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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临《阳泉使者舍熏庐》 ■薛元明 邓散木的勤奋在近当代书家中首屈一指，其篆书成就最突出，在面目统一的前提下，呈现出多变性。应变能力对于书家来说非常重要，否则创作很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复制。当然，如果没有风格统一的大前提，个性就成了花样。多变性不在于作品总数多，五代杨凝式存世作品仅数件，也可以感受到其多变性和极强的创造能力。 很多时候，书家只有勤奋是不够的，必须方法得当，深思熟虑。简而言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应该成为一个有艺术思想的人，一个有自身观点和立场的人。只有这样，勤奋加上清醒而敏锐的思想，才能把握大的方向，技法上才能精确。所以，书法需要精确地苦练。临摹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才能不断地接近目标。 邓散木的临作《阳泉使者舍熏庐》变原作的横式为纵式，从熟练程度来看，尤其是长篇跋语，不是第一次临，而是有备而来，有过深入的思考。三行款字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在临习或书写过程中，将对碑帖范本的各种思考及时记录下来，王铎就有过很多这样的跋语，使后人得以一窥当时的心境和状态。除了跋语本身的学术价值外，就临摹本身而言，通常强调要“入帖”，这无疑就是“入帖”的一种见证。在临摹的过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有思考相伴随，整个身心沉浸其中。心浮气躁，心猿意马，无法进入特定的状态，是不可能有好的临摹效果的。 因为强调放松，认为书写就是“一挥而就”，很容易将随意变成了随便，对书法的理解极其简单化。实际上，种种类似的观点，无疑是造成临摹不到位的主要原因。“一挥”的瞬间中有很多严格要求，临摹即是先将自己的个性掩藏起来，放到别人的模式中去适应，不断地锤炼，直至形成自己的个性。一件作品既要有原作的韵味，又要有临书者的理解，将两者自然完美地结合起来，并非易事。所谓“意临”之“意”，乃心中之意、手中之意和笔中之意的有机结合。临摹除了单个字的相似外，更加注重整体的意趣，作品的整体性是首先要考虑的。 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对某位书家擅长多体的高评，实际上，多体皆会并不代表什么，画虎成猫，看起来有几分像，不足称道，关键是多体能够融合，才能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邓散木篆隶兼善，左右逢源，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书体在唐代之前，基本上是单向进程，楷书出现后，多体平行存在，涉猎多体，以求有所创造，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在清代表现得尤为明显。然不能贯通者，往往芜杂生硬，方枘圆凿；而融会贯通者，则游刃有余，推陈出新，化出自家面目。邓散木的笔墨功夫不用赘言，功夫到家了，思想具备了，修养成熟了，所谓的入帖、出帖，实临、意临，都不成问题。所以说，临摹中暂时出现和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想获得解决，必须要到更高阶段，所以要想办法坚持下去。换言之，解决的途径并不在于临摹本身，而在临摹之外，临摹最终展现的是一种综合素质。再回到前面提到的“一挥”问题上，也许临摹动笔的过程确实是一瞬间，但在这之前有诸多准备工作，更重要的则是临摹之后的对比和反思。比如说，当代某一个书家临摹王铎临二王的作品，即是对于王铎对二王理解的再理解，不同于直接临摹二王，这当中的几层差异，无疑需要深入思考。临摹有时比创作更费功夫。一件作品书写时，可以不假思考，一气呵成。而一件临作，通常需要兼顾，比如何绍基，同一件作品往往临摹一百多通，每一遍都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这绝非易事。所以何绍基言“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每著书作数字，气力为之疲苶，自谓得不传之”，如是，每书数行便大汗淋漓，绝非故作高言。 邓散木所临的《阳泉使者舍熏庐》，作为汉金文的典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汉代金文历时四百余年,经历了中国文字形态的隶变过程，化圆为方，删繁就简、省改部首，亦篆亦隶，使得同一个字或同一个构字部件更多了方圆转化的形态。简化主要有省略笔画或偏旁、整体简化、截笔、借笔、草化五种，繁化主要手段有增加表意偏旁与加饰笔两种。《阳泉使者舍熏庐》中一部分字属于早期的隶书形态，也包括介于篆隶书之间的过渡字体，“有、股、贤”等字，放大了和《石门颂》中的字极为相近，“庐、四、属、啬”等字则同《西狭颂》有相近之处。基于篆隶兼具的特点，可以与诏版、缪篆等结合分析。再比如王福庵的隶书正是抓住了其中的某些特征，将偶然性变成规律性，以此为基础，汲取百家之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由此而言，类似汉金文这种转换期作品，具有一种生气，对于书家打造个人书风是有益的。一件作品本身的信息量也许并不大，但偶然的灵感可以促成改变，令书家迅速地找到突破口。 《阳泉使者舍熏庐》拓片 邓散木临《阳泉使者舍熏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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