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推荐】詹文杰 | 浅谈古希腊哲学对于我们的意义

 

作者简介

詹文杰，广东饶平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柏拉图）、西方哲学史；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当我得知这次会议主题是“古希腊哲学与当代中国——方法与意义”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我要不要参加，因为这显得要讨论的不是古希腊哲学内部的具体哲学问题，而是要讨论更大更宏观的文化问题。我对这个宏观问题本来没有太多话说。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专心做他的物理学研究，对于物理学对当代中国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他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不一定要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以证明他是个合格的物理学家。同样，一个古希腊哲学研究方面的学者，他可以很具体地研究某些哲学史问题：如何理解和评论古希腊时期的某些哲学家的哲学概念、哲学理论，如何评论他们的一些哲学原则，这些概念、理论和原则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后来人的思想观念，它们对于“我们”——尤其作为现代汉语言说者的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言说方式有什么启发和帮助，等等。但是，一旦把“古希腊哲学”整体当成一个思考的对象，这就是一个更高阶的思考主题了，它实际上是把“古希腊哲学”当作某种文化成果来考虑，这样的思考者可以算是“文化研究者”或者“文化学者”。我不怀疑可以有非常好的“文化研究者”，但是由于它的主题是高度抽象和非常宏大的，所以“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这样，关于这方面的谈论在我听起来常常只能是一些意见、信念、猜测，甚至一些愿望、态度和情绪的表达，而真正谈得上有根有据的学理性论证的，其实并不多。今天我也只能是提供自己的一点点意见和信念，所以只能是“漫谈”，供大家批判讨论罢了。

 

当我们谈论“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实际上跟谈论“德国哲学”、“法国哲学”在含义上不太一样。在古代，“哲学”的含义更广，它往往涵盖一切理智性探究、所有的理论性科学。philosophia这个词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都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现代，“哲学”只是各门分支学科中的一个分支。所以，谈论“古希腊哲学”就是谈论“西方古代学术”这样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谈论西方古代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加以注意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常常就是针对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等的问题展开讨论，但是研究古代西方哲学，除了涉及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等的问题的古代形态之外，还会接触到各门自然科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文德尔班在他的《古代哲学史》导论里说，关于古代哲学的历史探究首先是一种“关于普泛意义上的西方科学之起源的洞察”，而不是“关于普泛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之起源的洞察”。这就是说，西方古代“哲学”就是西方古代“学术”，它是整个“西方现代学术”的起源，而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的起源。“西方现代学术”包含的面是非常广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都包含在里面。

中国在现代转型的时候，把西方的整套学术体系都搬过来了，所以，从理论方法和基本原则来说——且不说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中国的现代学术根本上就是西方现代学术；自然科学就不必说了，社会科学也一样，甚至人文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也是如此。这样，如果中国现代学术从理论形态上说跟西方现代学术没有什么根本差异，而且西方古代学术是西方现代学术的“起源”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推出，西方古代学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做人文研究的，尤其做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研究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看，而且如果从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和主题来看，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各门自然科学的起源，更加属于西方古代学术，而不是中国古代学术，这基本上没有人会去否认，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关于自然世界的解释，也有自己的算术传统、医术传统和其他各门技艺传统。西方古代学术，是西方现代学术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共同起源，或者说，它就是“现代学术”的起源。仅仅从这一点上看，研究西方古代学术，哪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具有非常“本己的”而非仅仅“外在的”意义，这点就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大家都这么看问题，事情就很简单了。但是，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古希腊”是“西方”的源头，而不是“中国”的源头，我们中国另外有一个源头，它是“先秦”，是“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这样一下子就变得麻烦起来了。如果我们把“古希腊”当作我们“自己”的源头，好像就完全搞错了，好像认错了自己的爹娘，甚至有点“认贼作父”的感觉了，至少是“错把他乡作故乡”了。这个想法确实挺吓人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简单的对立是很有问题的，而且，这样简单地划分“本己的”和“异己的”也是很有问题的。

 

