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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时期，明朝先后分别册封蒙古瓦剌部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三人为顺宁、贤义、安乐等三王，鞑靼部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明蒙双方通使往来，正式建立了封贡贸易关系，这种通贡关系一直持续到明弘治年间。隆庆年间，明朝册封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为顺义王，俺答封贡实现。此后，长城南北实现了较长时期的和平贸易。在明蒙之间的封贡问题上，从汉文史籍大量的记载看，是蒙古首领向明朝俯首称臣，接受明朝册封，向明朝奉表纳贡。然而，这或许仅仅是明朝人的看法，或者说是明朝的一厢情愿。蒙古对封贡的看法或真实态度并不完全如明人所说，而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一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六年蒙古瓦剌部首领马哈木等人响应明朝的招谕，遣使“来朝贡马，且致诚恳，请印信封爵”[①]，永乐七年，明朝册封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三人为顺宁、贤义、安乐等三王；十一年，蒙古鞑靼部首领阿鲁台“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②]，于是明朝又册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至此，明朝与东西蒙古分别正式建立了封贡关系。在明朝的官方记载中，更多体现和强调的是马哈木、阿鲁台等蒙古大封建主主动向明朝俯首称臣，接受明朝的封爵，向明朝奉表纳贡。然而明朝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却与蒙古对封贡的真实看法和态度有一定差距，甚或是相左的。 永乐年间明朝对蒙古顺宁王、和宁王等王的册封，是在蒙古内部分裂、大汗权力式微的形势下，东西蒙古激烈混战争霸，而明朝积极介入其中的产物。[③]在当时明蒙对峙的形势下，对于瓦剌和东蒙古来说，谁能够获得明朝的支持，谁就能在争霸中取得优势。因而，接受敕封，遣使朝贡，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就成为争霸双方竞相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因此，不论是马哈木等人，还是阿鲁台，其接受明朝印信封爵真正动机和目的在于换取明朝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以便在内部争霸斗争中孤立打击对手，击败对方。对他们来说，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不过是双方进行争霸的手段和工具而已，其意义更在于藉此实现与明朝的政治联合，获取封爵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以便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借明朝的力量去打击对手，对于处于劣势的一方尤为如此。这也是瓦剌较早接受明朝封爵的动因所在。由此可见，封贡在他们来说更是一种争霸的权宜之计，而并不完全代表其真的“愿同内属”，成为明朝的恭顺藩臣。而一旦在争霸中取得优势，这种态度和看法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如瓦剌马哈木等人乘东蒙古新败于明之机，屡败阿鲁台，又袭杀本雅失里汗，另立答里巴为傀儡可汗，势力大增，一时占据草原争霸的上风。于是永乐十一年遣使向明朝提出要求“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为部属”，且“又多所请索，表词悖慢”[④]。而东蒙古卜颜不花也向明朝陈说瓦剌“自弑立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盖所利金帛财物耳”，[⑤]虽然在明朝看来的“悖慢”表词的具体内容，惜无文献佐证，我们已无从了解，但显然其应该是瓦剌以平等姿态与明廷对话的反映。而卜颜不花所言虽然意在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却也揭示出瓦剌“欲与中国抗衡”的不臣态度和遣使朝贡的真实目的。阿鲁台也是如此。永乐十二年，朱棣北征于忽兰忽失温击败马哈木等人，班师途中特遣使谕知阿鲁台，时阿鲁台驻地距明军不过三日程，但阿鲁台仅是派遣所部首领来朝，而本人以患疾为由拒绝朝见朱棣。