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八十年代

抱珠山房 201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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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八十年代

……远处的灯光在四周枪洞一样围着我们，我说，总有一天在生存的扳机前我们会背叛诗歌。他说，不会。八十年代远去，属于我们的诗歌年代远去。青春不在。

0，我的写作和一个校园有关。1982年我17岁就读大专了，台州师专。单纯得懵懂，“那能为一支歌而流泪的岁月”。我有愿望，却不关心将来，我有英雄情结，却没有抱负。除了满足我天生的求知欲——看书，写作便是我在台师三年最能聊以自慰的事情。我没有“文学梦”，写作对我是被语言吸引的本能行为。当时各地大学里文学社蜂拥。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教室黑板的左侧看到台师“鹿路文学社”成立和招收成员的启事，贴得比我个头高，需要仰读。个性独行的我当然不会申请加入“鹿路”，以后也没有申请加入。但二年级以后“鹿路”的许多活动我都参加了，受邀或主动。还以“鹿路”名义组织过两次大型活动。前不久，发现了一张旧照片，拍摄于1985年5月，上书“台州师专鹿路文学社第三届社员合影”，仅有23个人头，我当年的人头也挤列其中。看那旧照，还端详得出股股少年意气，虽然那么斑驳、模糊，一如岁月。

1，追溯25年前那个小碎片，洋槐花的气味还隐约可嗅。我是走出阅览室，就撞见洋槐花浓烈香味的。我说的阅览室，指在临海市北崮山脚下老台州师专的报刊杂志阅览室：数间单层小屋，内中四张大长桌，没有吊顶，红瓦和檩掾朴实地裸露着；期刊杂志分门别类地安插在靠墙木架上，隔墙一溜书柜。阅览室蹲伏在一个平台上，台下一派葱郁，水杉笔直，洋槐逶迤，鹅黄色的洋槐花，成串成串地芬芳着……开洋槐花的日子，是3月，那么，我第一次读到那些诗句应该是在1983年3月，我很羡慕现在中学生什么都能读到。是怎么样的诗句，让我把她和洋槐花混合在记忆里？记性特差的我，还能背几行：

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你有飘散的长发/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北岛）

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北岛）

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夜里凝望/寻找遥远的安慰（江河）

我没带渔具/没带沉重的疑虑和枪/我带心去了/我想，到空旷的海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顾城）

这是那晚我在阅览室读到的，后来我反复地在油印铅印的公开或不公开的种种册子上熟稔它们，虽没有第一次读时那种震撼，但一看那些诗句，洋槐花的香味就会汹涌而来，仿佛那些凄美冷峭的分行句子是从洋槐树上一嘟噜一嘟噜地挂下。也是在那晚，我读到了法国象征派几首诗歌，那是198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那几首诗歌没有上述“朦胧诗人”给我的强震撼，但在介绍兰波、维尔哈仑、马拉梅的文字和瓦雷里一文，使我记住了暗示、神秘性、直觉这样的字眼。闭塞的心壁内，射进了一束天籁般的光线。

我要说的是，语言。那些语言，震颤了我。那些分行文字，让我腾空，云一样飘走；脑海里跌进巨石，飞溅起灿烂的水花，半悬着，不肯落下——原来诗歌可以这样写。这之前，所能阅读的诗歌除了唐诗宋词、毛主席诗词，用白话文书写的诗歌不是大跃进那种“民歌”，就是“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或“我在大桥望北京/望到北京天安门”之类。白话诗歌，在我认识里是最低俗的垃圾。八十年代之前伟大的禁书运动，不仅加深了精神饥渴，也麻痹了我们的审美能力。

接着现代文学开课，我的白话文运动伊始，从胡适“两只小蝴蝶”起飞，我一下子就抓住了穆旦、李金发、戴望舒、艾青。但这些远是不能让我飞翔的，外国文学是到三年级才开课，我开始频繁地出入图书馆，我应该是借阅图书最勤奋的一位学生。台师三年，我借阅了整整一千一百多本图书，从诗歌开始，哲学美学经济学以及闲杂书类，古今中外，泥沙俱下，玉石俱取。我读书习惯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边读边忘，或有些混沌的东西偷偷蛰伏下来。