古希腊学术和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思想似乎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东西。我在这里无法进行精确地刻画，只能尝试笼统地描述。前者主要是学理性的探究，后者主要是教义性的论断；前者是偏向于“科学”性质的，体现为一些“知识”体系，后者偏向于“道德说教”，表达的主要是“价值观”、“人生观”。古希腊学术非常关心自然世界及其法则，也关心思想自身的原则，认知的心理机制和逻辑法则，而且发展到了“系统性理论”的层次和形态。先秦诸子百家很难说在自然哲学和认识论两方面发展出了体系性的理论；名家和墨家或许在后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毕竟没有留下太大的影响。先秦诸子总体上还是旨在表达各自的一套“人生哲学”，包括某些道德的和政治方面的方案。我们不否认古希腊学术也传达一些信仰和价值观方面的内容，但是它呈现的形态跟希伯来的经典《圣经》和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中表达出来的“道德教训”所呈现的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哪怕是“道德说教”和价值观方面的主张，在古希腊学术这里，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学派等等这里，也常常呈现为某种“学理性的”形态，它是一套理论和论证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些独断的信条、格言、劝导，也不单纯通过比喻、寓言和故事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用有些简单化的方式来说：古希腊学术是“科学”（在理论性、系统性知识的意义上说），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人生观”。古希腊学术从“科学”引申出了自己的一些“人生观”，但它毕竟不是典型的“宗教信仰”一类的东西；而儒家作为“人生观”也不免扩展到宇宙观、自然观方面的内容（譬如关于“理”、“气”之类的探讨），但终究没有发展出典型意义的“科学”。在后来的历史中，道家和佛教或许在很多方面补充了儒家思想比较欠缺的内容，尤其在宇宙观和思辨方法等方面，但是，这些思想形态最后的落脚点似乎都在处理“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希腊古典学术把关注点集中于自然界、人性和社会共同体本质上“是什么”和“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问题。或许，这种“纯理论探究”在“实践性”方面的不足逐渐为希腊人自己所不满，所以晚期希腊的伦理学转向比较明显，“人如何生活”的问题越来越重要，最终与基督教的“信仰”汇合成了全新的文化形态。

西方现代学术的兴起得益于对古代学术的复兴，在“信仰”之“内”或之“外”为“科学”争取越来越多的地盘。这或许是西方的“现代性”诸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与启蒙时期思想家常常对古希腊文化进行理想化解读是一致的。在百年前中国发生现代转型的时候（《新青年》是1915年9月15日创刊的，距今正好100年；辛亥革命是1911年），当时的革新派明确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两个口号，就是“科学”和“民主”。引入“科学”，实际上是引入西方现代学术体系。这就不可避免与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发生冲突。于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以至于完全让位于以“科学”为典型称呼的现代学术。这样，国人就把西方现代性中真正核心的一个因素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了。从此，似乎“科学”是“我们”的，“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是“古人”的了。

 

但是，如果“科学”是“纯理论的”，它如何解决实践性的问题呢，它怎么能解决“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呢？如果“科学”只是针对“物质界”的，它如何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呢？所以，张君劢就出来说，“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要限制科学和理性的领域，为人生观和信仰留下自己的位置，当然也可以为“儒家”保留自己的位置。如果“科学”只管“自然界”，而“人生”由“人生观”来指导，那么，儒释道乃至基督教之类只要说自己是“人生观”，便可不受“科学”的打扰，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是，当时的激进革新派并不想给任何“信仰”留下地盘，不仅仅是针对自然领域，甚至是道德和宗教的领域，甚至还可能包括审美的领域。他们已经把“科学”观念迅速发展为“科学主义”，以至于成为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绝对的新信仰了（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言里面明确表达了某个版本的“科学主义”，具体表现为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另一个作序者胡适也是挺科学派。他认为中国当时的科学精神还非常弱小，不该鼓吹“科学”破产论，他支持了吴稚晖的非常鲁莽大胆的唯物主义，自称自己的人生观是“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如果说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基本上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我们大概不会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儒家不会有太高的地位，基督教也会受到很强的抵制。简单说来，中国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植入了一种西方现代性中非常核心的因素，这就是“科学”，但是同时也植入了西方现代性中非常极端的因素，这就是“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如果仅仅作为文化中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与其他要素形成恰当的张力，那么它们或许不会有多大的危害，但是，如果它们占据绝对主导而没有任何制衡的观念，则容易产生种种的问题。其中的很多问题可能是张君劢和梁启超这些人预料到的。但是很遗憾，张君劢和梁启超这一派的立场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支持（我认为，哪怕这种立场不成为主导性的而只是强有力的“制衡因素”，后果也会好一些）。中国在20世纪太需要“科学”这一副猛药了，但是这副猛药似乎只有以“唯科学主义”作为药引子才行。猛药在某种程度上治疗了迷信和蒙昧这个顽固的病症，但是药引子却又让人上吐下泻差点要了人的命：唯科学主义自称能造就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可是实际上这种人生观走到极端就是梁启超说的“乐利主义、强权主义”和享乐主义，将道德律归结为“快乐最大化”原则，使人不敬天、不畏神，令礼义廉耻这些东西统统失去了神圣性的基础，人们完全生活在功利的算计之中。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实际上已经指出“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简单化的唯物主义一旦把“意志自由”取消，而单纯用机械的必然性来解释一切人类活动，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人类的情感、道德和审美之类的现象，不能完全通过还原论的方式从物质和机械因方面来解释，不能仅仅从科学的、物理的因果律去解释，而应该还有超越的精神性方面的解释。应该承认“科学”不是“万能的”。认为科学之外的思想形态就是“反科学的”，是“迷信”，这是不对的；因为有些思想形态是“非科学的”而未必“反科学”。道德问题，“人如何生活”的问题，终究不能仅仅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来解答。

