朝于是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从此，臣服于匈奴乌桓臣服于汉朝，皮布税也随之终止。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书宣帝曾言：“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⑦]说明直到此时，乌桓与汉的关系仍比较稳定，还没有投向匈奴，也不再向匈奴交税。前58年，乌桓乘匈奴内乱之机攻击匈奴姑夕王，并掠去不少俘虏，激怒匈奴单于。姑夕王恐，成为拥立呼韩邪单于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然而，匈奴一直未彻底放弃乌桓。呼韩邪单于附汉至西汉末年50多年间，史书未载乌桓与匈奴之间的交往，但至前54年，却有了乌桓继续向匈奴交税、匈奴可以接收降服的乌桓人等。这大概是因为汉与匈奴和平关系的确立而使汉朝对匈奴与乌桓的交往只能默许。直到汉平帝时，汉朝向匈奴颁布不得接受降匈奴乌桓人的命令，并派护乌桓使者告乌桓不要再向匈奴交纳皮布税。此时正值王莽弄权，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民族政策，汉、匈等民族关系发生变化。当匈奴使者像往常一样来收税时，乌桓拒交。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酋豪昆弟怒杀匈奴使者及其官属，收略妇女马牛。单于闻之，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因攻击之。乌桓分散，或走上山，或东保塞。匈奴颇杀人民，殴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略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匈奴不仅未释放被掠来的人，反而把去赎的乌桓人、财畜一并留下。 所以，前121年，乌桓人内迁后，摆脱了匈奴控制，不再向匈奴交皮布税。呼韩邪单于附汉后，匈奴又开始要求乌桓继续交税、并且不断招降乌桓人直到汉平帝时。这期间，投奔或被掳掠的乌桓人在匈奴很多，王莽派往匈奴的使者在归途中看到匈奴左犁汙王分地内很多的乌桓人。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他们居住在离边塞不远处，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代郡以东五郡民庶深受其害。公元46年，匈奴统治者内讧，国力衰弱，乌桓乘机进攻匈奴，迫使匈奴北迁，乌桓与匈奴的关系再次紧张。汉光武帝乃以币帛赂乌桓，大概汉光武帝之前也如此。所以，在对待乌桓的问题上，汉以笼络为主，匈奴的政策则是以欺压、强制为主。 僮仆都尉是匈奴统治者在西域的直接统治机构，是匈奴在西域政策的具体执行和重要监督部门，其在经济方面的职责就是征收西域各族的赋税。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危须、尉犁之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⑧]。焉耆、危须、尉犁位于今博斯腾湖周围。博斯腾湖在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北倚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今新疆的腹心所在。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相当优越。在这里派驻常设机构，足见匈奴对西域的掌控能力。有了这个机构，匈奴既能随时深入西域，也能以此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管理。因其“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⑨]，汉朝也很重视这里的军事地位，汉朝的西域都护驻地乌垒城也在这个地区内。西域诸国畜牧业、农业比较发达，甚至一些国家还很繁盛，而且手工业和商业都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有铁、银、铜、铅，能铸冶，制作弓矛服刀剑甲等兵器。匈奴控制西域诸国之后，得其马畜毡罽、粮食、兵器，就连汉朝也称其为“匈奴右臂”，由此可见西域在匈奴政权中的战略地位。在匈奴对西域诸国全面管理的115年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这些财富对巩固匈奴政权、维护统治地位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⑩]。王莽死后，结束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匈奴重新君临西域诸国，对之变本加厉地掠夺。“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已期会。”[11]匈奴不仅遣使责令各族补偿因属汉时中断的历年所欠赋税，而且提高税超，限期紧迫。匈奴分裂后，公元61年，北匈奴发焉耆、尉黎、龟兹等十五国兵攻于阗，于阗王广德被迫投降，约定每年向北匈奴进贡毛絮等物。匈奴之所以不放弃对西域的控制，除了领土占有意识外，更看重的是西域诸国的资源。 第三、人质 冒顿即位前曾被作为人质送往月氏，虽说此举是头曼单于的别有用心，但匈奴政权送人质到月氏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举动所表示的是弱者向强者的屈服，意味着弱者必须履行强者提出的某些不平等协议或条约，包括不得作出任何不利于强势政权的行为和行动，不得首先挑起事端或发动战争，不能破坏已达成的同盟关系或附属关系，定期缴纳贡赋等等。这些条约或协议对于弱国只能是履行、遵守，否则将危及人质的生命安全。头曼对月氏的武力进攻就是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对冒顿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匈奴政权强大后，也向其羁属的国家索要人质，以便控制对方，这一点在统治西域期间表现的最为明显。当时，楼兰、焉耆、车师、于阗、莎车等国均送人质于匈奴。公元前108年，汉朝讨伐楼兰，俘获其王，楼兰降服，送子至汉。但在匈奴的军事压力下，同时也向匈奴送质子，表示在匈奴、汉之间严守中立。公元前77年，楼兰王死去，匈奴先闻之，遣其质子安归回国继承王位，安归后为匈奴充当间谍，遮杀汉使者。 公元60年，龟兹国人杀莎车王贤扶持的王则罗，归附匈奴，更请立王。北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于是归属匈奴。匈奴通过控制龟兹，进而控制龟兹以的西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北道诸国。龟兹王建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变成龟兹的属国。北匈奴通过控制于阗、龟兹，从而控制了西域诸国。80年，西域都护班超上疏称：“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可见，匈奴对龟兹及其他北道诸国的影响很大。 