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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节选自：王铭铭：《初入“藏彝走廊”记》，《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四川与甘肃之间的交通道路，从渭水上游翻越秦岭西段和岷山，沿白龙江河谷而下。仇池道从甘肃天水南逾秦岭，经成县、武都、文县，与阴平道相接，再经四川的青川、江油，进入四川盆地，抵达成都。除了仇池道与阴平道，还有川甘宛道，此道或走兰州南下临洮、岷县，若尔盖、红原草原，经松潘、茂汶，从灌县进入四川盆地，或从天水南下至成县，东转徽县、两当、凤州，经迦车道、连云栈与褒斜道相接。（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98） 从成都经汶川、茂县，通松潘，去西北的道路，也曾连接川甘与青海。这些古道起初主要供军事活动或民间商旅所用，并非官道，但历史可追溯到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河西为十六国和北朝所控制。从江南到西域，不能再走传统的丝绸之路干线。于是，四川地区便成为东晋南朝与西域来往的主要通道。唐宋时期，这条古道被称作“西山道”，成为剑南与陇右地区间主要的交通线。古道到达松州（今松潘县）分途，一支向西北经叠州（今甘肃迭部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通河湟，与丝绸之路相连，曾是吐谷浑、吐蕃、党项各族与唐宋的茶马贸易通道，另一支折向东北，经扶州（旧南坪，今九寨沟县）、文州（今甘肃文县）、武州（今甘肃武都县）、成州（今甘肃成县），至凤州（今陕西凤县）与成都去长安的故道相衔，沿路官寨相应。（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页98～99） 关于元朝以来的古道，李孝聪说： 元朝平南宋，因争夺秦岭大散关、汉水襄阳府城久战不利，乃遣偏师由河州（今甘肃临夏）循西山“藏彝孔道”经忒剌（今松潘）绕过四川盆地，先取云南大理。为蒙古军队承担沿途后勤辎重补给任务的是色目人，他们或许是来到四川西部地区的第一批回回人。明朝立国之初，四川都有司即遣人修灌县以西的西山路，洪武二十四年（1391）开始在修治桥道的同时沿松茂驿路建造驿站关堡，派兵驻防，并多次用兵转输粮饷。清朝裁并驿站代之以邮递交通机构的塘铺，间隔十里或数十里设一铺，由铺司一人管理铺务，以铺夫、铺兵递送往来文书。松潘以上设塘，每设军塘夫接递文书。明清官方机构的增设应当是汉式聚落建筑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明清两代西山松茂驿路运往阿坝地区的边茶曾达七八千担。另一方面，由于此道通川、甘、青、新，虽然路途艰险，却远离官方大路，故又为私贩烟土的商人所看重。为此松茂驿路又必然应运而生许多为商人行旅提供食宿的服务机构。千百年来松茂驿路承担了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页100） ▲图片来自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经常“流串”于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学家李星星先生在论及藏彝走廊时指出，横断山脉的“通道”，是由若干山川构成的“自然通道”，其大致样貌是：北起今甘青交界的湟水和洮河流域，经川西北岷山、岷江流域，沿岷江、大渡河及两侧山脉向南，经川西和川西南山地，接金沙江、雅砻江及安宁河流域，再向南延伸，直入滇西。他将通道历史追溯到史前时代，指出通道的存在早于文献对它的记载。数千年来，通道为包括氐、羌、夷在内的古代民族所使用，这些民族是如今操藏缅语的藏、彝、羌语支的民族的先民，通道与著名的古代南方国际商道——“西南丝绸之路”连接。（李星星《论藏彝走廊》，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32～68） ▲“藏彝走廊”示意图 想象藏彝走廊的古道，也能想象它们与古代贸易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它们即使不能说是后者的产物，也可以说与之共生。而明清时期官道与私道的分离，官道与驿站、铺司、朝贡体系设置的紧密结合，及私道与茶、盐、马等物品在汉番之间的互易，则可以说是以定式化的行政-教化-朝贡制度为特征的治理与以流动化的民间组织（如马帮）为特征的互易并存的典型表现。 