如果说，在百年前的现代转型时期，中国传统思想是作为“非科学”而受到整体排斥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对“科学”的地盘有合理的限定，对“非科学”的价值有一个重新的评估，那么，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像儒家思想这样的道德教化体系或者说“人生哲学”，就有它正当的存在空间。实际上，一切科学之外的思想形态都有它合理的存在空间，正如虚构文学是非科学的，但有它的价值，同样，一些宗教信仰也是非科学的，但不能全然等同于迷信，也有它自身的价值。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儒家的价值主要在于“人生观”方面，而不在于“科学”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直接竞争对手是与之不同的其他“人生观”，譬如佛教、基督教，甚至包括“科学主义”（既然它是一种“人生观”），但不应该是“科学”。也就是说，儒家实际上更接近于“信仰体系”而不是“科学”。

这二三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热的出现，都是在唯科学主义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前些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本新书出版，题目叫做《中国文化的根与魂》，该书的大体意思是说，儒家早期的经典（“六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它所承载的价值观是传统文化的“魂”。但是，作者似乎没有说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魂，而是说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根和魂。实际上，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儒家思想”的根和魂。一种文化，像中国现代文化这样多元复合的文化，根可以有多分支的，不能简单设想一元的“根”。“魂”是什么就更不好说，这基本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是“情感”的问题，是“价值”的问题，不是“事实”的问题。有人会担心国人缺乏宗教信仰，要去为道德和价值观寻求根基，这样他可以去追溯这些根和魂，可以追溯儒家的，也可以去追溯道家的，佛教的，基督教的，等等。如果儒家最后是要追寻一套“信仰”的体系，一套“价值观”体系，那么它就非常接近“宗教”而不再是“学术”或“知识”，不再是“纯理性探究”了。但是，或许也恰恰是“知识”和纯理性探究太过于“价值中立”，从而难以给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才有各种宗教存在的空间。

然而，把“儒家的”和“中国的”以一种等价的方式捆绑在一起，这是儒家思想提倡者（有意或无意）使用的策略，可能多数时候是有意的，因为这样它可以获得民族主义的强有力支持。但是这里好像有一种很奇怪的逻辑：原始儒家好像并不支持“民族主义”这种观念，它实际上认为自己的信念体系是普适性的，可是现代有些儒家思想的提倡者非要去抱“民族主义”的大腿，以争取国人的更多同情心。但是把“儒家的”等同于“中国的”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儒家”仅仅是中国的“特殊文化”，而不具有“普世意义”。如果“中国的”就是“本己的”，与之相对的就是“异己的”；并且，如果“儒家的”就是“中国的”，那么，“非儒家的”就是“异己的”，那么，沿着这个思路就会得出很糟糕的结论。道家和道教且不说。佛教和基督教都会被当作“非本己的”。非但如此，以西方思想和学术为代表的所有现代传入的外来思想既然都是“非儒家的”，那么，它们都会被当作“非本己的”。这样就会陷入前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把“古希腊”当作我们“自己”的源头，会被指责为“错把他乡作故乡”；当然，把“古印度”、“古希伯来”当作我们“自己”的源头，都会是这个情况。民族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检讨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但是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认为越是本民族的就越是好的，应该无条件地追求民族文化的“绝对优先性”甚至“纯粹性”，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哪怕有这种倾向性也是糟糕的，对于知识人、知识阶层而言尤其是这样。在我们的多元文化构成物中现存的东西，都是我们“本己的”东西，不管它们曾经来自于什么地方、什么民族。只要它是好的，我们就坚持和发扬，是不好的，我们就反省和批判，不管它最开始的起源在哪里。对于外部文化，我们仍然要坚持开放的心态，该吸收还是吸收，该学习还是学习；我们当然应该有自己的批判性眼光，但这种眼光既不应该是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也不应该是那种简单的“西方中心主义”。

