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经验说明：我们不该过度指责“莆田系”？｜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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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最近魏则西事件、陈仲伟医生事件在公共舆论间引发极大争议，而对于民间资本（比如莆田系）、政府力量（公立医院下的种种行政力量）在医疗行业到底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也引起学者间的讨论。事实上，不仅在医疗领域，中国整体的社会保障与民生领域中，政府是否过度插手，民间力量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都是争议不断。本文以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日本第一》为基础，希望借助对日本社保的经验，对中国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另一种思路。

日本社保何以第一？

杨松林

谈及社会保障，我们可能想到的主要是救灾济贫等措施，但事实上，其涉及到了包括就业、养老、医疗、人口、慈善、公共设施等一系列和我们每一位社会公民都紧密相连的方方面面，是关注度最高和反应最敏感的民生领域，其背后涉及的“政府－市场”主体性讨论，甚至会牵涉到部分意识形态，因而政府在社保领域的政策推行方式，最能反映出政府的执政思路和理念。

参照中国历史，但凡涉及社会保障，基本都遵循一整套政府主导的逻辑发展，人大郑功成教授曾撰文分析，“中国社会保障自古以来贯穿着高度的国家(政府)责任，具有家国存于一体的特征。”不可否认，这一特征对于维持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作出了极大贡献。

但这种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到了近现代的中国，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低水平，缺乏足够公平的形态。尤其在今日，现有的社保体制，是基于高度的国家主导及适应计划经济形态而形成的。而对于其能否维持越来越庞大和脆弱的中国社会，以及适应未来老龄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愈发引起质疑和讨论。

概括来说，对于社保体制的形态，或者说对于社保改革的走向，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一直都呈现出“市场化”和“公益化”两种思路；当然，这两种思路背后，蕴含着所谓“大政府小社会”和“小政府大社会”的两种类似于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念争锋，也就是所谓的“关于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影响”讨论。

魏则西事件似乎在暗示民间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危险性

当然，从政策的语境上，我们还是可以明晰中央政府对于强化社保领域中的“政府主体”；但是，这种“主体性”到底是一种指导意义上的“理论主体”，还是强调更广泛参与的“实际主体”？至少从目前来看，政府更愿意成为后者，不仅在于其背后的巨大利益，更因为政府对于自身在福利经济外部性中，相比于市场的正效应要更为确信。（而“魏则西事件”后，显然医疗行业“公益化”这种类似的观点会更受舆论欢迎，而对“莆田系”的舆论指责，显然已经呈压倒趋势）

但批评也在体制内外同时产生。其中，对于政府过度参与的公平性指责最多，不少体制外学者认为，政府在社保领域的过度参与，将极大阻碍社会和市场发挥自身作用；而一些体制内人员也开始反思，政府同样存在自身局限，过度干涉，不仅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还可能降低政府行政效率，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问题。

中国政府是否过度干预了社会保障的运行和改革？当双方在“主体性”问题的理论讨论中各执一词时，40多年前，日本在相似情况下，面对相似问题上的反思和实践，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

和中国一样，日本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大发展后，对于“老龄化”的担忧，在六十年代末的社会也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规模的急剧增加，对应的却是极为落后的福利设施，无论是类似于排水系统、绿化公园这些公共基础设施，还是住宅数目和住房补贴，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空巢老人的数量剧增，他们大多与社会隔绝，孤独凄惨，因而出现了年纪越老自杀率越高的现象。

于是到了60年代，当“老龄化”社会越来越接近时，日本的学者和体制人员均开始反思，政府对于福利开支的补贴力度是否过于缺乏。学者Jon Woronoff在其书《The Japan Syndrome: Symptoms, Ailments, and Remedies》就曾描写道，“日本曾经为此建立起所谓的‘纯国民福利’（Neutral National Welfare）委员会，强调使用NNW指数，来取代单一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然而，到了70年代，当面临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的关注点迅速从福利转变为生产，NNW指数也就无疾而终”。（参考中国的绿色GDP提法，以及最终的政策走向，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相似性）

