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悠久和发展最完备的中国家教

历史最悠久和发展最完备的中国家教

摘自网上（张靖）

中国教育史家毛礼锐教授生前曾说：“西方教育家很重视古代希腊的教育，所谓‘言必称希腊’，而中国古代学者也是‘言必称尧舜’。‘称希腊’和‘称尧舜’是富有历史意义的，并非随便说说。我们要研究中国与西方教育各自的特点，就必须从这里开始。”这一深刻论断，为我们研究中国和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国的家庭教育，源远流长，成效卓著，为世界所公认。这特点的形成，可以远溯至尧舜时代，他是我国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与西方国家不同，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宗族血缘习俗，古人以“家天下”来表述奴隶社会，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点，由于此特点也形成了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中国最早的家庭教育，妇女起着重要作用。汉代刘向所撰的《列女传》记述的古代华夏女杰中的“周室三母”，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杰出的家庭女教师。“周室三母”的首位太姜，系后太王之妃，生太伯、仲雍、王季三子。她“贞顺率导”，“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 ，被认为颇有影响的“母仪”典范，世界最早的女子道德家之一。“周室三母” 的第二位，相传是王季之妃，为中国胎教最早的实践者和理论贡献者之一（本刊《我国最早提出和实践胎教》篇将论及）。“周室三母”的第三位太姒为周文王的妻子，生有十子。她“仁明而有德”，能为文王分担国家大政，料理家务，教育儿子，所谓“文王治外，文母（大姒号）治内”，“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成王、周公，便是太姐教诲的“弟子”。因此，可以说周室太姒，当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实施家庭教育并取得显著成就、享有盛誉的家庭女教师。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母亲与孟子的母亲，均是实践家庭教育的模范。３岁成孤的孔子，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圣人”，这与２０岁开始守寡的母亲颜徵在，对其进行立志有为、克勤克俭、从事劳动、祭祀礼仪等方面的教育密切相关。颜徵在被尊为中国的“圣母”，就是对她卓有成效的家庭教育实践的赞颂。孔母之后，“孟母三迁”及“断机”教子，是流传更为广泛的女子家庭教育的故事。孟子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人，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的“亚圣”，就大大得益于孟母的深明“妇道”与教子有方。所谓“善以渐化”、“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以大伦”，“子之废学”，“断机示焉”正是对孟母家庭教育思想及实践的推 崇。

“母仪”风范，逐渐成为我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有许多深明天义的母亲，她们虽然居处幽闭，却心怀天下国家，教育子女忠于祖国，服务于黎民百姓。岳母为子刺字，教诫“尽忠报国”，这是不朽的历史佳话。徐霞客的母亲，为了鼓励儿子冲破“父母在不远游”的礼教束缚，勇敢地去探索祖国山河的奥秘，特为其做“远游冠”以壮行色。顾炎武的嗣母王氏，太平时期教子关心百姓社稷，鼓励顾炎武立下“拯司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国难之际，教子恃志守节。在明朝京城失陷后，她即绝食示志，于生命垂危时嘱咐儿子， “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顾炎武不忘母训，以韦布之士终身，并在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坚持为国家“明学术，正人心”，开一代学风，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的作为，充分显示了“母仪”

的教育力量。

长老训教，是原始遗风在家庭教育方面的重要表现。我国夏商时期的学校，多设在养老、敬老的场所，家族中的长老就是当然的教师。史书关于这类教育的记载，多涉及帝王之家，例如著名的周公，是周成王的叔父，同时又是成王的老师，就是实施长老训教。至于一般人家的教育，国家也给予高度重视，并形诸于礼制，列为社会教化的内容。现存《周礼》规定对百姓进行社会教化的第一条，就是“以祀礼教敬”。祭祀祖先，是“祀礼”的重要方面。《礼记·祭义》认为这可以“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也就是通过祭祖培育崇敬祖先的孝心，加强家庭的亲情。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中国古代有“祖功宗德”之说，要求祭祀的祖先应当是为民建有功德的人，像为民治水的大禹，就受后人的公祭，被视为整个炎黄子孙、共同的先祖。这类教育活动，对于形成良好的家风，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周礼》还将婚姻教育列为家教的重要内容，所谓“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阴礼”是指婚姻之礼，借婚礼阐明相亲之义，以建立和睦的家庭，使天下无怨妇旷夫。这促成了我们民族对婚姻的严肃态度，重视家庭人伦关系的建设，影响十分深远。此外，子继父业的家学，在西周时期业已形成，《周礼》