历史上如南匈奴、突厥首领都曾躬身朝觐汉唐天子，而阿鲁台却对近在咫尺的明成祖避而不见，其不愿向明朝皇帝俯首称臣的态度不言而喻。 不过，永乐间顺宁、和宁诸王的册封是在蒙古政治分裂和汗权衰落的情势下产生的。不言而喻，在统一而强有力的集权之下，不可能出现占据一方的蒙古封建主背离大汗而接受明朝封爵的情况。而不论是马哈木等人，还是阿鲁台，毕竟都是手握重兵的异姓赛特（sayid ，指非成吉思汗家族出身的大封建主），蒙古大汗之下的权臣，这样的身份，使得其在蒙古政治分裂和汗权衰落的情势下，更易于接受明朝皇帝的封爵，对他们来说，大明皇帝给他们敕封王爵，不仅对其原有地位毫无损害，而且经济上可以获得巨大实利，因此乐意接受。而且就明初期的明蒙形势对比而言，新生的明王朝力量强盛于蒙古，为主动的进攻性的一方，蒙古势力则受到严重削弱，内部陷于分裂混战，在这种形势下，不管其真实的想法如何，表面的文章是需要做的。因而东西蒙古大封建主对明朝尚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恭顺，特别是在内外处境不利时，姿态尤为恭敬。这从《明实录》中大量有关瓦剌三王及和宁王遣使朝贡的内容以及他们在被明朝出兵攻败后各自曾遣使贡马谢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来。 分裂形势下的蒙古异姓权臣们对封贡的态度尚且是做做表面文章，至于到统一形势下的蒙古大汗那里，明朝在封贡形式上的羁縻意义也难以为系，甚至可以说朝贡已经完全成为蒙古获取甚或是讹诈中原大量赏赐物资的合法途径。在蒙古势力恢复并重新统一，汗权复兴后，蒙古统治者在明蒙封贡关系中就要求政治上完全平等，不再接受明朝的封爵，且往往以武力要挟，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蒙古对封贡的这一态度在也先和达延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去，其子也先袭位，也先继承父祖遗烈，控制瓦剌诸部和东蒙古的一些部落，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他拥有的全部头衔是“瓦剌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右丞相”，他没有再像脱欢那样向明朝要求袭封顺宁王爵，而是以“太师淮王”的身份开始了与明朝的通贡往来。不过，也先虽然没有嗣封顺宁王爵，却仍掌握顺宁王印，并于正统十一年因旧印丢失而重新向明朝索求新印。也先不请封却求印，因为顺宁王号对他来说，有无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手握王印，借此可以向明朝遣使朝贡，获取大量赏赐物资。在也先这里，王印已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不过是与明朝朝贡往来必不可少的信物，至此明蒙封贡对彼此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已完全脱节。至景泰四年夏，也先刑白马黑牛祭天，自立为大汗，之后遣使明朝投递国书，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国书中称“往者元受天命。今已得其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宝。宜顺天道，遣使臣和好，庶两家共享太平”。[⑥]这里也先明确提出的“遣使臣和好”要求所指的显然是蒙古与明朝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平等通贡往来。明朝君臣经过激烈争论商讨，最后决定在回书中称也先为“瓦剌可汗”，这不过仅是做做文字上的文章而已。 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后，也曾数次遣使臣与明朝通贡。作为以承继大元正统而自居，重新统一蒙古、真正实权在握的蒙古大汗，他从通贡之初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要求与明朝皇帝在政治上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这从明朝方面的记载里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如弘治元年（1488）达延汗驻牧大同近边，致书明朝要求入贡，“营亘三千余里，势将入寇。至是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兵部覆奏，谓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⑦]明朝所谓的达延汗“求贡番书”的“书辞悖慢”和明朝所谓的“以敌国自居”，显然是其在通贡关系上要求完全平等的反映。明朝廷议认为，“夷狄者声教所不加，其僭称名号自其故态，于中国无预；其辞虽若骄倨，然自古御戎来则不拒”，[⑧]最终同意了达延汗的通贡要求。