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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化创意产业正成为推动苏州率先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产业。越是在此时就越有必要了解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渊源，李斌的《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1930》一书开启了一扇探看民国时期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视窗。 传统看法认为鸳鸯蝴蝶派是现代通俗小说流派。但该书开篇就亮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鸳鸯蝴蝶派是一个文化创意流派”，向读者指出了鸳鸯蝴蝶派在包括通俗小说创作在内的其他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里的重大贡献，认为鸳鸯蝴蝶派已经从单纯的创作者转变为参与文化艺术生产、创作、消费全过程的“创意阶层”，这是对鸳鸯蝴蝶派历史地位的恰如其分又高屋建瓴的提炼，该书正是通过对鸳鸯蝴蝶派历史地位的高度提炼建立起苏州和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间的“认知关联”的。 围绕这个“关联”，该书立足第一手史料，详细整理、分析了鸳鸯蝴蝶派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践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在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舞台上，一批主要来自苏州的“创意阶层”如周瘦鹃、包天笑、范烟桥等丰富多彩、深入细致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他们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涉足范围如此广泛，文化创意这般丰沛，参与程度这么深入，书中的详细论述还原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里鸳鸯蝴蝶派真实和生动的活动事实，展现出他们参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活动留下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样的结论：鸳鸯蝴蝶派不但是内容原创者、文化传播者，也是带着产业意识看艺术，带着艺术态度做产业的经营者。他们吸引了早期中国创意阶层的广泛参与，培养了一批新的创意阶层的产生。 学者汤哲声认为鸳鸯蝴蝶派多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活动于开埠以后的上海的苏州人，这个观点揭示出了鸳鸯蝴蝶派和苏州有着难以切割的紧密关系。该书正是沿着这层紧密关系纵深一步地展现出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鸳鸯蝴蝶派丰富多彩、卓有成效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践背后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苏州的文化软实力。书里明确指出，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体现出的正是当时苏州的文化软实力。民国时期，苏州的文化创意产业在上海的影响下不断发展，为鸳鸯蝴蝶派进入上海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奠定了基础。苏州不但是鸳鸯蝴蝶派影响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起点，而且也在鸳鸯蝴蝶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过程中持续受惠，成为上海之外的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阵地。 鸳鸯蝴蝶派和苏州关系紧密，苏州学者研究鸳鸯蝴蝶派自然责无旁贷。令人欣喜的是，在鸳鸯蝴蝶派研究的队伍中，以范伯群、朱栋霖、汤哲声等著名学者为代表的“苏州学派”的确也走在前头、令人瞩目，李斌就是跻身其中的值得关注的青年学者。他的《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1930》一书正是“苏州学派”的典型成果，具有“视野高、资料实、接地气、重现实”的特点，它通过鸳鸯蝴蝶派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践反映出苏州在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史中的地位，引导读者通过重新认识鸳鸯蝴蝶派来重新认识民国时期就已产生绵绵不绝的文化软实力的苏州，这无疑为新常态下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历史自信、经验来源与理论支持。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1930》李斌著 广陵书社出版） ■曹燕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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