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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全面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在查哈阳情况的材料，看后，一是使人热血沸腾。当年，响应毛主席和党的号召，多少知识青年用自己壮丽的青春铺就这上山下乡之路！二是叫人热泪盈眶。为了理想和信念，多少人把满腔热血甚至生命抛洒在北大荒！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 从1968年8月下旬，由原查哈阳农垦局改编、组建而成的五十五团，在讷河县拉哈火车站，以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了来自上海的第一批1 500名城市下乡知青始，到1969年9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已先后接收了从上海、天津、北京3个直辖市和省会哈尔滨及齐齐哈尔、鸡西两市的共11批累计约10 360余名下乡知青。这11批下乡知青每批来的时间、人数及所毕业中学等情况如下： 第一批：上海市 66届高、初中毕业及工艺美专毕业生1 500名，1968年8月21日启程和1968年8月24日到达，除极少数是上海市工艺美专学校的毕业生，其余来自上海市黄浦、卢湾、南市3个区的金陵、光明、市六、格致、重庆、延东、六十二、东风、卢湾、向明、鲁班、建庆、五爱、力进、跃进、二十二、六十七、洋泾、浦光、东昌、浦江、海光等20多所中学。 第二批：天津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300余名，1968年9月17日启程和1968年9月19日到达，其中，来自天津市第一中学的有120余名，来自天津市三十四中及六十一中的共180余名。 第三批：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200余名，1968年9月17日启程和1968年9月20日到达，来自上海市川沙县川沙中学等5所中学及市区打浦、风雷二中等中学。 第四批：哈尔滨市1966——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1 300名，1968年10月18日启程和1968年10月19日到达，来自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十四中学、十八中学、二十九中学、四十中学、四十一中学、五十一中学、六十中学及市七工读学校等校。 第五批：齐齐哈尔市下乡知青，其中主要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另有部分是社会青年，来的是时间在1968年10月26日及其前后几日，都是乘坐接送的汽车当日到达；共计600名左右。 第六批：上海市1967——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及中专、技校毕业生1 500名，1969年5月7日启程和1968年5月10日到达，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市徐汇区的五十一、上海、淮海、宜山、茶陵、黎明、嘉善、南洋模范中学及闵行镇几所中学共10多所中学的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另有部分是化工工业学校、建工工业学校、商业学校、邮电技校等1968届中专、技校毕业生。 第七批：上海市1967——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1 500名，1969年5月23日启程和1969年5月26日到达，其中大部分是1968届少部分为1967届的高、初中毕业生，来自上海市静安区向新、江宁、新成、五四、七一、市一、昌平、建东、日新等10多所中学。 第八批：天津市1967——1968届高、初中生1 360余名，1969年5月28日启程和1969月5月30日到达，其中，天津市十九中学的有400多名，卫津路中学900多名，中山门中学60多名，还有个别是六十一中的，他们绝大多数是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 第九批：北京市三十三中学、二龙路中学的1969届初中毕业生800名，1969年8月14日启程和1969年8月16日到达。 第十批：鸡西市大横山煤矿中学、第十五中学和滴道矿张新中学等校1969届初中毕业生500名左右，1969年8月20日启程和1969年8月22日到达。 