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顺：《科举与辽代社会》后记

后    记

 

先哲孔圣人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2003年，在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投身到武玉环师的门下，成为一名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辽金史。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研究领域，更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研究方向。辽金二朝皆是北方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类型、文化背景与中原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但当他们成为中国统一王朝的主宰者后，又不约而同地适时调整统治策略，承继统一王朝的统治方式以应汉民，于是，统治者便将民族固有政治传统与统一王朝的统治体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予统一王朝诸项制度体系以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发展。正受此诱惑，我毫不犹豫地闯进了这个较为陌生的研究领域，开始实践自己的美好愿景。

在武玉环师的悉心指导与孜孜教诲下，我选择了“辽朝科举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辽代科举史料收集整理后，当初的热情被重重地浇上了一盆冷水，着实感受到治辽史难，治辽代科举史更难的道理。辽代科举史料的疏漏简约远远超出当初的想象，依据中国科举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往往一个比较成型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因史料之不足征而不得不舍弃，甚至常有更换“辽朝科举制度研究”选题的念头。对此，武玉环师及时地耳提面命、启蒙解惑，终使我茅塞顿开，持之以恒。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研习，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辽朝科举制度研究》。

武玉环师乃著名辽金史专家，以实学家的特色赢得中外辽金史学界的广泛赞誉，能投身武玉环师师门之下是我今生今世莫大的幸福。在读博士期间，武玉环师不辞辛劳，孜孜教诲，既培养我做人，又指导我做学问，可以说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博士论文言之，从选题确定、提纲形成、草稿修改、观点把握，直至杀青定稿，无不浸透着武玉环师的莘莘心血和奖掖后生的赤诚之心。武玉环师的诲人不倦，求真索实，将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一页，终生受益。

在投身武玉环师门下之前，我更多地对东北古代民族史，尤其是中国高句丽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然令我能够走上辽金史的研究道路缘于硕士业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彦辉教授。王彦辉师教导我说：你本科、硕士都是在师大读的，你应该到研究型大学去读博士，这样，你既可了解师范型大学的治学之术，又可把握研究型大学之钥。在王彦辉师的循循善诱下，我与武玉环师结下了一生的师生缘。

读博期间，在武玉环师的努力下，我由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调入吉林大学文学院，有幸加入武玉师的研究团队，成为我人生的重要节点。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武玉环师要求不要急于将《辽朝科举制度研究》面向读者，做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遵嘱师言，在沉心修改博士论文过程中，始渐关注科举制度与辽代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互动关系，已不囿于分析辽朝科举制度的静态层面，于是，研究兴趣点转由从对辽朝科举制度的静态分析向对科举制度的动态把握上，将科举与辽代教育、科举与辽代释褐进士群体的政治地位、科举与辽代社会儒家文化的繁荣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试图阐明科举与教育制度、政治制度、选官制度的互动关系。将辽朝科举制度活化后，确实收到了诸多始料未及的研究体会与心得。2013年，怀揣着梦想，以“科举与辽代社会”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真是天道酬勤，有幸获得资助，令我喜出望外而又信心倍增。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拙稿就是多年来追随武玉环师研习辽金史的心得与体会，也算是我研习辽金史的阶段性总结与汇报吧。

在拙稿即将付梓之际，特别感谢杨军、程妮娜、赵永春、王德忠等先生读博期间的时雨春风般的点化，成就了今天的成绩；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峰先生、王飞峰先生、玄花同学和台湾蔡琳堂先生帮助我收集诸多难觅的港台资料和翻译韩文资料，丰富了拙稿的视野；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志兵先生所付出的辛劳，他的敬业精神令我终生难忘；特别感谢我的妻子丛文英女士，在百忙之中替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使我能够全力以赴投身到研习之中，功劳簿上确有她的一半。

最后，我将此拙稿献给我最伟大的母亲和父亲，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他们虽不识一文，却是我永不放弃，勇于攀登的动力与源泉。

 

高福顺  复记

2014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