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艺术品为何具收藏价值？

“红色经典”一词与“红色经典”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形成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所谓“红色经典”是指创作于1949年至1979年之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作品，也被称作“新中国美术经典”。业内一般认为，“红色经典”的出现源自于1995年10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上拍卖刘春华1967年的作品《毛主席去安源》开始。《毛主席去安源》在文革期间曾被印刷了9亿张之多的印刷品，其知名度家喻户晓。这幅作品最终以605万元拍出。

刘春华《毛主席去安源》

此后的1996年、1997年，嘉德在秋拍中开始专门推出“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由此，“红色经典”艺术品便成为了中国艺术市场中备受关注的独特版块。

具体说来，“红色经典”还可以细分为两段：1949-1965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1966-1979年，文革开始到改革开放前。对于第一段历史和文化艺术，人们从思想上和情感上更加容易引起共鸣与感动；而第二段文革时期，由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的感受，因此，有些人在情感上对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表现出不屑甚至厌恶。也有人认为，新中国时期的艺术品更多地受到盲目个人崇拜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其艺术价值不高，也缺少创新性。

陈逸飞《黄河颂》

那么，为什么要去收藏“红色经典”艺术品？

历史上，收藏家们所收藏的都是能够反映各个朝代时代风格和艺术家个人艺术特点的艺术品，他们会比较少的考虑政治因素，即便当朝的收藏会多多少少受到政治的牵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的影响就会很快被淡化掉。何况，政治本身会随着时间而有所进步，过去的政治也许都是落后的。因此，收藏家们所考虑的是收藏过去时代独有的历史、文化与艺术。

“红色经典”艺术品带有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烙印和社会意义，具有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在那些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岁月里，一代代艺术家在有限的题材和形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艺术创造力，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精彩的作品。那时的“主题式”、“命题式”的创作模式与现在“自由式”创作氛围相比显得尤为特殊，这有点像欧洲早期经典绘画与印象派的差别。当时的许多作品甚至成为了许多年轻艺术家的成名作及代表作，其中很多作品参加过全国性美展，在当时引起过广泛的社会效应。

靳尚谊《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

当过去的“红色”时光不再会重新出现时，这便成为了时代的“孤品”；当那些“红色经典”艺术品有着与前后时代都不同的特殊风格时，它们便有了收藏的意义；当“红色经典”艺术品存世量有限的情况下，便出现了投资的机会！

国家博物馆的专家曾指出，因为那时的作品多是为国家创作的，“红色经典”中的多数精品早已被收藏在国家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中。只有少量作品，因为种种原因而流到了民间。可以说，“红色经典”最大的收藏家是国家。

记得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先生当年请教书画鉴定家启功先生应该去收藏什么艺术品时，启老的回答非常清楚：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在收藏什么，你就收藏什么！

李可染《万山红遍》

最近，笔者在文化部举办的与中、东欧各国美术馆专家学者的交流论坛上感受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出现巨变之后，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受到了压制。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时期的艺术作品，去发现和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时期”、“前苏联时期”、“前南斯拉夫时期”艺术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特点。阿尔巴尼亚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介绍说：他们在重新做“前苏联时期”艺术品的展览和推介。人们试图去对原来的作品用新时期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与定义。

从投资角度上看，“红色经典”艺术品在短短不长的时间，为投资者带来了高额的回报。1996年，嘉德秋季“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上，吴作人1949年作《解放南京号外》以46.75万元成交，而在2007年12月的华辰油雕专场上，以1232万元成交，11年间增长了25倍。徐悲鸿1951年作《九州无事乐耕耘》在1996年嘉德秋拍以192.5万元创当年新中国美术作品最高纪录，此后两度出现，一次是在2004年12月北京荣宝以1705万元易主，而在2011年12月的北京保利拍卖会上则是以2.668亿元再度拍出，11年间，该作品涨幅达130倍！如今，“红色经典”作品在十几年间涨幅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样的例子已并不鲜见。作品的稀缺性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造成这种市场现象的主要原因。

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

近年来，出现在拍卖场上的知名“红色经典”艺术品有：2007年，中国嘉德春拍拍卖的陈逸飞《黄河颂》，以4032万元成交；2009年，北京翰海春拍靳之林的作品《南泥湾》以1344万元成交；2009年秋拍，中国嘉德的《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以2022万元成交；同一年，广州嘉德夏拍中，靳尚谊重要代表作《毛主席全身像》以2016万元拍出；2011年，北京翰海秋拍何孔德作品《祖国来信》以1840万元成交；同场拍卖会上，傅抱石的《毛主席诗意册》以2.3亿元成交，刷新了傅抱石书画作品的拍卖纪录；2012年，北京保利春拍李可染《万山红遍》亮相，最终以2.9325亿元成交，再创“红色经典”绘画的新高，同时也是李可染作品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同一年，李可染的《韶山》拍出了1.24亿的价格；2013年，中国嘉德春拍上，吴作人的油画《战地黄花分外香》以8050万的高价成交，也刷新了其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黄胄的《日夜想念毛主席》于2014年北京保利春拍中拍出747.5万的高价。很多画家以其“红色经典”的画作刷新了自己作品的拍卖成交纪录，“红色经典”艺术品似乎成为了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绩优股。

李可染《韶山》

吴作人《战地黄花分外香》

谈到“红色经典”艺术品的收藏，不得不提到收藏家群体的代表人物——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如今，她已经收藏了数百张“红色经典”艺术品，其中不乏许多参加过全国美展的作品，有些甚至还是国家博物馆、美术馆都缺少的藏品，其数量和品质超过了国内绝大多数的国有美术馆。王薇选择的这些藏品构成了相对完善的历史发展脉络。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编著了《革命的时代》一书，对龙美术馆的“红色经典”藏品进行了细致的学术梳理。王薇还举办了多次“红色经典”主题收藏展览，她希望未来把这些藏品永久性保存在自己的龙美术馆里。这些系统收藏、数量巨大的“红色经典”艺术品的价值未来将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