第十一批：北京市三十一、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等中学的1968——1969届初中毕业生800名，1969年9月25日启程和1969年9月27日到达。 1970年五十五团划分为五十、五十五、六十七团3个团的建制以后，于当年5月先后接收了来自上海的两批1969届初中毕业生：第一批是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的南洋、龙山、漕溪、零陵等中学，5月14日启程和5月17日到达，第二批是来自上海静安区的育才、十一、瑞金、华山、向阳、庆丰等中学，5月23日启程和5月26日到达。两批上海69届初中毕业生共计1500名。 1971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查哈阳地区3个团都没接收大批新的城市下乡知青。但因地域友邻和工作关系，也曾接收了少量的齐齐哈尔知青。例如1976年五十团接收了齐齐哈尔1975届中学毕业生（当时小学、中学改为九年一贯制）约40名，这些齐市工厂子弟中学的学生，是通过厂方同五十团协商后才被安置的。 经统计，1968—1976年兵团期间，查哈阳地区的五十五团和后划分的五十、五十五、六十七团3个团总共接收城市下乡知青近12 000名。其中，上海知青六批6 200名，天津知青二批1 660名，哈尔滨知青一批1 300名，北京知青第二批1 600名，齐齐哈尔知青3批和鸡西知青一批共约1 200多名。 二、生活与工作 1968年按毛主席的“六．一八”批示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原查哈阳农垦局改编为五师五十五团，下属的稻花香、新立、丰收、海洋、太平湖、金边、万发、金光、金星、幸福之路、阿伦河11个农场，也分别被改编为一、二、三、四、……十一营，全团共有70余个连队。其通信地址为：黑龙江省甘南县“边字511信箱”（后划分为五十团、五十五团、六十七团3个团，五十团为“边字506信箱”，六十七团为“边字514信箱，五十五团仍未变），下辖营、连等单位，按从小到大的数字排序，称为：边字511信箱“第X分队”。另外，一批从沈阳军区各部队调来的现役军人，担任了团首长、司、政、后三大部门及其内设各股的领导职务，随之也带来了部队里的一套工作作风。加上下乡知青在奔赴兵团前夕，每人都领发了除领章、帽徵以外的单、棉军服各一套（1969年起，改为只发一套棉军服）。因此，各地知青一来到这里，在生活、工作等方面都实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 为培养、锻炼下乡知青，当他们乘坐火车在拉哈火车站下车后，所上的第一课就是徒步从车站走到江沿，即嫩江的拉哈渡口。先走完18里路，摆渡过江后，才由卡车接送至团部或各营营部，再由马车接送至各连队。像每名入伍的新兵一样，他们无不直接分到排、班当农工。在连队，每天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起床、就餐、上下班……一律吃的是每人每月12元标准的集体伙食。此外，还有必不可少的忆苦思甜、斗私批修等政治教育。 由于气候恶劣、生活艰苦、交通闭塞 、远离父母等，使下乡知青尤其年方十六七岁的或南方城市的知青，经历了他们从未有过的磨砺、锤炼。 在下乡初期，即1968年至1970年，知青们睡的都是大统铺。其中，头一年即1968年来的大都当年住的是草房或土房。当时，一个房间南北两铺炕，每铺炕少则八九人，多则二三十个。洗漱、吃饭、学习、开会都在一个屋里。加上干完活劳累了一天，却又没有可去的洗浴场所。拥挤的住处和常年不洗澡，自然个个身上长出了虱子。吃的方面，主要以大楂粥、窝窝头、小米饭等粗粮为主；副食常见的是白菜、土豆、豆腐、粉条及咸菜。馒头或大米饭，每天或二三天才有一顿；鸡鸭鱼肉蛋等，除非过节、农忙，很少能尝到。漫长冬季，更缺少新鲜蔬菜…… 然而，他们在工作上遇到的艰难困苦，远比生活上的更大、更多。春寒料峭，往往在齐膝深、带冰碴的水田里播种；烈日炎炎，每天在地里干活的时间是“早晨二点半，晚上看不见”，麦收来临，因遇秋涝开始起早贪黑地泡在水里割地；隆冬时节，又进行水利会战或上山采伐……此外，在战备紧张阶段，被抽选到武装连及武装排的知青，还像正规部队一样，进行包括武装泅渡，野外拉练等军事训练。 就这些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下乡知青而言，无论身体上还是思想上，都在兵团这座大熔炉里，经过极大磨练而迅速成长起来。正如绝大部分知青在人到中年后所认为的：这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出发点”。 