儒家主要是一种“人生观”，它是一套道德信念体系，包括一些政治理念和构想，它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人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有类似宗教的特征，或许可以归入最广义的宗教——如果我们看到它不仅是一套观念，而且有一套组织和教化系统，有自己的“信徒”的话。实际上许多儒家的提倡者自己也越来越意识到儒家作为“信仰”或“信念系统”的地位，而不是单纯的“学术”和“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作为西方古代学术的“古希腊哲学”既有“科学”的一面也有“人生观”的一面。作为“人生观”，实际上它本身不是铁板一块的：既有无神论也有有神论，既有快乐主义也有禁欲主义，既有个体主义的也有集体主义的，等等。作为“科学”的一面，它实际上也是非常庞杂的，其中各种各样的观点之间也有张力和争论，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进。它实际上是“多”而不是“一”。然而，不管怎样，古希腊学术是作为“科学”的源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对于这一点，“五四”以来的许多学者是非常清楚的，陈康和严群是清楚的，苗力田、汪子嵩和杨适这些人也是清楚的。（严群和杨适的观点参考文后附录的“读书笔记”）。但是，现在一些人好像突然一下子不清楚了。尤其是一些自称研究“古典西学”的人，他们的视野不在于“科学”，好像更多地在“文学”，背后是某种意识形态，某种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他们对西方的科学传统和理性主义好像有一种抗拒，有一点“后现代主义”的影子。我认为，如果把中国目前令人堪忧的道德状况归咎于启蒙理性、归咎于西方现代性本身，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精神空虚和道德恶化的状况很可能与极端版本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有关，从而与现代性的一个极端要素有关，但是不能据此全然否定现代性。我们不必像陈独秀和胡适那样把“科学”本身当作“人生观”和“信仰”，我们需要警惕和抵制“唯科学主义”这样一种“人生观”，但是我们肯定没有必要把“科学”本身视作洪水猛兽。当然，把科学仅仅理解为技术和工具理性，这种倾向也同样值得警惕。古代希腊哲学，应该被看作“科学”的源头；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科学主义”的源头，不过，如果我们要克服这种科学主义，也很有必要对古希腊哲学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为它很可能自身蕴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既了解科学的开端，也了解科学的限度。

 

对于今天有兴趣研究古希腊哲学，甚至把这个领域当作自己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的人而言，我认为留意一下对这个领域有过专门研究的老前辈们的看法，会是很有益处的。他们对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激烈动荡具有更切身的经历和感受。以下是我关于严群和杨适两位先生的观点的一些摘要。

 

严群先生的观点主要参见《古希腊学者与今世科学文明》（最初发表的出处和年代未知，重刊于《古希腊哲学探研及其他》，“严群文集”之三），以及《希腊思想——希腊的自然哲学与近代的自然科学》（重刊于《古希腊哲学探研及其他》）。