“文学”的阅读取舍可能是一种天性。非常奇怪，那些莎士比亚（剧作除外）、拜伦、雪莱、歌德、席勒在我视野里停留不到一周就被甩开了，被我天然地拒绝。对“现代性”的寻求是我根本方向。西方现代派著作犹如夏季的热带风暴，所有的风吹草动都让我手舞足蹈。最早指引我阅读的是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十本，第一册1980年10月印刷，最后一册是1985年10月出版。当年步上写作的文学青年，没有几位不把该套书奉为圭臬。至少，我是借此为索引，按图索骥阅读：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跨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如此顺藤摸瓜，那砖木结构的台州师专老图书馆一楼，仿佛另一个星球，我光顾勤奋，依恋有加。遗憾的是80年代初，许多著作还没被翻译，直到如今才买到更多的书籍，却少有心境阅读了。

在那里，大师们星辰一般在我的天空不停地闪烁：惠特曼、波特莱尔、艾略特、庞德、聂鲁达、埃利蒂斯、洛尔迦、泰戈尔、狄兰托马斯、兰波、里尔克、瓦雷里、斯蒂文斯、威廉斯、桑德堡，而特拉克尔、休斯、金斯堡、勃莱、阿什贝利、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沃尔科特、策兰、帕斯等是在我工作后才读到的；当然，闪烁的更有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乔伊斯、福克纳、茨威格、海明威、萨特、加缪……我读到普鲁斯特、昆德拉、罗伯格里耶、索尔仁尼琴、卡尔唯诺等杰作也是后来的事了。

2，我至今没有看过北岛等人70年代末的《今天》杂志（近年在海外办的倒有），但八十年代绝大多数校园诗人无不受其影响，有说以校园诗人为主力的第三代诗人是“喝朦胧诗乳汁长大”，应是事实。83年有个“清除精神污染”，不知怎么地，朦胧诗好象成了不能阅读的“违禁品”，我初次受震后那些诗歌就在任何刊物上“绝迹”了。我是个“插到底”的人，从阅览室里读不到新刊发的，就到学校“资料室”借阅过去名目繁多的文学期刊年合订本，看到那些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的名字就抄录他们的作品（那时还不知道食指芒克多多）。但很可怜，能够找到的也不多。更多的是从各种各样的合集和《世界文学》《外国文艺》里，渔夫一样打捞庞德、埃利蒂斯、聂鲁达、洛尔迦、阿波利奈尔等大师的作品。抄诗是那个年代文学爱好者普遍性的行为吧。我现在仅留着2本抄诗的笔记本，其余和83年开始练笔的诗歌写作本子一起失踪了。那抄写认真的钢笔行书，可见我对那些分行文字的真切热衷。

热衷不仅如此。80中文的孙如明（笔名巴东）买到舒婷的《双桅船》，大家竟相借阅，他优先对我赐借。心疼的是，才到第三天傍晚，那条婉伤的船就被我弄丢了，好是恐慌。我至今记得我在靠围墙的小厕所里小便，男人小解也要用到两只手，就把握在手上的《双桅船》搁在小便槽上的矮墙上，便完一抬头，船没了。我知道那绝对也是一个“热衷”的家伙。那个年代这样的家伙很多，我也是其中一员。之上提到1983年第2期《世界文学》，毕业离校前，我去资料室将其偷偷地“热衷”给自己了，不为其他，只为纪念，我是个喜新又怀旧的矛盾家伙。现在我可以一百倍偿还给台州师专资料室，当年那杂志定价为0.70元/本。那期还刊有君特·艾希的诗和小说，诗歌《清单》堪称杰作。1985年与同学打字印刷《野孩子》作品第一辑，借中文科一个活动室，连夜推墨筒印刷、摁订书机装订，印了100份；第二天来取寄，少了30多份——被“热衷”者豪取强夺了。爱诗如是，真乃幸事啊。