进入70年代，即1971年至1976年，在现役、地方干部的领导下，经过以知青为主力军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忘我工作，甚至流血牺牲，兵团在农、工、商、运输、建筑、服务、文教、卫生等各业都有了飞速发展。其中，查哈阳地区的3个团------五十团、五十五团、六十七团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连队旧貌换新颜，几乎每一个连队都盖起了标志性建筑-------知青大宿舍和三用（就餐、开会、放电影）大食堂，另有学校、机车库、猪圈马舍、场院晒场等，全是砖瓦结构或水泥铺就；二是新建的五十团与六十七团团直（原五十五团三营与六营营直），都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小城镇，短短几年，兴建的机关、医院、中心校、商店、邮局、银行、客运站、修理厂、加工厂、大俱乐部等，象雨后春笋似地涌现；三是农林渔牧、文教卫生、交通运输等业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与此同时，知青们的生活也明显改善、提高。凡在连队，大多知青宿舍将大统铺房间改建为二间或数间，每间睡10人左右，还有每人放衣物的壁橱。凡是团、营机关的知青宿舍，都是单人床、暖气。从此，身上的虱子渐渐灭绝。在饮食上，主食中的细粮（大米、白面），比例已达70%左右，晕、蔬菜的品种、数量也增多了。另外，凡结婚的知青都每户分到了30多平方米的砖瓦新房，室内布置了购买或打制的各式家俱…… 这一时期，由于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渐趋缓和，兵团中心任务已从备战为主转向生产为主，重点围绕“农业学大寨”和提倡、宣传“扎根边疆”。当时，查哈阳地区3个团涌现出一批知青先进典型人物，如五十团的巫玲玲（女，上海）、刘铭君（女，上海）的事迹，五十五团的张予回（女，上海）的事迹，六十七团的咸慕真、咸慕和、咸慕群三姐妹（上海）的事迹，都在省内外报刊和电台上有过大量的报道、宣传。同时，一批批的知青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如五师团委副书记方存忠（上海）、五十团副政委刘铭君（上海）、二营党委副书记、副教导员杜庭富（哈尔滨）、五十五团党委常委、团委书记胡雨芳（女，上海）、党委常委、三营教导员沈伟椽（上海）、一营副教导员杨奇庆（上海）、二营副教导员朱金成（上海）、三营副教导员吴尔琪（女，天津）、六十七团副政委赵伟（上海）、一营副教导员翁钧祥（上海）、二营副教导员张国芳（女，上海）、黄汝良（上海）、直工组副教导员陈琳娣（女，上海）等等。更有不计其数的知青担任了教师、医生、兽医、拖拉机手、汽车驾驶员……无疑，下乡知青已成为3个团的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但在知青的生活、工作方面也有不尽人意之 处。例如：由于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电影新片少，戏剧看的是8个样板戏，感到精神生活很单调、贫乏；又由于年轻、幼稚或偏激无知，一是发生了一些违反政策的事，其中特别严重的是1974年5月23日发生于五十五团四营二十四连的将“带帽分子”刘山的家属殴打致死，史称“5?23事件”，二是生产、作业中违反操作规定，出现了严重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这些都不容忽视。 三、上学、返城 自知青们来到兵团后，无论是高中毕业或初中毕业生，他们的工资都一律按原农场新工人的标准为32元（后从事驾驶员等技术工种调整为33元）。即使以后提干当官，无论是哪一级的领导职务。所拿的32元工资依旧不变。另外，他们一到兵团，就开始享有公费医疗待遇；第二或第三年，又开始享有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以后，凡结婚成家的，还每户可分到约36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新砖房及每年可发给取暖费等。从当时来说，如同插队落户的下乡知青相比，在生活待遇方面较为优裕；如同城市就业的同龄青年相比，在工资福利方面也相差无几。在这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下，很容易使人们心态保持平衡。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他们的绝大部分都能安心于边疆，即兵团的工作和生活。 到了70年代初，由于国家实行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从1972年起每年都有一些下乡知青被选送到大学深造。