在前一篇文章里，严群首先谈到（p. 136），欧洲文化大的源头有三个，希腊的哲学、希伯来的宗教和罗马的法律。今日之科学，实际上是以希腊哲学作为它的胚胎。在科学、法治精神和宗教三者之中，“其最足以制天行、利人事，而邀富强之效者，厥惟科学，故科学乃今日文明之最大要素，其他则为所掩，莫能与之争矣。”“这是我国学者的共识，不用细说。但是，大家在考察科学兴起的来源的时候，都只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以为科学是从伽利略、开普勒和哥白尼这些人的天文学革命开始的，还有追溯到培根提倡归纳法、重视知识，探索了科学的门径和方法论问题；但是人们却不知道科学的开端起源要早得多！把科学说成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就好像是说，中国文化是从唐代的韩愈开始的，而不去追溯到孔墨老庄。要认识欧洲科学的起源，如果不从希腊哲学那里去寻求，是找不到的！”（这段引文的原文是文言文，白话是我转译的。）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严群还比较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和王阳明的思想取向。他们虽然都关注人事，关注伦理道德问题，可是一个追求客观准则，追求普遍概念，一个却向内追求“正心诚意”，自己设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客观标准”）；一个诉诸观察、分析、归纳、演绎的方法，也就是遵循理智的路径，另一个却是一种直觉主义的进路；一个追求“智慧”和“知识”，另一个却是把“涵养”当作目标。严群表示（pp. 139-140），朱熹当年有“即物穷理”的论述，跟苏格拉底的意思非常接近；但是很遗憾，朱熹虽然重视对于“外界”的认知，但其本人的毕生事业只是“注经解经”，没有“以自然界之事物为其求知之对象”，如果他能够把求知精神转到自然界方面，说不定中国的科学会“因朱氏而兴”。由此，严群感慨地说（p. 141），先知先觉的个别人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苏格拉底向外求知，后来欧洲文化就倾向于遵循理智探究的路径，而思想因此就发达，科学因此就昌明。“此愚所以谓其根本精神决定欧洲文化之趋向也”；但是我们国家的圣贤追求知识是向内的，“故其事止于正心诚意，理智莫从发达，而吾族之思想涸，科学无有”。严群说，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都有待于科学”。我们这个民族，如果要自立于大地上，现在一定要注重开拓理智，“舍开拓理智，无他术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希腊的、西方的传统，要遵循理智探究的路径，要遵循逻辑上的方法，要有科学精神，要探究客观事物之理。

苏格拉底只重视探究伦理道德之理，不重视自然万物之理，这个缺点，得到了他的弟子柏拉图的补救。严群注意到（p. 142），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译为“意典论”）对于“科学”之建立的重要性。理念与现象的区分，使得科学知识拥有其自身的对象领域。理念是恒常不变的，现象是变动不居的。科学知识就是要在“变动不居之现象中，求其普遍不易之原则”，也就是说，要超出个人感觉经验的范围，通过综合比较，把握事物之“不易之理”。“夫科学之事非他，稽考众事，立为公例（laws）而已；其权威所在，亦正缘其能操此公例以制殊境，测未来耳”，也就是说，科学探究的工作无非就是对一切事物进行考察，确立一些普遍法则，其权威性就在于，人们能够将这些普遍法则应用于各种特殊处境和状况，预测未来的事情。严群指出，科学家的工作就在于，在变易和流动的世界中寻求永恒不变的东西，在杂多纷乱的事物中发现统一性与秩序。

严群接下来又讲到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补充和发展。柏拉图只是注重普遍的理念，对于特殊事物不够重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就在于不仅仅重视普遍概念，而且认为要应用普遍原理对具体事物做出科学解释，于是从形而上学又转向形而下的领域，转向各门分支科学。这样，科学才真正兴盛起来。亚里士多德不满柏拉图“共理超殊事而独立之说”，而主张“共理寓于殊事之中”，而且这种“共理”是通过经验性考察而抽象得来的，不是柏拉图的那种超越和独立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对欧洲科学史的贡献，实在是很大的。

在另一篇文章《希腊思想——希腊的自然哲学与近代的自然科学》（重刊于《古希腊哲学探研及其他》，pp. 147-163）里面，严群也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对于近代科学的最初奠基性作用。当然，他也敏锐地注意到，“希腊的自然哲学所以不是近代的自然科学，除了时代不同之外，实质上的分别还在方法和工具上。希腊自然哲学所用的方法，外方面尽于观察而已，内方面尽于冥想而已。他们的观察很粗疏，他们的冥想很主观，原因在于：观察的工具不够，思想的方法欠周。近代自然科学，外方面，除了观察的工具较多较精以外，还加上实验；内方面，除了一班的归纳法以外，还有各种所特有的技术（technique）。”他对儒家未能开创出自然科学表示了遗憾。“如朱子‘即物而穷理’的态度，与自然科学的态度本无二致，然而它穷理的对象是人事，是先圣先贤的微言大义，所以他的学问不是自然科学。又如乾嘉诸老考据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很近，然而他们考据的对象是书本上的典章制度的问题，所以其结果也不是自然科学。”