此后成为定例。弘治九年达延汗再次要求入贡，“比闻北虏有书要三千人贡，入贡之名可嘉，而所以求贡之词甚逆……称与书而不表，与我抗也；称我以南朝，是将我北等也……彼书已云‘减我一人，即三千人俱不来’”。[⑨]达延汗不但表现出与明朝政治上的平起平坐，而且在通贡中的骄横要挟之意溢于言表。弘治十一年，达延汗遣使6000人要求入贡，明朝许入关者2000人，来京者500人。由于本次入贡明朝“赏赐浸薄”，之后达延汗连年大入明边，大肆杀掳抢掠，而明朝政治腐败，边防弛废，根本无力阻挡。弘治十一年的这次朝贡成为达延汗的最后一次入贡明朝，而永乐以来明蒙之间的通贡关系在达延汗之后也完全中断了。俺答封贡后，图门汗也曾屡屡以兵相要挟，试图与明朝直接建立贡市关系，但终未如愿。林丹汗崛起后，明朝为了拉拢其抗御新兴的后金，自万历四十五年，“复虎墩兔市赏”，每年送给林丹汗十万赏银，而这已经完全是明朝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酬金和代价了。 二
隆庆五年（1571）“俺答封贡”实现，这是明蒙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不仅明朝方面津津乐道，留下了大量汉文史料，而且由于这一事件对蒙古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蒙文史籍也多有记载。十七、十八世纪成书的《阿勒坦汗传》、《黄金史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几部重要的蒙古文史书中都有对“俺答封贡”的记载。其中《阿勒坦汗传》约在17世纪初成书，是有关明代蒙古史的最早的蒙古文文献。对于明蒙“隆庆和议”和“俺答封贡”《阿勒坦汗传》中这样记载： 其后由于上天之命， 汉蒙两国平等议和佳时来临， 谓其缘由始自岱青讷寨 于铁福公马年八月降入尼兀察城⑧ …… 因妙圣阿勒坦汗率众逼近， 刚强力大的僧格诺延先去焚烧红房， 异邦汉人始被征服释还其弟， 可汗为首众皆欢喜凯旋于羊年。 …… 其后土谢图阿勒坦彻辰汗于白羊年四月间， 以诸弟喀喇沁之昆都楞汗、永谢布之岱青诺延、鄂尔多斯之彻辰诺延为首 右翼三万户行兵逼近汉国， 为平等议和驻扎札格勒哈勒噶外边。 汉国王苏朗等大小官员聚于额鲁之内， 汉国大明汗尚蒙古阿勒坦汗以绥王（顺义王）尊号，（Mongγol-un Altan qaγan dur süiwang kemekü kündü ?ola ergü?ü） 赐效力和平之诺延以都督里呼将军之衔， 分别授名号于维护无垢和平之诺延与官员。 颁发金印与金字黄书， 给予大量金银等财物， 和虎豹貂獭等各种皮裘， 以及宽敞的蟒缎袭衣等各种衣服。 可汗为首三万戶诺延提其族所好时， 给与多种奇异的封赏不可数计， 年年月月不断供我所需， 令人满意诚心如意。”[⑩]。 从上述记载来看，虽然明显有颂扬阿勒坦汗的夸大溢美之词，但却反映出，蒙古人对“俺答封贡”的看法，并不像明朝人所说的是包括阿勒坦汗在内的蒙古人向明朝称臣内属，而是恰恰相反。在蒙古史家笔下，隆庆和议是蒙古与明朝之间进行的平等议和，而俺答封贡则被描述成是在阿勒坦汗所率领的蒙古大军压境之下，明朝被迫向蒙古请和，放还把汉那吉，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并授予其部下诸台吉各级职官，而通贡互市获得的大量赏赐和交易来的物资，则是明朝为换取边境和平向蒙古输纳贡赋。 另一部17世纪初期成书的重要蒙古文史籍《黄金史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俺答汗）攻打汉地，袭击城池之际，汉地的大明皇帝惧怕而缴纳贡赋和租税（Kitad-un dayiming qaγan emiyejü alba tatalγ–a ?ggüged），并上（ergübe）俺答可汗以‘顺义’王的称号。”[11] 两部蒙文史书的记载一致反映了蒙古人对明蒙封贡的真实看法，即明蒙封贡是明朝屈服于阿勒坦汗的兵威而被迫向蒙古做出的让步和妥协，是明朝向蒙古请和，以给蒙古大量赏赐换取和平。这一传统观点影响深远，亦为后来的蒙古文史书所沿袭，如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和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均继承了上述说法。 萨冈彻辰（1604～1662？），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儿速孛罗的长子衮必里克吉囊的后裔，其曾祖父切尽黄台吉不仅亲历了“俺答封贡”，而且亲自撰写了阿勒坦汗给明朝的表文，在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萨冈成长于这样一个家族，因此在十七岁时即开始参与政事，成为鄂尔多斯部重要的政治人物。1662年他撰写完了《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ci》），成为17世纪蒙古文史籍中记载明代蒙古史最为详细的一部书。