藏彝走廊涉及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行政地理与经济地理概念，使我联想起明清时期华东南地方行政区位制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并存状态：对于华东南而言，土地与海的“二元结构”是其文化的双重特征；而对于藏彝走廊而言，构成“二元结构”的是土地与山。如同海上丝绸之路，横断山脉的孔道也可以具有朝贡与私商贸易的双重性。 2005年9月底至10月上旬，我经康定、理塘、稻城、乡城、德荣，去中甸和大理，一路想起茶马古道这个概念。 ▲“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 1990年夏天，木霁弘、陈保亚、王晓松、李林等一批云南青年才俊追随马帮的足迹，踏上山谷里的古道，“经过了雪山峡谷，激流险滩，人迹罕见的荒原草地，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木霁弘《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4），完成了茶马古道探险，写就《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木霁弘、陈保亚、王晓松、李林等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什么是茶马古道？木霁弘在后来写的一本书里说：“茶马古道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把汉地的茶，吐蕃的马、骡、羊毛、羊牛皮、麝香、药材等互换，运输方式是人赶着马在高山峡谷中跋涉。”（木霁弘《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页27）特别是在滇藏川的所谓“大三角”上，马帮络绎不绝，以运茶为主。将马帮踏出的古道叫做“茶马古道”，是否能完整包括运输的货物的所有类型？马帮运输的还有香料、盐等其他互换品，因而，古道也可以用其他名称来形容。然而，茶马古道代表的那个意象，已相当生动地形容了藏彝走廊物品流动的特征。这些古道，既有帝王的朝廷与“地方政权”交易的痕迹，又有相对超脱于朝贡政治的私商贸易，如同河西走廊、唐蕃古道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内外与上下关系的网络。如同“藏彝孔道”，茶马古道也可以用于征战与抵抗，其存在生动地展现着民族关系史中“礼”与“戎”这两种往来方式。
在谈到藏彝走廊时，费先生说：“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费孝通文集》，第7卷，页215） 什么是“政治上拉锯的局面”？ 将费先生的论述与历史再度联系起来，我看出，这一“局面”实为汉、藏、彝之间长期存在的“礼”与“戎”的关系。这类关系，有自身的内涵，而关系造就的所谓“局面”，则可能将这三个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如羌、氐）当作各自的“边缘”席卷到“局面”之内，出现台湾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在《羌在藏汉之间》一书（台北联经2003年版）中所展示的面貌。王先生将这个局面的形成原因归结为族间资源竞争（页410～411），有一定依据。然而，用“资源竞争”这一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来描绘古老的民族史，似又掩盖了古道上两种“往来”（礼尚往来及市场交换意义上的物品互换同政治意义上的征战—抵抗）的真相。 在藏彝走廊上，不同宗教、不同物品、不同势力的分离与交织，为我们研究文化接触、冲突与并存，造就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区”。 藏彝走廊的研究者进入具体研究时，要分工才能合作，他们中一些人可以集中探讨“走廊”的地理、生态、民族、人文景观的面貌，另一些则可以集中探讨这个地带族群互动的历史、口述史、民族志，可以搜集这里丰富的物质文化加以研究，可以对这个地区现代性“发展文化”的地方影响加以关注。 然而，我们不能放弃寻找这个地区作为整体潜在的思想启发。 作为个人爱好，我关注藏彝走廊，试图从中感受它的历史意味。我认定，在文化史得到内容上的丰富之后，我们将能找到文化的“族间性”及这一“族间性”的等级内涵与对等追求的共生空间。