公元61年，莎车进攻于阗，于阗杀莎车王贤。北匈奴发焉耆、尉黎、龟兹等十五国兵攻于阗，于阗王广德被迫投降，以其太子为质于匈奴。莎车王贤被杀后，匈奴遂立曾在匈奴为人质的不居徵为莎车王。继莎车之后于阗雄张南道诸国，匈奴遣使监护其国，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又渐增长。驻在焉耆、尉犁、危须的匈奴机构僮仆都尉已罢很久，但匈奴在三个国家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西域一些国家送人质到匈奴，不论是被迫的，还是仰慕匈奴的实力、欲与之为伍，匈奴则利用、培养，适时地让之归国，扶植一批亲匈奴势力，为己所用。 第四、联姻 尽管联姻的动机不一，但通过与不同民族、不同政权结成的姻亲关系，使匈奴达到了“为我所用”的政治目的。史载匈奴政权的第一次联姻是与东胡。冒顿杀父自立时，东胡正值强盛，对匈奴政权非常藐视，向匈奴索要前单于的千里马和冒顿的阏氏，冒顿忍辱照办。对于弱小的政权匈奴来说，这次与东胡的联姻是被动和无奈的，也是为了换来短暂的和平和发展的时间。可以说，与后来的各种联姻相比这是匈奴最为屈辱的一次。匈奴政权强大后，不断向外扩张，包括骚扰汉边，所到之处践踏庄稼，劫夺财产，掳掠人口，不但给边境人民带来动乱和痛苦，也严重威胁到刚刚建立的西汉政权。经过白登之围失败后，汉朝提出与匈奴单于“和亲”以换取边境安宁。与汉朝的联姻，匈奴不仅得到汉宗室女，还有每年的絮、繒、酒、米、食物等财物，史书称“岁贡”。同时，与汉通关互市，以汉所余，易彼所鲜。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12]，汉朝给的都是匈奴缺少的或没有的。此后六七十年间，匈奴不断从西汉得好处，而西汉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只能说明这是弱者对强者的屈服。公元前57年，匈奴政权出现五单于内乱，最终以呼韩邪单于的胜利而结束。呼韩邪单于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是他附汉称臣，取得了西汉王朝的支持。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表示愿当汉家女婿，于是有了昭君出塞的佳话。同样是嫁汉家女，这次联姻汉朝掌握了主动权，没有很大的经济负担，而匈奴则因政权的逐渐衰弱而变为被动，联姻的同时还向汉朝送质子表示诚意。这次联姻为双方的和平友好交往奠定了基础，虽仍有摩擦，但大动干戈的战事基本平息。所以，对双方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匈奴统治西域诸国后，为了拉拢乌孙，嫁女于乌孙昆莫猎骄靡，猎骄靡封之为左夫人，而把汉公主封为右夫人。自猎骄靡、军须靡、翁归靡乃至泥靡，匈奴皆以女妻之，匈奴同乌孙的联姻达五六十年。张骞劝说乌孙返回故地、联合打击匈奴的目的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匈奴通过联姻羁縻乌孙，同时又培养了一批亲匈奴势力，为向伊犁河流域以西地区发展打下基础，间接控制康居、大宛等国，并对乌孙以西各国有很大威慑力。 车师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当汉朝要进入这一战略要地时，遇到了匈奴的百般阻挠。汉武帝初通西域，车师常替匈奴当耳目，并攻劫汉使。汉宣帝初，匈奴单于对车师的背叛非常恼怒，命令车师王送太子军宿到匈奴做人质，军宿不愿前往而逃至焉耆，但车师王被迫以亲匈奴的乌贵为太子。所以，当乌贵即位为车师王后，与匈奴结成婚姻，并建议匈奴截断汉朝与乌孙的联系通道。 其他联姻事项，如郅支单于曾以女妻康居王，康居王亦以女妻郅支，也是为政治需要而巩固联盟关系。为了拉拢汉降服将领，匈奴单于还以其女妻李陵；单于知道投降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汉大将贵臣，也以女妻之，地位比当时受匈奴重视的卫律还要尊宠。 五、屯田 屯田主要见于西域的车师。看到汉朝在车师屯田的作用后，匈奴也在车师进行屯田。公元前74年，“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 共侵乌孙”[13]；公元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 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 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可见，匈奴的屯田也主要是出于军事需要的军屯。同样是在车师，第二次屯田人数要比第一次多得多，虽是出于紧张的军事形势的需要，但也说明第一次屯田使匈奴对屯田的组织管理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认为第二次屯田有能力满足两万骑兵及其牲畜的供给。 六、使者 自匈奴政权初立，汉文史籍中不乏匈奴使者频繁往来的身影，他们奉单于之命与周边民族及政权进行各种交涉。与东胡、汉朝、乌孙、西域诸国等等，匈奴使者四出。虽然出使目的不同，但他们是匈奴与其他民族联系的重要纽带。例如，匈奴与众羌的往来基本是通过使者完成的。公元前89年左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14]。匈奴与羌联合有较长的历史。汉武帝元鼎五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15]。汉宣帝元康年间,匈奴遣使至羌中,使各种落之间解仇作约,拉拢羌人,孤立汉朝。公元前61年,先零羌等在匈奴支持下起兵,叛羌攻击汉塞城邑,杀长吏，汉遣后将军赵充国等将兵平叛。 匈奴出使各国的使团人数有时候很多。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至鄯善国。由于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又忽出现疏懈，班超知道是匈奴亦派使者到了鄯善。因此，班超用计，“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16]可见，到鄯善的匈奴使团的人数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而班超的吏士仅三十六人。 如上所述，匈奴政权所执行的民族或外交政策与当时汉朝的有关政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说明匈奴政权在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交往中逐步地成熟起来。综合匈奴政权在对周边交往中的各种做法及其效果，应当视之为民族特点浓厚的政策。而这对于研究一个民族政权的成熟性是很重要的内容之一。 【作者简介】李春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尤其是匈奴史的研究。本文原刊于《朔方论丛》第二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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