热衷不仅如此。台师所在地临海县城的唯一的新华书店，是我们经常关顾购书之地，去多了，一眼瞟去，就知道哪些是上架的新书。当年书籍出版得少，翻译得也少，临海是个小地方，书进得也少，当然我们口袋里人民币也少。但还是屡有斩获，比如我买到过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的诗选，很是喜爱。84年4月买了本《聂鲁达诗选》都被我翻破了。85年4月，我在路桥二中实习，听说黄岩的新华书店里有聂鲁达《诗歌总集》出售，惟恐被卖完，当天下午便和同学范正来各借来自行车，骑到黄岩一购为快。我刚学骑车，动作生疏，来回一个多小时，沙石公路，路窄车多，惊险紧张。回来时候手臂酸疼，跨下红肿，——真有点“冒着生命危险”。

热衷不仅如此。某天有几个椒江青年来校找我，带来百来本“朦胧诗选”，要在学校里出售。这不是正规出版或非法盗版的由印刷厂印制的书籍，——而是用蜡纸刻写的、用滚筒推印的、用订书机装订的小册子。我帮助他们选择在学校食堂，在吃晚饭时间出售。人头涌动，即刻售罄。同学们囊里羞涩，大部分是用饭菜票购买的，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啊。对比现在，送你印制精美的诗集也少有人看。八十年代啊。有时我想，那是盛唐，文学的盛唐，我为自己经历过文学的盛唐而欣慰和怀念。那几个椒江青年后来编印民间诗歌刊物《原野》，这次是铅字排版印制的杂志了，为首的笔名郁文，我到他家住过，家在原椒江文化馆后；还住过当海员的另一诗友家，名字忘了，他沉默的热情依稀可记。听说郁文由于铅印《原野》欠钱数千，在当年是挺大的数目，出去做工了，二十余年没有音信。在台州，八十年代，民间刊物众多：属于同人刊物有影响的，一是以王自亮、王彪、丁竹、江健（江一郎）、陈哲敏、王剑冰、周学锋的《海岬》，二是我参与的《野孩子》，当年我笔名阿黎，另五位成员是舟子、老枪、巴东、木龙、男童；属于杂志性的诗歌民刊，最早就是《原野》，具有全国影响的是詹小林和王彪编印的《现代诗歌报》，稍后有徐怀生编的《橘花诗报》，而温岭文联由江一郎等轮流责编的《三角帆》也出没于浪尖波谷，她们毫不逊色于今天台州的《九龙诗刊》和《东部》。

热衷不仅如此。徐敬亚刊发在83年《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一文，简直成了我现代诗歌写作的技艺指南。忽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遂著文万言，一气呵成，投寄到《当代文艺思潮》欲为其一辩；编辑迅速来信，称无力挽难，退回自置；（后来数次搬家，这些底稿和诗友信件被老鼠啃啮，变成雪花粉末）。不久即看到徐敬亚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文章，惊愕之余，对学术的探究心情却更是迫切。台师不是名校，却有难得的好老师，教授文艺概论的张艺声即是一位。我们的文学概论教材是78年版、以群主编的，左的论调充斥，张教授采取争辩式教学，比如讲“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有阶级性吗？张老师带领我们讨论，同学们不自觉间形成多种观点，分别引经据典，争论从课内到课外，从宿舍到食堂；为了探求个究竟，阅览群书就成为必须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老师不仅引导了我们看书，更教会了我们质疑能力、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和判断能力，使我后来从事商业活动也受益匪浅。清污时有个批判异化论的活动，时任台师副校长的洪迪诗人上台宣贯，怀着忐忑心情听完后，佩服伏地，即上门拜访。老人住在一条叫碗盏巷的小巷里，第一次和范正来揣着诗作去拜访，老人看了我习作，没有任何点评，倒给我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你可以写诗。老人博学至深，文理农工，天上地下，我每次去碗盏巷都吃到很多，久而久之，成为忘年交，25年来我凡遇人生大事、天下小事都会自觉与老师商量。多年后我才明白：他早已是我精神上的父亲！（右上图是洪迪老人）