而这一空间中，宗教、物质文化与势力的多元并存与交错，可以用“礼”与“戎”这两个字形容的两种关系方式来总结，在具体的历史中，二者有时相互替换，有时同时出台。 在罗通坝，我住在索珠塔家，那是一栋建在路边的二层木楼，像干栏式。索珠塔有太太和两个美丽的女儿，老大结婚生子了，老二曾到城里打工，当时在家等着去亲戚在县城开的餐厅工作。索珠塔眼睛有神，鼻梁笔直，脸色红润，据说儿时很得妈妈疼爱（传说他到14岁还吃着奶）。而他日常无甚作为，习惯一早喝酒，常提着酒瓶子，踉跄地沿着公路走去王坝楚买酒。幸亏我带去了一箱子酒，不然与他同乐的机会就不多了。一天夜里，我掏出自己的酒，与他喝了点，想跟他学几首酒歌，他兴高采烈，我们坐在二楼栏杆上，他哼起了白马人的调子。一首完了，我一句没学会，他接着又说再教一首，这样，教我数十首，我没有学会一首。他的父亲是当地歌王，索珠塔有父亲的遗传，却没有被民族音乐家发现。
（照片来自新浪旅游，博主：共乐壶天） 后来，我查阅了肖常纬所写的《平武白马藏人民间音乐考察录》，兴奋地读到一段话，文章说： 酒歌的内容非常丰富，远至唱苦难的族史，颂扬祖先，叙述族规族法，近至欢庆团聚、丰收、年节，或为亲朋洗尘送行；有的则带有知识性与娱乐性。（肖常纬《平武白马藏人民间音乐考察录》，《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辑刊之二，页107） 索珠塔到底教了我哪些歌，我无法记清，唯一相对有点印象的一首，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夜已深，人已静，月亮高高挂山岭； 白白的月亮照人影，照见我们在一起。 …… 从许多文章里，还能见到另一首歌： 藏人从西方高原撵我们，汉人从东方坝地撵我们。 肥美的草地被藏人占去了，良田水地被汉人抢去了。 我们像小树一样不能直立，像一潭死水找不到出路。（同上） 索珠塔没有唱这首，而民族学家却早已发现这首白马民歌，他们认为它表明的历史意味深长：白马人生存于藏汉之间的夹缝里。这个夹缝，就是我们所说的藏彝走廊。 在夹缝中生存，白马人不会因此丧失幸福。他们也还是跟我们一样，是有喜怒哀乐的人。他们的酒歌有悲调，也有团聚与欢欣，如同他们的生活一样。对于这点，我毫不怀疑。 ▲白马藏族 （照片来自新浪旅游，博主：共乐壶天） 白马人既然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那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值得我们为了“民族识别”而去从事民族学的研究？ 2003年，我初访罗通坝，在村路上撞见几位刚放学的儿童，我向欢快地聊着天的他们询问到底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不假思索，他们用流利的汉语说：“是藏语!” 民族语言学家的定论是，白马人的语言里有70%是本民族土语，藏语的因素有，但占的比重很小。为什么小孩子们都将白马语言说成是藏族语言？ 说明问题的解释只能是，五十多年前“民族识别工作”已在他们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然而，从白马孩子们漫不经心的语调中，我也感受到另外一种可能，即所谓“民族身份认同”，对他们而言，并没有民族学家想象的那么沉重，那么具有“压抑性”或“抵抗性”。他们语调里表现出来的既明晰又混乱的态度，使我坚信：到藏彝走廊地带调查，人类学家首先要做的并非是重复“族群理论”的种种叙说，而是将当地人当成与我们同等的人来研究。 试着以我在华东南汉人社区用过的方法来贴近白马人的生活，我相信，对于任何群体而言，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都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私人生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难以存在的；只有公共生活的人，则易于陷入“无私”带来的种种困境。那么，什么是白马人的公共生活？什么是他们的私人生活？白马人的家庭模式，其实与汉人差不太多，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私家并没有如同汉族一样，膨胀成公共化的家族，而与近代西方的“核心家庭”更为接近。那么，白马人的公共生活面貌又是什么？华东南的经验告诉我，对于一个汉人乡村社区而言，公共生活要么表现在祠堂上，要么表现在村庙上，要么祠堂与村庙合一，要么表现在地方政治领域。