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遣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唐·刘肃《大唐新语》"当时有一个卢藏用隐于终南山中，在中宗朝累居要职。有一个道士叫司马承祯，那么他要还乡了。卢藏用就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司马承祯慢慢地回答他：让我看来，隐居在终南山，不过是仕宦的捷径。卢藏用听了之后，“有惭色”，惭愧，惭愧之色。这段话就是“终南捷径”典故的源头。卢藏用是什么人呢？卢藏用是为陈子昂文集作过序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最初就在终南山隐居，因为后来名气逐渐地加大，到中宗朝的时候，就已经戴上了不小的乌纱帽。仕宦和隐居用古人的话说，一个叫“出”，一个叫“处”，仕宦→出，隐居→处，“出”就是外出求仕，外出做官。“处”就是呆在山林，呆在家里，与仕途拉开距离。这是传统中国文人的两种生活形态。那么卢藏用何以能从这相距遥远的一级跳到另一级呢？司马承祯为什么说他的隐居是“仕宦捷径”呢？
这从卢藏用脸上的惭色，惭愧之色，可以知道，他由隐而仕是有预谋的。
中国文人，一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要面子，一个是有傲骨。因为要面子，所以即使有一些本心并不想踏入官场的文人，也可能在别人轻蔑的目光注视下，打熬不住，终于管不住自己的双脚，走进鱼龙混杂的官场去趟上一趟浑水。也因为书读得多了，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流芳千古、遗臭万年，于是做人就有了一套准则。那么这套准则实际上就是信念，这个信念一旦抱定，就会不惜以生命去维护它。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那么做官意味着选择富贵，隐居意味着选择贫困。但是富贵的获得是有原则的，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那么什么时候做官才符合“义”的原则呢？孔子也回答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天下无道，就隐居于山林；天下有道的时候，就出来做官。但是在天下有道的这样一个时候，如果你也去隐居，这里边就有些让人想不通了。无道的时候隐居，那是情有可原的。在有道的时候隐居，是不是就预示着你有了某种政治企图。
这是从文人这个方面来讲。另一方面，从帝王这方面来讲，如果天下士子们都纷纷地跑到山林里边去了，那么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缺乏吸引力，自己缺乏用人的这样一种能力，他会感到脸上无光。所以对那些隐士，帝王们也是采取一种招徕的政策。在后来的社会里，比如明清时代，封建帝王往往是软硬两手兼施。但是在唐代，更多的时候，是使用软的一手。《旧唐书·隐逸传》里边就记载，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屡屡去招隐士，把那些隐士请出来。请出来的目的，实际上不外乎两个：一个是立风俗，一个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诚意。当时有相当一批的隐士，就是被帝王给招到了朝廷来。在史书里边也记载了帝王们这种举动的深层用意，就是：“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社会上，官场里边，你争我夺，风气太腐败了。那些隐士呢？远离官场，表示了一种洁身自好。这样一种风气应该推广到全社会去。所以前期的皇帝，前期唐朝的高宗、武后，玄宗等等这些皇帝，就一次又一次地请隐士们出山。而隐士们呢？也好像摸着了帝王们的脉搏，就故意去隐。这样越隐，自己的名气越大，不愁帝王不来招自己。那么“终南捷径”，实际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举上几个例子。比如在《旧唐书》里有一位田游岩，在田游岩的传记里边，编者这么写：说是这个田游岩是京兆三原人，后来就游于太白山“每遇林泉会意，辄留连不能去”。后来他跑到了箕山。箕山有一个许由的庙，许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隐士了，那里边有许由的庙。他就在许由庙的东边筑室而居，自称“许由东邻”，许由的邻居。到高宗幸嵩山的时候，曾经派人去请他。这个田游岩当时就出来拜见高宗，高宗就命令左右把他给扶起来，对他说，先生养道山中，最近还好吗？田游岩就讲了，说自己得了“烟霞痼疾”，非常地喜爱山林，即使是在圣明的时代，我也希望能在这里边隐居下去、逍遥一生。皇帝说，我今天得到了你，就无异于得到了汉初的商山四皓，实在是高兴。于是就把田游岩带着回到了宫中，给他授以崇文馆学士这样的官职。同时，对他原来隐居的那个田庐，还把它保留着，并且亲笔写了几个大字，叫“隐士田游岩宅”。而田游岩通过隐居，既得到了高官，又得到了极高的表彰。由于有这样的隐士作为榜样，那么其他的隐士也就纷纷效仿了。在《旧唐书》里边还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比如史德义，比如白履中，都是这样通过隐居而获得高名，最后被皇帝请进了朝廷的。隐居隐出了名声，于是就有人表荐。表荐的人也因此而获得发现贤能的这样一种美名。这样看来，一旦隐士成了气候，是不愁没人来举荐他的。一般地有这样一个过程，隐士被别人举荐，于是皇帝下诏把他请到朝中。请到朝中，一般是要授予官职的。而隐士也大都以病或者是喜欢山林这样一类的借口来进行推辞。推辞之后，皇帝挽留。挽留之后，他再进一步地推辞，于是皇帝就手诏褒扬，或者是厚赐金帛放其归山。这样一来，隐士的名声就更大了。
