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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典阅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但是话题再“热”，也改变不了经典已经越来越受冷落这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热”与“冷”的背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在大众文化时代，读者如何与文学经典更好地对话？这种对话的实质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再次谈论经典的重要意义。 对话经典：人生价值的选择 文 | 刘勇 来源 | 《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5期 在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读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出来的。推而广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读不读《红楼梦》，读不读鲁迅，都是可以从脸上看出来的。这实际上传达出一个意思：文学经典的重要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没有鲁迅、英国没有狄更斯、法国没有雨果、俄罗斯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是怎样的情景。 ...... 虽然经典的价值不是在热捧中诞生，也不会因为不受热捧而丧失自身价值，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下这个信息化社会中，经典不能再作为束之高阁供人仰望、膜拜的神龛，它必然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与读者产生碰撞与对话的，否则经典便无法留存，经典的意义也就无从说起。 经典在对话中生成 文学经典的生命力是在不断的对话中构建出来的。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人们有时会猜想：倘若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遵从他的遗嘱烧掉了卡夫卡的书稿，那么人类历史上将损失怎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后世将永远无法津津乐道于卡夫卡的作品，更遑论成为经典；倘若上帝再吝啬一些，不赐予梵高生命中最后的六年时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向日葵》，人类的色彩也将因此暗淡许多。经典是需要存在于他人心中的，一个人播撒的种子，总是希望在荒芜的大地上发芽。梵高在他的一幅《盛开的桃花》中，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梵高是多么渴望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人们的了解，能活在人们的生活中。中国古代诗人曹丕在他著名的《典论·论文》中就提出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自己的个体生命能够随着艺术作品在历史长河的传承中得到延续，这既是文学的价值，也是人生的价值。透过经典，我们可以神交古人，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我们常常谈论卡夫卡、梵高的小说和绘画，仿佛他们并未离去，甚至如在眼前，我们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同亲临其境，对他们的情绪无不感同身受。任何一个作家在提笔创作之时都不能说自己将要创作出一部经典之作，经典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在同各个时代读者的对话中激发出来。 经典是作者与自身的对话 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可见经典是在作者与自身的对话中诞生的。任何一部能够被称为经典的作品都不只是文笔好、语言美，也不只是故事情节如何曲折、叙事如何精巧，最重要的是它是作者用心灵塑造出来的，是一位作家全部智慧的集中体现，反映的是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和生命的感触。拿张爱玲来说，《传奇》就是她一笔一画精心勾勒出的生命图案。她文字世界里生命的欢愉、命运的徘徊辗转，体现的都是独属于张爱玲的苍凉。张爱玲写爱情悲剧，悲剧的根源不是来自外在的苦难与冲突，而是来源于张爱玲对普遍的人、整个人生的看法；张爱玲写女性，最根本写的就是女性之困。张爱玲在很多根本问题上充满了困惑，她冷漠锐利的眼光背后隐藏的是悲哀。我们只有读懂张爱玲的细腻与浪漫、理性与困惑，才有可能读懂曹七巧，才有可能读懂白流苏。萧红也同样如此，《呼兰河传》《生死场》《小城三月》是萧红一生血泪坎坷的凝结。萧红终其一生追求爱而不得爱，苦难和漂泊、痛苦与孤独，是属于萧红所独有的。只有读懂了萧红的一生，我们才读得懂她笔下的东北，才能理解什么是寒冷，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无家可归，什么是颠沛流离。沈从文《边城》里的湘西世界，与其说是写了人性的美好，不如说是写了人性的悲哀。沈从文自己也承认《边城》是个悲剧，他说：“将我的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最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而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得到了排泄和弥补。”e不懂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痛苦的挣扎与对爱情的憧憬，又怎么可能懂得这个不幸的故事呢？《传奇》之于张爱玲，《呼兰河传》之于萧红，《边城》之于沈从文，几乎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作者对人生的态度和生命的看法。 经典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 另外，经典作品不仅是作家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的传达，读者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与作者碰撞的过程。读者对经典作品的选择和阅读实际上也体现了读者自身的价值理念，或者我们可以说，每一部经典作品的生成，经典意义的实现，都是作者和读者关于人生态度的交流，关于价值理念的对话，从而达成某种共鸣。并且只有形成这种双向的心灵碰撞，经典作品的生命力才能被真正地释放出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什么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人，能够轻易地喜欢《红楼梦》，能轻易地懂得曹雪芹的笔底透着血。 读者与作家的对话过程中，契合者有之，二者出现偏差甚至完全相抵牾也是常见之事，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让读者与经典作品都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呢？并不是这样的。2013年的《新闻晚报》曾经刊登了《被拉下神坛的“经典名著”》这样一篇文章，其中介绍了国外一些批评家对“名著”的批评：阅读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就好像你最难以忍受的长辈前来造访，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没完没了地回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雨果的《悲惨世界》“呆板无趣，离题万里，多愁善感，情节离奇，充满说教和闹剧”；《老人与海》以及《麦田里的守望者》“从任何理性的批评观点来看，这是两部最糟糕的小说”；《哈姆雷特》太沉闷，“真想把这些老套的情节扔进沟里，让人物都住嘴”……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是经典不怕批评，不怕争议，不怕有人不喜欢，因为一部真正称得上经典的著作，从来都是一部分人喜欢得不得了，而另一部分人却痛恨得要命，这才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如果哪一天对于一部经典的讨论再也掀不起任何波澜，那一定是无人再阅读这部经典的可怕时刻。 作者简介：刘勇，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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