对此也大加提倡，特规定“以世事教能”，通过家族世业的继承与传习，使百姓学有所能，使家业不致失传，这是我国最早的家庭职业教育。《周礼》所记西周 时期的家庭教育规范，奠定了我国古代家教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逐步进入了封建社会。我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的建设对社会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儒家创始人孔子深黯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序列，将家庭教育视为个人从政治国的基础。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家为国之本”，将家庭教育提到重要国策的高度。自此之后，家庭教育逐渐发展完备。家庭教育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发生了伦理化的变化。孔子首先指出：“孝弟（即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将孝悌之德视为做人的基本修养。他总结上古以来的人伦道德内容，提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一系列维系家庭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至汉代，在王权的干预下颁定了“三纲”、“五常”。其中“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体现了极强烈的封建专制思想，它与神权相结合，构成了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四大绳索”，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也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糟粕所在。至于“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涉及五方面的人伦规范，世人也称之为“五伦”。其中“君臣有义”体现了封建政治的需要，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他“四伦”均为家庭教育的规范，是我国古代进行家庭伦理教育的基本内容，对于组织家庭的生产、生活和教育，曾起过重要作用。它提出的四个方面，几乎囊括了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如果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仍将有现实意义。

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使家庭教育走上了封建专制的轨道，另一方面也使之进一步规范化、社会化。汉代以《五经》为教，《礼记》是士子必读的教材。《礼记 ·内则》和《大戴礼记·保傅》篇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已经由家族内部走向了社会，成为“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产生了许多家教的读本。例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天下闻名，广为传诵。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是我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家庭教育专著。它不仅为颜氏家族奉为家教的“圭臬”，而且成为社会公认的家教“之祖”，称之曰：“乃书（指《颜氏家训》）之传，以提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

至此，可以说我国古代已经形成了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三位一体的“大教育系统”。以后各代家教的发展，一方面日益完备，家庭学校纷纷建立，诸如“家塾”“义塾”的问世，家庭学校有师、有书、有则。最为著名的有 “程氏家塾分年读书日程”，它还被选用为正规学校的教学计划。家庭教育的读本也如汗牛充栋，《朱子治家格言》的名句，竟成为社会成语。以上都是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积极影响。像中国古代如此发达、完备的家庭教育，为世界教育史所仅见。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至宋以后，其封建专制的内容日益加深。各种“家法”、“宗法”、“乡规”、“民约”，成为朝廷加强社会教化、严密控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手段，致使家庭教育的主流发生了质的变化，变为封建专制的武器，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

纵观我国五千年家庭教育的悠久历史，形成了一整套与西方国家迥然有别的特点，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终身家庭教育。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与西方国家不同，它不局限于对儿童学龄前实施教育，它对家庭成员的终身，都负有教育之责。人们要在家庭中学做人，而且是“活到老学列老”。

第二，家学世传。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是人成才的重要场所，家教对人才群体的崛起有着重要影响。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众多的家族学术群体，最为著名的有以王安石父子为代表的“王学”，以苏轼一家为代表的“蜀学”，以黄宗羲父子为代表的“浙学”等等，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家学世传的典型。通过家学，形成学派，造就人才群落，这一现象，为世界文明史所罕见。

第三，家风多亮节。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又是培养良风美俗的重要场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爱国世家，）杨家将、岳家军、戚家军等就是由这样的爱国世家所组成。有许多家长，身为爱国风范，经常通过遗嘱、家训等形式进行尽忠报国的教育。“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几诗》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８５岁高龄时，写给儿子的“遗嘱”，“叮咛孩儿勿忘统一祖国的大业。家风影响世风，家庭教育在我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这一经验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深究中国历史上家庭教育发达的原因，应当指出，这和我国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的婚姻家庭观念密切有关。我国的传统美德内容包含着如下的观点：结婚不单单是爱情的结合，也是延续人类生命、文化的道德的结合。婚姻是人伦的开始，家庭是培育下一代的温床，美满的婚姻、家庭，是国家、社会进步与稳定的基础。审视中外现代社会婚姻家庭的经验及教训，难道不正说明这种价值观念十分值得珍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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