在这里边，我们要提一下的是大名鼎鼎的李白。李白可以算是唐代“终南捷径”这条路上比较突出的一个人物了。李白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功成身退，退就是隐，而退的前提是功成名就。如果功不成，名不就，何退之有呢？但是要想立功，前提必须是身居高位。自视奇高的李白，不屑于那种循序渐进的进身方式。范传正在《李白新墓碑》里边就说他：“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所以李白就在少年的时代开始，就隐居于山中，隐居养望，创造机会。他少年时代在蜀中隐居，在他《上安州裴长史书》里边，曾经这样自己回忆当年的情况，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上安州裴长史书》而且他在隐居的时候，还有一个他非常心仪的老师叫赵蕤。赵蕤是学长短之术，实际上就是霸王之道的。跟李白关系非常好，对李白影响很深。李白到了后期，对他这位老师还是念念不忘。
蜀中隐居当然非常好，但是过于闭塞。在这里隐居，他的名声不易于传播到更广元的地方去。于是，李白在二十五岁那一年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元中期，来到了长安，来到了终南山。就在终南山住了下来。后来，他又应他的朋友元丹丘的邀请，移隐于嵩山。从终南山来到了嵩山。李白转了一山又一山，他的名声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还和孔巢父等六人，在徂徕山隐居过。当时号称“竹溪六逸”。虽然名声大了起来，但是李白的隐居并没有活得像卢藏用那样的效果。于是，他把自己的诗赋通过今天已经难以查考的一位朋友，献给了唐玄宗。这件事情，有同时代人的诗为证。比如魏万就写过宫买《长门赋》，天迎驷马车。——《金陵酬翰林谪仙子》独孤及也写过囊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送李白之曹南序》这里的《长门赋》，《子虚赋》都是借指李白所献的赋。李白自己在《大猎赋》里自称“臣”，那么应该也是献给君王的。而且李白还在他的诗里，多次回忆说“因学杨子云，献赋甘泉宫，“可见，李白得到唐玄宗的诏见，与他献赋有关。当然，只是献赋还不行。李白还通过友人元丹丘的关系，结识了玉真公主，又因玉真公主的举荐，终于通过“终南捷径”走向了目的地。接到诏书的时候，李白当时正在外地，非常的兴奋，写下了一首《南陵别儿童入京》那样神采飞扬，得意忘形的情状足可表明在这之前他动不动就说要成仙，要升天等等这些话是做给别人看的姿态。李白被诏入京之后，受到唐玄宗隆重的接见。唐玄宗给了他一个翰林供奉的职位。在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里曾经记载了这件事，唐明皇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说“你是一个布衣人物，但是你的名称能被我（天子）所知道，如果不是你平常道义很高，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唐玄宗的话无意中点出了李白多年来广事交游，求仙问道，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蓄养声望，使得他的名被天子知道。与李白的情形有些相似，在玄宗后期，特别是到了中唐前期，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李泌。也是几隐几仕，最后官至宰相。隐和仕作为两种相反的生活情态，士人只能选择其一，要么隐，要么仕，两者不可兼得。而到了盛唐，王维找到了介乎仕隐之间的一条道路，开了亦官亦隐的先河。王维这一种隐，就被称为“仕隐”。一边当官，一边隐居。王维隐居的地方就在长安城东南终南山下的辋川。他在那里建有辋川别业，到了后期，王维就一半时间在朝中，一半时间在自己的隐居之地度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到了中唐，由白居易继承。
白居易写了一首《中隐》诗，对王维的这种隐居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
尚永亮《隐逸与终南捷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