如今白马人也在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的组织下，土司制度取消以后，其地方政治领域出现了自上而下的直接政治关系。这一历史遭际与华东南社区一样。不过，白马人并没有祠堂与村庙。 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比起华东南的汉人社区来说，公共生活相对淡漠？ 并非如此。传统样式的公共生活在华东南表现为祠堂与庙宇，而在罗通坝，则表现为打粮食的场地、磨房、山神祭祀的场所、跳面具（当地称“曹盖”）仪式的空间等等。一个家庭的房屋内部，火塘也是公共生活的焦点，人们在那里招待客人，谈天说地。寻找白马人的神圣空间，我发现，天上的星星、太阳、月亮、云彩，地上的山脉、水流、树木，就是他们的祠堂与庙宇。民族学家将对于这些东西的景仰形容为“自然崇拜”，相当妥帖。白马人也正因为身处偏僻的山谷，生存于夹缝之中，而保留了其与自然界的亲密关系，保留了对于自然的崇敬之心。他们不像我们汉人那样，已通过将我们人自己的形象强加在大自然身上，创建出祖先与神灵的信仰。 白马人的仪式专家与巫师合为一身，是具有特殊风度的文化精英，他们以藏式文字书写着自己的语言，实践着与任何“巫”相通的职业。学者可以将他们与古代西藏“原始宗教”——本波教——联系起来，也可以将他们与汉人的“法师”联系起来，无论怎样，他们无非是些用自己的身心浓缩白马人“自然崇拜”所有内容的人。生存在藏汉之间的他们对于山岳的景仰，可比汉族对神与藏族对佛的信仰。传说中有形象的山神，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自然的化身。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藏彝走廊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搁置族群理论，我们看到，恰是在所谓“大民族”的夹缝之中，一种接近于“原始”的文化形态有着自身的特殊生命力。这种被人类学家形容为“冷社会”的文化，将自身疏离于“政治上的拉锯局面”之外，在与世无争中丧失了自己的竞争力。根本原因可以在于他们未能将交换、祭祀与战争结合为礼与戎合一的文明体系，而只是在日常生活与礼之间找到了一种持久平衡，使自己的文化有别于藏彝走廊上频繁交换、战斗与相互排挤的双方，成为第三方。 我们看第三方，也是在看第一、第二方。这兴许解释了为什么费孝通先生在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时，不断地想起白马人。 《龙州故城》表露出来的忧愁，难说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即使有，那也可能主要与作者个人的特定遭际相关。然而，这段兴许是出于偶然的诗篇，使人感悟到一位汉人在抵达一座被“番地”包围的城池时产生的“文化震撼”。 藏彝走廊上，守卫边地的城、堡、铺、卫广泛地分布在“汉番杂处”的地带。在藏文明东进的路上，寺院与城墙也相互辉映，显露出文明的力量。在以家支为“种姓”的彝族地区，人们之间社会身份的严整区隔，造就一种无需集权制度便能将一个社会维持下来的国度。 研究藏彝走廊，就要研究这些空间的“节骨眼”及其内部的组织形态。然而，这些空间之外文明的“夹缝”，又是我们要侧重呈现的。在其中，白马人并非是孤例。在横断山脉地带，处处可以找到近似的例子，白马人的“核心家庭”与摩梭人的“母系家族”，无非是这个地带南北两端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事例。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形态各异的“在地性知识”。这些形式，令古代文人为之忧愁，它们有的与凶险的山岳与湍急的河流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连爱好山水画的古代汉族文人都无法理解其神秘的实质，它们有的则存在于人口稀少的偏远湖岸，山岳与河流就是它们的城池，这样一个自然的守卫线，使古代文人无法感受到“大人物”之所以伟大的缘由……民族学家若到这些地方寻找“民族问题研究的棋盘”，那也定然要发出古代文人式的感叹，因为这些形式及被涵括在内的内容，或许是恰因没有成为“棋子”，才得以保留至今。 我感到幸运，因为在我们这个激进“现代化”的时代里，我依旧能在偏僻的山间河谷目睹古老生活世界的影子。 栏目编辑：@張振興 排版：@聂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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