 

杨适先生的观点主要参见《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前言，第1-14页），他主要提出下面四点。

首先，唯有希腊哲学才是科学的母亲。“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里，希腊哲学原是一种特别的智慧形态。”中国古代的伦理智慧，希伯来传统和印度传统中的那些崇高信仰也是另一类高级智慧。“所有这些智慧都有无可否认的伟大意义，但是从科学技术——它是影响近当代人类历史最重大和显著的要素——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唯有希腊哲学才是科学的母亲。”“西方一直有科学的传统，在近代和现代科学发展上一路领先，实在是同源于希腊哲学的求真精神及其精益求精的逻辑理性思维方式，完全不能分开。因为没有求真就不可能有科学，但是‘真’本身并不是任何科学的对象，唯有一种智慧才研究它，那就是希腊人特别地创造出来的那种对于智慧的追求。”“它（哲学）锻炼出了一种永远不懈地求真精神和方法：研究分析一切事物，打破砂锅问到底地找出它的真正依据……；依据事物的真相……审查、讨论、分辨、判断各种意见（命题）的理由……的真假。这样希腊人就创造出了一整套锐利无比和确切严密的批判方法。科学研究的能力，进而，科学上最可贵的原创能力，就是由此构成。”

其次，希腊哲学的求真精神与“求善”的精神是统一的。“把求善和求真如此密切联系起来的反思和研究，只有在源于希腊哲学类型的智慧中才能见到。”（p. 7）

第三，学习希腊哲学对我们从全体上认识西方文化有本质的意义。

第四，古代的智慧类型尤其永恒价值，而不是已经死去的东西，“在这类属于本原和根本智慧的问题上，同物质技术产品总是越新越好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些原创了智慧的古人，由于受到的历史灰尘污染较少，他们对宇宙和人的真、善、美、神圣的感觉领悟和思考，容易接近本真。”杨适强调，希腊哲学是一种“原创智慧”，跟中国智慧、希伯来和印度的古老智慧一样，都是原创智慧。“处于新的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中国，需要新思维新智慧。总是抱着中国老传统的一维性文化精神状态，如今必须让位于由包含多维要素综合而成又仍保持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希腊哲学既然是诸原创智慧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那么，研究它的意义也就更加显得重要了。事实上，也唯有这样的高度、眼光和研究方法，才真正符合它原来应有的身份和价值。” 

（该文发表于2015年8月在华侨大学举办的“第八届古希腊哲学论坛”。）

【知止推荐】本读书会秉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自觉，将本读书会同仁以为精彩之学术文章、演讲文字（主动发掘或外界推荐）经由推文的形式与本读书会同仁，及对学术、求知向有兴趣之人士共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愿与天下有识者共勉。

◆   知止中外经典读书会：知止中外经典读书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学者为骨干，以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比较为视野，意在大师寥落、传统不彰之际，选定中外宗教、哲学、思想、历史类等名著若干部，展开精读和严肃探讨，挣脱时间、空间之阈限，融通本土文化之思想精华，吸纳普世文化之精神极粹，以为中华文化、思想之再造探索可资进取之途径；并以此激发学术、思想之开放性、互补性与活力。读书会分为三个部分：

 ◆  日常研读活动：每周二下午13:30－16:00在中国社科院社科书店举办。 每部经典研读周期以2年为限，若特别繁难者，则可视具体情况延长；中外经典交叉阅读，一中一外，如此递进。

 ◆   读书学术沙龙：每月最后一个周末举办，邀请与在读经典相关之知名专家学者莅临演讲，并寻求与相映的会所、酒吧、美术馆、画廊、咖啡厅、茶楼、宗教场所等社会或公共空间进行合作，在增益自我认知视野之同时，亦不忘与社会各界共享思想之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