3，诗歌让八十年代中国无以论数的地下诗人，变成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那年代没有手机和E-MAIL，通信、寄作品、赠油印刊物，更有串门相访。一个写诗的，到异地找另一个陌生诗友，风尘仆仆，但只要说句“暗号”——我也是写诗的，就能受到对方款待；谈诗论作，豪气和酒味一起澎湃。台州地处偏僻，交往不便，投稿便成了一个交流办法。女同学吴淑君在《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上发表了一首短诗，激励了我屡屡化名往那寄稿，退稿时有编辑的铅笔批语点评，中肯直接，后来知道他叫张书绅；当我的处女作《隋梅》在那刊发时，通过《飞天》我已经“认识”了于坚、王寅、宋琳、周伦佑、杨争光、张子选、柯平、童中贵（苏童）等。那是一首诗记住一个人的年代，比如《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让我记住了王寅，《圭山组曲》让我记住了于坚，《老渔夫》让我记住了韩东，《挪威诗人耶可布森》让我记住了梁晓明，《犀牛走动》让我记住了南野，《镜中》让我记住了张枣，《父亲和我》让我记住了吕德安……

（2003年2月，梁晓明、伤水、王寅、南野在大鹿岛）

接着几年，我用本名和化名在《诗刊》《星星》《青春》《萌芽》《丑小鸭》《人民文学》《江南》《东海》《青年文学》《南方文学》《青海湖》《诗歌报》等官方刊物发表许多烂诗。发表的好处是可以靠稿费在暑假里外出周游，只背着那个黄色的军用挎包，一路买书直到提携不动……1986年夏同张宏旅行杭州，顺便领取省作协的诗歌大奖赛诗奖，报到后,一个戴草帽、穿灰衣的矍铄老头领我去住宿，路上烈日炎炎，老头没话找话，问我对获奖的作品自己怎么看，我心想作协毕竟作协，连看门或者扫地的工友也关心诗歌，唯诺搪塞着；第二天颁奖仪式，那老头竟坐在主席台，面前牌子上书——“冀汸”！（一去经年，冀汸老人现近90岁，去年看到报道称，浙江作协举办纪念老人从事文学创作72周年座谈会，这位主角、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派诗人，却卧病无法出席了。想起冀汸老人在1947年写下的句子：我们，总要再见的！在这块呼吸过仇恨、也呼吸过爱情的土地上，拥抱，大声笑。）

与诗友的交流才使我的写作不显孤僻。闻悉参加82年第2届青春诗会的王自亮就在台州临海，某个晚上，按探听来的地址，敲响了他的木板门。那是抽没有过滤嘴的“上游”烟年代，许多晚上便烟雾缭绕。小说家黄石当时写诗，从油印刊物《九峰》上看到我的《祖先们》组诗，先来信，后来访，这位天才就这样结识，以后就常能听他大段背诵莎翁的台词，而他公寓内自书“革命”两字最让我深刻。1985年上半年，我策划在台师召开一次“台州诗会”，将当时台州主要诗人不分男女老幼、立场风格、职业岗位几乎全部邀请到位。由于毕业降临，鹿路文学社的第四任社长吕振兴、林文鹤等继续操办，我幕后配合，终于在85年10月如期举行，50来位台州的老中青诗人济济一堂。那时起，台州内文友交往空前频繁——

曾经酩酊大醉，把江一郎的一架书柜从顶到底呕吐个遍；曾经一见如故，和徐怀生共卧郏家巷木板床通宵达旦地畅谈。（87年和徐怀生一起参加台州散文诗学会成立会，听柯蓝的布道后，在其留言本里不约而同地写上提倡纯粹艺术意思的文字，惹急了柯老头，事后竟把我们的留言纸页撕下，分别寄回我们）。曾经考虑买书号出诗集，画家郭修琳专门设计了封面相赠。常被张宏独特的笑声传染而裂开大嘴，常被尔东漂亮的钢笔书法吸引叹而忘意。记得詹小林煮的姜汤面、王柳江烩的大杂面、夏雨清送的橙橘，记得王彪做的木船模型、林海蓓给我看的她老公收藏的各国货币，记得卢俊的口吃、李定钧的寡言，记得去歆菊的老家不见歆菊、谢淑芳每次来信说如晤如晤却始终未晤，记得和老枪、光头、王竹介在松门看电影起冲突夜困派出所，记得通信十多年才相见的胡明刚，记得相访过迩后杳无音信的黑隶、藜果、阿德……我毕业后在玉环海岛教书三年，来过我处的台州诗友就有王彪、舟子、詹小林、老枪、丁竹、彭一田、欧巴、王自亮、巴东、木龙、夏雨清等。我最记得当时和老枪信步谈诗的经历，多少个黄昏，漫步在灵江畔，江中渔火、岸上杨柳、老枪背诵的诗行，它们雨烟般飘摇在一起！那宽厚如老父亲的城洞、那起伏如美少女的浮桥，是我的大学生活——诗歌生活的两大重要物证。当我和欧巴（陈景飞）在温岭某镇公路上深夜踏步，远处的灯光在四周枪洞一样围着我们，我说，总有一天在生存的扳机前我们会背叛诗歌。他说，不会。八十年代远去，属于我们的诗歌年代远去。青春不在。舟子出事了，欧巴你好好地当县长吧，现在。

