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杨绛经历下乡“锻炼”，重返北京，回到研究所上班。据董衡巽《记杨绛先生》忆述，他分配到杨绛老师同一个单位，一直想向杨绛先生学点翻译的本事。有一次，董衡巽试译了英国小说家萨基的短篇小说《开着的窗门》，去向杨绛求教。
杨绛很快就看完了，发现其中一些错误是翻译者的通病，立即找董衡巽谈话。
“你是不是朱光潜先生的高才生？”董衡巽嘴上说“不是，不是”，心里不无得意，等着表扬。
而当董衡巽拿过译稿后，脸“刷”地红了，译稿上打了十几个问号。杨绛问：“你是怎么翻译的？”董衡巽答：“头一遍对着原文边查字典边译，译得很慢，第二遍润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后誊清，誊的时候再改中文。”“你这个方法不对，你译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应该更加严格对照原文，看译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没有走样。”
董衡巽回到家，开始反省。他觉得自己没能把握好原文，那是英语水平问题，是可以提高的。但自己因偏爱某个词，不管同原文贴切到什么程度，便擅用了；还有，原文与中文有细微差异的地方，照顾不过来，来一个简化处理，企图马虎过去，这可是态度问题！
杨绛的谈话给董衡巽上了一堂端正态度的启蒙课。此后，经过几十年的训练，董衡巽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翻译家、美国文学专家。
据《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