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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经济学家告诉你》原创首发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一直是官方和民间所持有的主流观点。 翻开中国历史，在对外战略选择中，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以修建长城替代远征，以朝贡贸易替代武力征服，表现出以守为主的非扩张性特征，而将统治重点放在安内上，强调“中华治而四夷服”。为什么和平文化会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中华民族真的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吗？ 经济学认为组织的规模取决于扩张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国家的规模选择也不例外。 “从最早的文明开始，国家和帝国就已经寻求扩张并把它们的统治扩张到它们的邻邦，以求增加它们在经济中的份额”。因为“在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之前，来自农业和向帝国进贡的巨大经济盈余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扩大领土控制。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帝国领土扩展及其政治控制越大，可征税的盈余就越多，帝国的力量就越大”。但随着扩张的不断进行，从某一点开始，边际成本也开始上升。最终的国家规模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考虑，因此，“它（边界）代表一个帝国组织发展的最大限度”。 当国家组织达到其组织规模的最大限度时，扩大规模也就成为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但总有一些统治者基于青史留名等原因的考虑，试图突破这种限制，但农耕民族在与边疆民族长期对峙中所形成的经验总结，即和平的非远征文化，就会对统治者的冒险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以防止统治者实施得不偿失的扩张而危及其对农耕区的统治。 农耕民族在的适农地区扩张是低成本的，而收益却很高。“在经济上，这个过程是累积，因为每得到一块新土地，就可以扩大一次农耕。在社会上，这个过程是回报的增加，因为它支持了大量家庭对财富及权利的占有，同时给已经有财有势的家庭以更多的财富、更多地权势。在政治上，这个过程是向心式的发展，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扩张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多于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向适农地区不断扩张也会成为华夏民族的理性选择。  夏商两个朝代国土基本局限于黄河流域。而且，史书记载：夏万国、商千国而周八百， “国家”（部落）数目的减少也说明了在各个“国家”（部落）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兼并战争。 更残酷的战争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将各自的统治区域延伸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统治区域。在中国先秦文献中，不断提及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各诸侯国的骚扰及各诸侯国的反击。从这个视角看，好像是少数民族骚扰在先，诸侯国反击是自卫，而事实是，中原各诸侯国在适农区的扩张，使一直在这些地方繁衍生息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反击各诸侯国的扩张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如果这些少数民族也有文字留存下来的话，这段时间的记载就会是中原诸侯国不断的掠夺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同化和驱逐土著居民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血腥。我们看到，伴随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进攻”，各诸侯国的领土面积不断的扩大，拉铁摩尔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狄戎入侵”的累积结果其实是中国的土地扩张。当这些适农区基本都进入各诸侯国之后，继续扩张的道路只能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从“周八百”、七雄再到秦统一中国，就是适农区内部整合的过程。  在秦汉帝国，尤其在汉武帝的扩张之后，适农区已基本进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王明珂也这样写道：“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大致已移到华夏能生存的生态极限，或华夏政治控制力的极限；东至海，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大漠、草原是游牧的世界，不适于华夏式农业的发展，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在当时的军事和管理技术下，进一步向游牧区扩张，就会出现边际收益就会小于边际成本的现象，农耕民族的理性选择就是停止扩张。如秦在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大规模的出击离其统治核心区相对较近的草原地区，而是千里迢迢，出击岭南就说明对于汉民族而言，适合农耕是将领土包含在统治区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强汉盛唐，中原民族出击草原更多的也是基于震慑、惩罚草原民族而不是扩张领土。 基于此，拉铁摩尔认为并不是汉族不喜欢扩张，而是自然环境制约了汉族的扩张。 和一切强大文化一样，汉族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共同的亲缘关系以形成最佳的环境。因此，当汉族成为独立的历史势力时，就继续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大的‘汉族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找到了这种等待他们发展的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可以改造环境，利用中国精耕农业的灌溉及排水方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一些地区只能勉强达到他们的环境标准。而另外有些地区，则完全不容许汉族生活方式进入。……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  但在中华民族的版图基本定型后，中原统治者也曾有过不少突破现有统治区域的尝试，如汉武帝对匈奴的长期战争，王莽对草原的战争、明成祖朱棣对草原和越南的战争等，但这些扩张和战争并没有实现战争的预期目标，反而将农耕统治区的财政拖入内外俱疲的境地，最后不得不在借助修建长城和朝贡贸易等形式重新恢复以前的疆域，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秦汉时所确定的边界在当时生产和军事技术下的合理性，而这些试图突破现有边界的行为的失利反过来强化了中国的非远征文化，如《资治通鉴》上讲汉武帝晚年对多年征战对百姓的不利影响做了深刻的反思，并且不再征战。司马光对此的评论则是如果没有这些反思，汉武帝和秦始皇就没有什么区别。 和平的非战和不远征文化会随着农耕民族的军事技术进步而变化。如满清入主中原后，一方面通过满蒙联合统治的形式拉拢草原贵族，另一方面通过日益成熟的热武器应对不服从的草原贵族，从而成功的将统治区扩张到草原地区。康熙和乾隆年间对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的战争很明显已经背离了中国传统的不远征文化，但这种现象并不说明满清之前中原统治者的非理性，而是说明在管理和军事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国家的最优规模已经增加，出击草原并将其纳入统治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 在以农耕民族主体的中华民族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时，鉴于出击海洋的得不偿失，在明清时期，一直以守代攻，同样采取了非远征的和平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面对生产和军事技术的约束，维持自己统治的理性选择，后人不能以改变了的约束条件苛求前人。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并不是基因或其它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特征，而在经过血腥的开拓后，到秦汉时期，适农区已大多都已被纳入了农耕的汉民族统治的范围，在当时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水平下，已经没有疆域（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值得我们去开拓，以修建长城为代表的和平防御政策和得名让利的朝贡贸易等政策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作为现实归纳和总结，文化上也表现为强烈的和平主义色彩。 中华民族在未来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从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面临的约束条件去分析。答案希望留点悬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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