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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之下“礼多神不怪”?

 鲤鱼山九龙门 2016-05-14

  中断160余年的日坛祭日典仪将首次恢复,3月20日,“祭日典仪”已在日坛公园先期彩排。在众多市民的围观中,“乾隆皇帝”率领一干“大臣”缓步就位,跪拜如仪。策划方还自创了“太阳礼”,祈盼太阳神保佑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据说,至此,京城“天、地、日、月”四大祭祀典仪都已恢复表演。(《北京日报》3月21日)

  与其他一些地方动辄追根溯源数千年地公祭“人文始祖”相比,“祭日典仪”上承160年前的祭祀传统,满打满算也只是到了清王朝,其历史记忆的恢复似乎也不算太渺茫。然而,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不免令人眼晕,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堂皇的公祭吗?这祭、那祭,真的是“礼多神不怪”吗?

  中国向来号称“礼仪之邦”,国人之好礼、多礼、习礼,不仅仅是国家认同、民族融合、观念习得的一种重要路径,更是国民对于这块土地和先民的情感所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礼”已经融入百姓的家常日用,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举止,很难将其从中完整地剔抉出来。所谓“礼在民间”、“礼失而求诸野”,讲的正是民间百姓对于“古礼”传承上的薪火不绝。

  而庙堂之上断断续续堂皇演绎的公祭,尽管可能很纯粹很庄严,也能保留一些程式化内容,但与民间之礼相比,其仪式化的成分更多一些,庄严堂皇的背后,难掩与民众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也因此,希望通过恢复这样的仪式来传承“礼”的文化,显然并不合宜。社会环境变化了,“礼”所承载的思想、意识和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古礼如何服务当下、如何重聚人心?仅仅恢复一些跪拜之类的形式,不过是皮毛罢了。

  更何况,传统的“礼”经过巨大的历史变迁后,甚至连形式也多已不存,时下许多公祭所谓的恢复旧制,也多似是而非。其间倒是充斥着不少铜臭气、烟火气,听任这样的公祭泛滥,难免令人遗憾。3月6日,河南省淮阳县举办公祭太昊伏羲大典,最后却曝出一房地产企业以118万元拍得头柱香。尽管当地后来表示,这些香火钱将全部用于救助困难学生,但公祭变成集资、仪式带动旅游,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样的公祭,与“礼”又有何干?

  纷纷扰扰的公祭大典不仅与恢复“礼”制无关,还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很多时候,国内一些地方热衷于大搞公祭活动,其用意似乎并不在于其所标榜的“弘扬传统文化”、“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源流和精神支撑点”,不过是借题发挥,甚至是政绩冲动的别样表现而已。因为公祭,所以大兴土木,建起规模宏大的假古董建筑;因为公祭,所以四处攀援,请来众多名流达人……公祭是表,内里却在为滥用财政资源、社会资源张目。

  “礼多神不怪”,不过,公祭泛滥之下,“礼”多了,百姓却啧有烦言。一个时代的文化建设固然需要一些标志性的节点,但它更在于春雨润物式的渗透、感化,地方政府应舍弃那种堂皇仪式的片面追求,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在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中,营造一种日常的文化氛围,一种积极的文化精神,让民众从中有所感受、有所体验,也有所皈依。公祭什么的,该泼泼凉水了。(胡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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