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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烹小鲜”的善治理念
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多为“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特别是汉唐以来，虽说表面上推崇儒家学说，汉武帝甚至“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但要达到治世或进入盛世，却都是依靠道家思想。老子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小鲜”是指小鱼，烹制时需小心慎作，不能随心所欲地翻搅，否则鱼肉就会散糊一团，无法收场。把这个比喻用在执政实践中来，就是不折腾，不扰民，不损民。
西汉初期，鉴于多年战乱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造成的巨大破坏，当时的统治者遂顺应民意，采取轻徭薄役与休养生息政策，从而稳定了社会，巩固了政权，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太子有一番教诲：“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这种对民众力量的敬畏，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夯实了基础。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赞美水“善”的德行，倡导它“不争”的品质，颂扬它“无尤”的境界。如果从为政的角度看，水比喻执政主体，“万物”和“众人比喻执政对象，“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比喻执政方法，“利物”比喻执政宗旨，“不争”比喻执政理念，“无尤”比喻执政目标，短短几行字，字里行间展现出治世利民的方略，体现出宽厚爱民的人文情怀。水无常形，处下不争，始终把自己摆得低低的。
高高在“上”者，不能脱离群众这个根基，否则会倾覆于“下”的历史巨浪之中。老子认为，“与善仁”是最接近上德的品性，对万物和众生一视同仁，兼爱不偏，润物无声，蓄养无形，予利而不图报，施恩而不留名。老子的“善治”思想内容很丰富。“修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老子所倡导的“政绩观”。“贵言”就是少提口号，多干实事，少形象工程，多行惠民善举。“功成事遂”，官民同心同德，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道家主张的无为善治，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无为而治”，不是主张保守现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顺应时势、尊重民众的创新精神，创造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培植丰厚的富民强国基础。 “无为不争”的道德自觉
道德，就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善的社会行为。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中华民族历来崇尚道德修养，无论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无不以高尚的道德作为至高境界。
品行即人品，是衡量一个人道德面貌的客观标志。老子尊崇“善为道者”。善为道者的思想境界是“无为”。老子曾用“五善”，即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来揭示他心目中的“至善”之人。“善行”，就是“至行”之人在行动时心中有道，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善言”，就是说话要恰到好处。“善数”之人思考问题是圆明豁通，不被私欲所迷惑，能做到心中有数，行而有节。“善闭”讲的是自控自律的能力;“善结”讲的是对事物的掌控能力。
善为道者的修身之途是“慎独”。老子在《道德经》中用整章的篇幅为我们描绘了他心目中“善为道者”的生动形象。在他的笔下，把人生之路看成是冬天过河涉川一般，小心翼翼，从不易失躁进，步步踩在实处;无论是身居闹市小巷，还是独处家中，凡事都三思而后行，不放肆自己，时时反省，在“慎独”上苦下功夫。以道自处，和光同尘，不居功自傲，不持门户之见;与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大智若愚，大清如浊，适时善动，逢机而作，周行而不殆。这种谦虚自律的品行像参天大树一样，除去枯枝，萌发新叶，推陈出新，在历史的时空中展现出勃勃生机。
善为道者的立身之本是“诚信”。老子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承诺和政令越多，兑现和落实的概率就越低，最后只会落个“满地鸡毛”失信于民的结果。老子特别强调，“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诚信是一种关系状态，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文化心态、一种精神境界。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石。 “神源于道”的深远影响
鹰潭的龙虎山，是张道陵即张天师最早在此结庐炼丹之地，也是中国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东汉张道陵创教之始，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久影响。
以张道陵为原注的《老子想尔注》首次从宗教的角度全面注释了《道德经》，对“道”及老子进行了神化，认为“道”不仅是哲学上的最高范畴，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也具有人格神化的意义：“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老子被张道陵推崇为宗神之后，道教便有了自己的能与孔子、释迦牟尼比肩的崇拜神尊。张天师独树“神源于道”的旗帜，近2000年来，道教虽然出现了各种派别，在修行及方术各有所执，但对“道神”的崇拜却是一脉相传，始终一致的。
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大批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的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
道教成了诸多文人墨客的精神栖息地，激活了无数文人雅士的艺术想象，从而产生了如《封神榜》、《搜神记》、《桃花源记》、《水浒传》等众多文学名著名篇，对中国戏剧、音乐、书画、雕塑、石刻、建筑等有着深远影响。诗人王勃说“常学仙经，博涉道记”;李白也在诗中写道“请斋三千日，裂帛写道经”。
在医药学、科学技术方面，道教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就是道士在炼制丹药过程中发现的。道家和道教经典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了古代许多数学与物理成果。哲学大家冯友兰评价说：“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道教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民国《连山县志》载：在当时的55个少数民族中，约有20余个民族1千万人信仰道教。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佛教文书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术语。道教对拓跋、女真和蒙古等贵族也产生过较大影响。 “重人贵生”的养生向往
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将人的生命视作现实的存在，当作有形、有气、有神的统一。道教提出“重人贵生”，创立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道教养生体系。张道陵倡导长生得仙寿，但修行的路，仍然沿着道家清静自然的情操为依归。强调遵道而行，提倡结精自守，主张淡泊名利。对《道德经》中“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注为“道人当自重精神，清静为本。”强调“自然，道也，乐清静。希言，入清静，合自然，可久也。”“求生之人，与不谢，夺不恨，不随俗转移，真思志道，学知清静。……然后清静能睹众徵，内自清明，不欲于俗。
清静大要，道微所乐，……常清静为务，晨暮露上下，人身气亦布至，师设晨暮清静为大要，故虽天地有失，为人为诚，辄能自反，还归道素，人德不及”。随着道教的广泛传播，道教养生之道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民众的生活方式之中。千百年来，无数道人摒弃一切不合修道要志的世情俗态，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无论人生顺境逆境，志操坚强，始终如一地追求超人的精神境界，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道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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