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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光，秀才郎， 骑白马，过莲塘； 莲塘背，种韭菜， 韭菜花，结亲家； 亲家门口一口塘。 放条鲤嬷八尺长。 鲤嬷头上承灯盏， 鲤嬷肚里做学堂。 做个学堂四四方， 兜张凳子写文章。 蟾蜍罗，咯咯咯， 不读书，唔老婆。 山鹁鸠，咕咕咕， 唔读书，大番薯。 客家儿童从小就被灌输崇文尚学的观点。 他们从东晋五胡乱华起，开始“衣冠南下”。这些南下的门户高贵的北方贵族，都存在儒家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传统观念。前述法籍天主教神父在他的《客家词典》的自序中亦云：“况其祖先由北方迁来省，皆为门第清高的人物，都存在读书为贵的观念。因此他们都极力想方设法设立学堂。” 而且，客家先民作为官宦世家，在当时来说，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生活优裕，地位稳固，便有能力有条件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投入更多力量。黄河流域、中原华夏文化传统因而被移植于岭南地区，并得到普及发展。 《江西通志·舆地略·风俗》中有载：“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气儒术为盛，闾阎力役，吟咏不辍。”可见，客家地区重文教，讲究读书，享“文化之乡”美誉，与南来的中原士族带来华夏文化传统是不可分割的，是一脉相承的。 客家人经过颠沛流离的游民生活，在栖息地又要与当地原居民进行强烈竞争，身处逆境，更知知识、学阶、官阶的重要性，知教育对维系其家族，对仕途进取的重要性，为求发展，必须读书。正如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所载，南宋绍兴年间，“闽人方渐知梅州，尝谓‘梅人无植产，持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 在嘉应州传教多年的美国天主教神父托尔德尔在其著的《客家易通》的序文中也说：“吾人观于各地大中学校之学生成绩，客家学生常列优等，进而获选公费留学欧美日本者，更占较大之百分比，由此可知客家教育之特别发达，实由于环境压迫使然。” 客家各姓宗族对“入仕”的重视和扶助，往往使该宗族同官僚士绅阶层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凡登科入仕的族人，不仅自己春风得意，前途无量，而且还给家族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势。在旧时，政治权势往往伴随着经济利益，进而，整个家族得到光耀门楣的显赫社会地位。 宗族通过兴办族学，一方面对本宗族大部分子弟进行启蒙基础教育，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力；另一方面又培养出一部分支撑宗族社会地位的士绅学子，维护了宗族的发展。 客家人认为，读书是谋生的必要途径，视不读书的人是没出息的人，不识字者是“睁眼瞎”。只有读书才能知礼识义，才会有出息。所以，一般的学龄儿童，都要进私塾或族塾粗识文字；而做父母的，为了维护祖先的声誉，或能在族中、乡间居于较优越的地位，对子女的及时上学堂、受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使家中有断米之虞，犹省吃俭用，宁愿肩挑买卖挣点钱，自己捱饿受冻，也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子弟上学读书。正如《光绪嘉应州志》所写：“士多读书，多舌耕，虽穷因至者，也不肯辍业。” 社会上也颇尊重读书人。尊师是客家人的一大美德，尤其在乡间，对教师尊敬倍至。那些不识字或少文化的农民，更把孩子的前程，寄希望于教师。因此，对教师，思想上十分尊敬、崇拜、生活上关心周到。有人说待老师犹如对灶君，“逢年过节必送礼，家有宴席必有请，杀鸡宰猪忘不了，新鲜菜蔬先敬尝”。 （来源：韦成 广东客商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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