日本政府对于老龄人群体的重视程度，可能并非印象中那么显著

由于日本政府在经济改革，尤其是在生产领域去产能、调结构的倾向，对于增加福利开支的积极性开始消退。体制内部因此出现很多反对“福利经济”的说法，比如对于瑞典、英国这些“福利国家”，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一次谈话时明确表示，这是一种“高负担、低效率”的福利体制，日本不能走政府全方位补贴福利的道路，从而明确了政府控制福利开支的执政思路。这种思路不仅停留在官方话语中。学者傅高义记载，70年代的日本，从舆论到普通民众，大多认同这样一种福利理念：“在最近经济发展滞缓时期，国家财政困难，无法保证用以消除经济不景气的必要财政开支，因而，更多的财政收入应投到经济生产部门，而福利所需开支应该由企业家和家族成员所负担，只有当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时，才由国家代替他们承担这一任务。”

基于这一理念，日本的社会保障，也形成了一种“国家名义指导，企业实际主导”的福利体制，国家退居幕后，而企业、市场和集体，更多承担着肩负解决日本过亿人口生活的任务。

具体来说，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具备两个方面：

1

国家的职责：最低保障

和我们的刻板印象不同，日本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关注，远远不及目前的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政府在社保各方面的全面管理，日本政府基于自身福利开支的有限，以及舆论的影响，仅把重点放在医疗和养老金制度上，而对于其他领域基本没有涉猎。

而即使在医疗和养老金领域，日本政府也更愿意在保障最低生活水平后，由企业和社会承担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比如在医疗行业，日本医疗保险制度可以允许患者自主选择医生，支付健康保险规定的一定数额费用。其中患者负担比例30%，国家支付剩余费用；但由于对于医生开业制度的宽松和私人医疗服务的低廉，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医药公司发挥出了应有的功效；而在养老金领域，无论“厚生养老金”还是“国民养老金”，设定的福利范围局限性很大，除了基本保障外，国家“养老金”制度并没有给予老人更多的福利保障。

日本厚生劳动省外景

除此之外，对于最低生活的保护规定，适合对象只能是“其工资收入低于厚生省规定的根据保护标准计算出来的最低生活费，才能对其不足部分进行补助。”当然，日本人本身对于接受最低生活补助也有抵触心理，认为福利问题，除非是年龄或健康等不可控原因，否则无需由国家承担。

2

企业的职责：高福利下的凝聚力

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对于社保所承担的责任要更大一些。傅高义分析，日本的职工福利保障制度，很有可能是参考了德国俾斯麦首相设立的“各种企业分别制定福利计划”，而国家尽量避免直接参与的方法。这一“分行业社保制度”，首先强调了行业间差异下，福利保障也应该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调整，这就为提升就业率和行业吸引力作出了贡献。但其优越性绝不仅仅在这里。

对于老员工而言，企业所提供的福利保障非常可观。首先，日本总人口的一半，接近50%的购房费用由企业所出；其次，日本企业大多拥有专业的医疗设施来提供对老员工的福利保障；再次，日本公司会对退休员工给予足够的福利保障，最后，很多公司都强调终身雇佣制。这些举措，都极大增加老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减少跳槽和流动率。日本公司的“家文化”，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新员工而言，日本的雇佣制度具备极大优越性。尤其是基于经济的下滑，更具活力、潜力且工资更低的年轻人显然更受企业的喜爱，到了1977年，企业要求雇佣年轻人的人数，要比整个寻求工作的人数超出一倍以上。这些都有效降低了失业率。

日本这一社保体制为何行之有效？笔者认为，有四个原因：

（1）其遵循了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视集体”特征，走出了“符合国情”的集体福利道路。人们在这一体制下普遍存有幸福感，工作、生活都能有效融合在一起，降低了社会不稳定。

（2）各种参与要素各司其职，政府、市场力量都得到最大发挥，而两者的局限性都被有效规避。

（3）社保制度足够透明，具备广泛性，保证了社会公平。

（4）分行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整个行业体系的全面和完善有突出贡献。

中国的社保改革，如上文所言，一直陷入“市场化”、“公益化”两种对立语境中。事实上，二元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禁锢，只有跳出这种对立语境，寻求在一个更广泛的制度下，使得市场、政府力量都得到有效发挥，才是可行的思考方式。中国政府是否过度干涉社保改革？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干涉社保改革？我们或许更应该问，中国政府如何正确发挥自身力量，以推动社保改革？日本的“集体化”例子，也许就是这“第三条道路”。

作者、编辑：

杨松林，微思客WeThinker传媒编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研究助理，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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