(说过不会背叛的欧巴，20年后在我的书房）

……1985年1月1日，自以为对新诗有了“新”认识的6位同人，成立了“野孩子”诗社，编印的诗辑寄往各地交流，在那《野孩子》扉页上，印着我们的“结社宗旨”：我们是一群艺术的野孩子/我们是诗人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我们的诗歌是创造未来的诗歌/野孩子没有父母也没有后代。为显示整体性，在第一辑《野孩子》上，把6位同人名字印在封面，里面作品不分别署名；后来发现还是有许多差异，第二辑开始各自对自己作品署名。86年《星星》《绿风》两个诗刊上各对野孩子诗社进行了介绍和作品刊登。多年后我用口语记录当时的《野孩子》诗社：

五男一女/女的叫男童/1985年1月1日/在某小酒馆密谋/起草宣言/确定起事时间/联络暗号/并正式命名了老枪/绝对感性的生命/诗和下流话/一齐点射/当时那城市还称县/县城没有妓女/能熟练谈论女性者/令人无限崇拜/那是革命年代/巴东告诉我许多/职业革命家/我忙于从图书馆/了解他们的业绩/踏着他们的血迹/共产党员舟子/用口语写诗/他是大家心目中的头/战战兢兢/痛痛快快/那是战争年代/三人已毕业持枪上岗/三人尚在师专后方/通讯联系/分行的密码互递/木龙的字最草/巴东的情报最长/落难年代充分民主/轮流执政/分头活动/《野孩子》一至六辑/没有未来没有后代/无数天空/滚过浓烟/坚守了二年/根据地销声匿迹/舟子做官/木龙调动/巴东教书/阿黎经商/男童不知去向/尚在写诗的/可能唯有老枪

（《野孩子》第2辑的扉页）

结社“野孩子”，内在原因是对哺育我们的“朦胧诗”的超越愿望，更是对当时官方刊物所提倡的强烈不满，显示对纯粹诗歌艺术的探求姿态。85年前后吴淑君与兰大的封新成有书信交流，封新成寄来的工整抄录的作品，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我的好朋友》、王寅的诗歌和封新成《赶海的人们》等；在丁竹家看到王小龙的作品；在温州“文学青年”编辑部看到某云南民刊上于坚的《尚义街6号》；在老枪那看到杨黎的《撒哈拉沙漠的三张纸牌》；——发现更广阔的穹宇下有更多进行写作试验的汉语诗人，更坚定了我们开辟诗歌写作新空间的信念。《野孩子》作品还相对幼稚，但也遭到很多太“野”或不够“野”的种种说法；上海有位叫桂兴华的诗人还写长信批驳，并威胁“要跌跟头”的，当然遭到我们的驳斥；于坚、陈鸣华等回信表示对其中的一些作品很是看好。《野孩子》成立后我开始与韩东、于坚、西川、海子、南野、张子选、伊甸、海上、雨田等通信，或长或短，有一搭没一搭的；86年为编辑一个叫《荒岛》的民刊，韩东、海子等还寄来过作品。当年只听说“他们”没见到《他们》刊物，没听说“非非”却收到了远寄而来的一期《非非》。1989年后由于生存压力、精神困顿和对自己写作的失望，我开始旋转于商业活动，写作基本停滞，书信交往渐而中断。整个九十年代，我偶尔的出于惯性的写作仅仅是我个人私事。2000年后又由于诗歌，才遇到南野、梁晓明、王寅、何小竹等人。新朋友会更多，但八十年代永远不在。

4，那是一个狂妄而虚荣的年代，一个幻想和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离诗歌越来越近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