关于“俺答封贡”，萨冈彻辰这样写道：“（阿勒坦汗）取其城，行兵中国，侵凌骚扰，明人大惧，遣使阿勒坦汗，给与孙王（Sun i wang，顺义王）之号，并给金印（altan tamγ-a）请和。阿勒坦汗六十六岁，岁次辛未（隆庆五年），与大明隆庆共摄大统，大颁库藏不计其数（tayasi ügei yeke sang – un qayalγ–a yinegeged）。”[12] 17世纪后半叶或18世纪上半叶成书的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载：“进攻乞塔特国（Kitad，汉地、汉国），攻破他们的城镇。乞塔特的大明皇帝畏惧屈服，便纳贡赋，并奉称阿勒坦可汗为顺义王。”[13]可谓与《阿勒坦汗传》、《黄金史纲》、《蒙古源流》异曲同工。 赛瑞斯先生也指出，上述蒙古文史籍的记述，“清楚地反映了蒙古人的传统观点，即明朝赏赐的礼物是给蒙古的贡赋，如果明朝不给贡赋，他们就加以报复”。[14]总之，蒙古文史籍中反映的蒙古对封贡的看法与明朝的观点是相左的。 蒙古对封贡的上述看法在某些汉文史料中也有所反映。 嘉靖十三年，阿勒坦汗第一次向明朝提出通贡要求时即是“挟众欲入贡”，以武力相要挟。[15]嘉靖二十年，阿勒坦汗派遣石天爵和肯切二人为使臣再次向明朝明确提出通贡要求，声称“汉与我，我即与小王子索降书，自是汉耕塞以内，我塞以外。即弗与我，我必以数十万骑横行塞上不休矣”[16]，也不是俯首请求。其后屡次向明朝求贡，态度都很强硬，如明朝官吏说“北虏凡求贡，必纠诸部落在塞上挟我，我边臣幸其缓入，许奏闻入贡……总督抚镇所奏番字文书（蒙文书信），往往夸述也先之事，中间又多不逊语。通事人不敢译闻，止云：内多番字，不能尽译。”[17]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俺答兵临北京城下，姿态更是咄咄逼人，他给明朝皇帝递书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18]隆庆和议时，俺答遣人携书与明朝商讨，据亲自参与处理明蒙封贡事宜的的明朝边臣刘应萁言，其书信仍然是“疏语多错乱，且词倨傲，余乃会督府题奏，译而窜定之，乃代奏，庄皇可焉。” [19]这些明朝官员不敢直接译成汉文的倨傲不逊之语，表明阿勒坦汗是以对等的身份与明朝进行对话的，甚至是包含着要挟威吓的意味。这与蒙文史籍中的观点显然应是一致的。 至于蒙古上奏的表文，明朝边吏在翻译的时候都要重新加工，改写成符合朝廷要求的样子。封贡之初明朝即议定，蒙古进表后明边臣要“将原文另易纸张，差人用虏印回还，令译字官撰写进呈”。[20]万历二年张居正就曾指示方逢时“虏表宜与改定，合式乃可”。[21]隆庆五年的《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万历八年《俺答贡表》的汉译文，充满了卑躬屈膝的言辞，就是很好的证明，甚至贡表的蒙文也经过了改写。这是明朝的一贯作法。明朝对西域诸国的表文原文也都做过精心的加工，流传下来的《高昌馆课》所收的表文，已使今天的研究者无法看出当时西域文字的风格特点。达力扎布先生认为：“以译字生改写的《俺答贡表》来证明俺答当时称臣内属，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22]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 不过，汉文史料中关于蒙古向明朝妥协让步、甚至是低三下四的记载也不少。如阿勒坦汗遵守明朝的敕封礼仪。如时任大同巡抚的刘应萁在《款塞始末》中记载，隆庆五年，明朝举行的开市典礼上，“余与总督俱住得胜堡，去市场仅二三里许。俺答拥众自卫，人马从焦山夹道而出，不下数万……余次日命罢政，总参邵甫等十人前至二十里迎俺答，皆命吉服缓带，不偕寸铁，颙颙也。俺答接见之，叹曰：‘南朝人果有信义，其不欺如此。’乃即下令虏众释弓矢，解衣甲，左右拥俺答者亦弃刀入市。主市者迎帝命出，俺答诣龙亭，免冠叩首谢者三，又索币祭谢其祖，忻忻然以为荣也”。[23]《万历武功录》则记载，在隆庆五年五月顺义王册封仪式上，阿勒坦汗不仅按照明朝的要求执行汉地礼仪，而且为了进一步显示诚意，最后以蒙古自己的脱帽叩拜礼做了表达，“二十一日，俺答率诸夷迎诏，南向叩头者四。已，汉官抄黄开读，毕，俺答行谢恩礼，复脱帽叩头者四。夷礼以卸帽叩拜为敬也”。[24]同时书中记载隆庆六年明朝如议将顺义王印颁赐阿勒坦汗，他恭领佩印时的愉快之情，“于是赐俺答印一颗，印池一面，镀金，惟入贡表文始得用。俺答廼率黄台吉赴宴所，稽颡树颔，扶服蛾伏，悉已恭领，随佩金印紫绶，愉快”。[25] 再如，阿勒坦汗与明朝宣大总督书信往来称呼间彼此尊重，“是时，督抚称俺答为老官人，而俺答称督抚为大贤德，往往如汉昆邪例”。[26]曾先后担任大同巡抚和宣大山西总督的郑洛撰有《抚夷纪略》一书，记万历三年至十年（1575-1582）间郑洛与阿勒坦汗往来事宜，书中内容多为他书不载，且均为其所亲历，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抚夷纪略》中记载了数封阿勒坦汗与郑洛之间的往来书信，其中阿勒坦汗致书郑洛时称“顺义王俺答顿首顿首军门郑老大人”，而郑洛回书则称“总督宣大山西军门郑书复顺义贤王”，而阿勒坦汗子黄台吉则更称郑洛为“军门老爷”，“黄酋书向来称军门老爷，无敢称老大人事”。 [27] 上述这些表现，与其说是阿勒坦汗完全俯首听命于朝廷的反映，如明朝官员所宣称的那样，倒不如说更是阿勒坦汗在封贡上积极诚恳态度的体现。毕竟，封贡互市是阿勒坦汗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最终实现的夙愿，因此他对封贡的真切心意和诚恳态度在上述细节中也就完全表现了出来。 三