除此，从1974年至1976年，天津、哈尔滨两城市还将部分下乡到边疆的知青陆续招回、补充所需人员的厂矿等单位，还加上个别知青按病退、困退政策返城，这样，又有一些下乡知青离开了兵团。但就查哈阳地区3个团而言，这部分上学、返城的人数极少，仅占下乡知青总数的约5%左右。其中，高中毕业生因几都超过入学年龄，他们能够上大学的人数更是屈指可数，而且相当一部分已结婚安家。 自1977年起，由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并且放宽了报考人员的年龄、婚否等限制条件，于是，一大批下乡知青，尤其是包括已婚的约达5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均以优异 成绩被大专院校纷纷录取。与此同期，国家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1978年至1979年，一批又一批的下乡知青通过病、困退或商调、顶替（父母退休由子女接班）等方式办理了返城手续……经不完全统计，截止1980年，在查哈阳地区的万余名下乡知青中，约有95%左右的都已告别了他们的生活、工作了8至10年的第二故乡，其中，上学的约占15%，病、困退的约占50%，商调、顶替等约占30%，而留下的人数仅为5%左右。 尽管绝大部分知青告别了查哈阳，但他们始终没有忘怀下乡到这片黑土地，即在北大荒的第二故乡生活、工作的难忘时光。同时在北大荒所经受的磨励、锤炼，不仅使他们变得更成熟、练达，而且使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受益无穷。更值得一提的是，像所有下乡到兵团的知青一样，他们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北大荒，以勤劳双手聪明才智建设了北大荒和为北大荒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四、伤亡、病故 1968年深秋，五十五团发生了第一起下乡知青不幸伤亡的事件。因公伤亡的是上海女知青柴利儿，她是三营二十一连（今丰收分场五队）的一位副排长。这天，柴利儿有些发烧，仍带病参加了拣苞米的劳动。所谓：“拣苞米”，就是将地里从放完片的苞米杆上掰下来、堆成一堆堆的苞米穗儿，拣入筐装满后再倒入运输车辆的车厢里。由于拖拉机驾驶员在夜色中只顾注视后方却没顾及前方，而他的助手偏又下车也去拣苞米了。外加柴利儿不知不觉地干到大家的前面去了，她的位置离“东方红”车头又是那么近……说时迟，那时快。朝前开的“东方红”一下子就把柴利儿辗压进了链轨底下，更不幸的是，她因头部遭到链轨铁销的重击而不久身亡……以后，五十五团为柴利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五师副师长袁绍伍出席了她的追悼会并作了悼辞。 1971年7月下旬，查哈阳地区五十、五十五、六十七团3个团的一批男知青组成的武装连，由五十五团军务股赵惠副股长率领，在渠首诺敏江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在武装泅渡中，五十五团三营二十二连（今稻花香分场十三队）天津知青余昕、六十七团直工组二十三连（今金边分场二队）哈尔滨知青于长胜，他俩因坚持不卸身上的枪枝、弹药，被卷入激流，不幸溺水身亡……事后，余昕、于长胜俩人均被追认为烈士。 在下乡的知青中，又发生了一些因病亡故的。例如：1971年夏，五十团二营十连（今海洋分场十队）发生了一起因患“出血热”而不幸病故的事件。“出血热”当时还是鲜为人知的传染疾病，病故的是四排副排长、上海女知青李育静。她刚发病时，以为是感冒，加上正值农忙，吃些自己带的药又挺着出工，渐渐地顶不住了，到营、团医院看时，她的病情已是“第四期”即晚期了…… 此外，还发生了极个别因其他原因而造成的人身伤亡。如：1970年8月，六十七团二营十五连（今金边分场十一队）天津知青张福来，从团部看完马戏表演返队路上，不幸被胶轮拖拉机压死；同年冬天，五十五团修造厂锅炉工、上海知青李汉康，在晚上不慎掉进锅炉房排放热废水的马葫芦中，不幸被烫死在马葫芦里…… 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80年，即从知青下乡到大批返城期间，大约在查哈阳地区伤亡、病故的各地知青总计有四、五十人，占总数1.2万名的千分之四左右。这四、五十名长眠于查哈阳大地的各地知青，将永远受到农场职工乃至广大群众的敬仰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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