在明朝与蒙古对峙的两百余年间，明朝给蒙古大封建主先后册封过五个王爵，即永乐时册封的瓦剌顺宁、贤义、安乐三王及鞑靼和宁王，隆庆时册封的顺义王。安乐王一世而终，顺宁、贤义二王均两世，顺义王则传袭四代。而接受封爵的对象或为称雄一时的权臣，或为统辖一部的首领，他们易于在政治上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至于蒙古大汗，则没有一位被册封王爵，其要求的是与明朝政治平等下的通贡往来。就蒙古方面来说，达延汗之前的受封朝贡，更多体现出的是权宜性，或迫于形势，或谋取利益；而后期“俺答封贡”蒙古方面表现出了极大诚意，这也成为明蒙和平贡市得以维持几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如前所述，封王通贡在蒙古看来，并不完全就是称臣内属，但从政治角度来看，既然接受明朝的爵职——封，送给明朝皇帝马匹物品——贡，不能不说是一种让步或妥协。而且不管蒙古看法如何，明蒙封贡对蒙古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经济方面自不必细说，至于政治方面，明前期武力和封贡手段的交替使用，往往使得蒙古内部斗争形势发生转变，而明后期，借助顺义王封问题，明朝也一定程度上介入并影响了土默特蒙古的政局。 札奇斯钦先生指出：“农民朝廷对北方游牧民族一切行为的动机，多半是基于政治的要求；而游牧君长向南方农业社会的行动，则多半是基于经济上的需要。”[28]就封贡而言也是如此。明朝主要看重其政治羁縻意义，为此并不惜经济的付出；蒙古则恰恰相反，他们主要着眼于经济利益，为此并不在乎政治上的让步，如接受封爵，遵守某些汉地礼仪。既然如此，蒙古和明朝对封贡的看法大相径庭也就是必然的了，正如赛瑞斯先生说的那样：“我们习惯上讲北虏经常向明朝皇帝朝贡，并且至少是从理论上承认其宗主权……然而事实上是明朝皇帝为了使蒙古（女真）称臣和北边的相对安全而酬付蒙古……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蒙古人认为这种贡赋制度是明朝向蒙古酬付贡赋而非别的。蒙古和中国对这种朝贡体制的理解很不一致，相互几乎看不到对方的观点。”[29]薄音湖先生也指出明朝与蒙古在看待双方之间关系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30]费正清先生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中写道：“总的说来，来自内亚和外圈的朝贡国对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着不同于中国人的看法。他们只是部分地——或者是表面上，或者是默默地——接受中国人的观点，以为权宜之计。”[31]这一观点也符合蒙古对明蒙封贡看法的真实情况。
【作者简介】于默颖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刊于《朔方论丛》第二辑。 [①]《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十月丙子。台湾中央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2年。 [②]《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七月戊寅。 [③]于默颖薄音湖：《明永乐时期瓦剌三王与和宁王的册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④]《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 [⑤]《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六月己酉。 [⑥]《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冬十月戊戌。 [⑦]《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五月乙酉。 [⑧]《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五月乙酉。 [⑨] 何孟春：《上大司马相公疏》，《明经世文编》卷126,第1204页。 [⑩]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75页，第229页。 [11] 贾敬颜、朱风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4、201页。 [12]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6，那顺巴勒珠尔合校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9—400页。乌兰译作：“此后十九年，[俺答合罕]远征占取了城市的汉人，残破他们的国土，骚扰他们的百姓。汉人惊恐异常，派遣了使臣，授予俺答合罕“顺义王”的称号，并[赐与]金印，表示愿意请和。辛未年，俺答合罕六十五岁，与汉地的大明隆庆皇帝议和，打开了取之不尽的大仓之门。”《<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13] 罗桑丹津著，色道尔吉译：《蒙古黄金史》，蒙古学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14] 赛瑞斯《明代中蒙关系：贡赋制度和外交使臣（1400—1600）》第25页，笔者据原文翻译。 [1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16]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中》，《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第44页。 [17] 郑晓撰，李致忠点校：《今言》，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1997年第2次印刷，第177页 [18]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中》，《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第53页。 [19] 刘应萁：《款塞始末》，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20]《明世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己丑。 [21] 方逢时：《大隐楼集》附录二，《张居正与方金湖书》，潜江甘氏刊本。 [22]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235页。 [23] 刘应萁《款塞始末》，《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24]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中》，《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第91页。 [25]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中》，《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第98-99页。 [26]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中》，《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第89页 [27] 郑洛：《抚夷纪略》，《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56-157、164页。 [28] 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3年，第225页。 [29] 赛瑞斯：《明代中蒙关系：贡赋制度和外交使臣（1400——1600）》(Henry Serruys,Sino-Mongol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Vol.Ⅱ.The Tribute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1400-1600)，布鲁塞尔： 比利时高等汉学研究所，1967年，第21页。 [30] 《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纪要》第31号（2001）《明朝から見たモンゴルとモンゴルから見た明朝》 [31] 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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