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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联倾全力出版王世襄明式家具专著真相 2014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田家青著《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2015年底，我才获得这本书，最近才有时间拜读。田家青是王世襄先生的唯一入室弟子，为了纪念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周年写成此书，以富有师徒深情的语言详细地介绍了王世襄先生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和日常生活，读来回味无穷。惟对当年香港三联书店发现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著作并设法介绍到世界各地的过程则只字不提，反而以“无奈的合约”为题，对当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之间的合约表示不满。因此，我不得不将当年香港三联出版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著作的过程如实缕述，展示真相，以正视听。  牛津大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版《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王世襄两部明式家具专著的出版过程 《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是已故文物学者王世襄先生众多的文物著作中最负盛名的两部专著。这两部著作由香港三联书店先后于1985年和1989年出版中文版，畅销港澳台及海外各地。其中《珍赏》还曾出版北京文物版和台湾版。随后两书又先后译成英文，并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珍赏》授权英、美、法、德等国出版社而先后出版英、法、德等外文版，《研究》则出版了英文版。这两部巨著，展示出明式家具的典雅优美，吸引了万千爱好者，因而掀起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热潮，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文物收藏家的重要藏品，而且进入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驰名的拍卖行，香港也出现叶承耀、刘柱柏等著名收藏家。各地还出现田家青（北京）、马未都（北京）、伍嘉恩（香港）等研究学者，我不了解海外情况，深信也应会涌现不少研究者。王世襄先生的绝学后继有人，也可无憾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担任香港中资出版机构三联书店的总经理。随着内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港澳台以至海外各地，尤其是知识分子普遍对中国大陆投以关注的目光，于是掀起一股”中国热”，香港出版事业的黄金时期到来了! 其时，内陆的书刋对外出口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尚未正常化，但香港三联则早已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充分的供应。我们逐渐认识到，光靠销售内陆出版物，已不能满足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华人和外国人士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状的需要。今后应以繁体字多出版各类图书。除中文版图书外，还应适当出版一些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图书，设法进入国际市场以满足外国人士和部分华人的需要。于是立即扩大编辑部。但稿源还得靠内陆出版机构支持以补香港稿源之不足。其时中资出版机构已组成以蓝真先生为首的“三联、中华、商务香港总管理处”，他也十分重视加强香港的出版工作，并组成组稿团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他亲自率领下到北京组稿，我作为三联书店的代表参加。首先访问文物出版社。该社的社长王仿子先生不但是1939年就参加生活书店工作的老三联，且1946-1948年间曾在香港生活书店工作过，是我们的老前辈。王社长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就毫不犹豫地嘱咐工作人员拿出该社的选题计划让我们挑选。这份选题计划真是琳琅满目，既有十分专业的（例如发掘报告之类图书），也有十分普及的（例如书法碑帖），但是我只看中王世襄先生关于明式家具的专著《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期——明至清前期》，认为这个选题既具学术水平，不但可出中文版，而且具备出版外文版发行到世界各地去的条件。为何我对这个选题感兴趣呢？这与我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曾经在上海和北京从事过一段时期的外文图书的进口工作有关，早已知道上世纪40年代北京一家法国人魏智（Vetch）开设的Editions Henry Vetch，曾经出版过一本由德国旅华学者、当年在北京辅仁大学任教的艾克教授（Gustav Ecke，1896-1971）用英文编写的中国家具图书——《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我在香港还获悉魏智后来从北京移居香港，获聘主持香港大学出版社，不久《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英文版也由该社出版了香港版，营销港澳和海外各地。说明洋人早就有收藏家具的传统和习惯，现在连中国家具也进入他们的视野了。 我即向王社长反映这部著作是否可以考虑由文物和香港三联合作出版。王社长是十分支持香港三联的，他就立即邀请王世襄先生到出版社与我会面。在我初步翻看了这部著作的书稿和与他详谈之后，发觉这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研究明式家具的学术专著，通过交谈更增加了对王世襄先生的了解。原来他出身世家，抗战时已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抗战后期又到抗战后方，由我国著名建筑学者梁思成安排担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直至抗战结束。其间既在李庄从事野外调查工作，又研读《营造法式》《清代工匠则例》等古籍，对他后来从事髹漆和明式家具研究有很大帮助。抗战结束后，他又为国家追讨抗日战争时期被劫文物做了许多工作。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文物专家，解放后竟然人为地尘封三十余年！但这部专著以文字为主，插图的摄影质量也差，如原样出版，效果肯定不好。因我对这个选题和作者都有信心，也懂得香港和海外读者对这类图书的编印要求，于是大胆提出新的出版计划：建议先请王世襄先生编一本以图为主的大型画册，可先出中文版，再争取出英、法、德等外文版，打响第一炮后，再出版这部学术专著不迟。这个计划得到文物出版社和王世襄先生的认同，于是作为两个出版社的合作项目逐步落实，双方还签订了合约。这两部画册分别以《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命名，这是后来担任这两部大型画册的编辑黄天兄提议，并得到文物出版社和王世襄先生赞同的。  中国的老知识分子太值得尊敬了。为了出版《明式家具珍赏》打响第一炮，所有的照片都要按照国际标准的要求重拍。王世襄先生不顾已近古稀之龄，决心带队重拍。他搬出自己的藏品，又前往故宫和陈梦家等居处挑选各式典型的家具，供文物出版社专业摄影师拍摄。硬木家具是十分沉重的，他亲力亲为，参与维修甚至扛抬工作。其疲累可想而知。当时内陆还十分缺乏专业用的摄影用品，所以菲林和摄影用布景纸等都由三联供应。三联还经常派遣设计人员前往北京参与摄影工作，使拍摄成品的构图和分色等符合国际大型画册的制版要求。总之，三联为了这部书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设计力量。这部《明式家具珍赏》大型画册的书稿耗时一年多终于在王世襄先生、北京文物和香港三联三方的通力合作之下宣告完成。 当时香港三联的编辑出版部门刚成立不久，尚欠缺能够编辑面向国际的大型画册的人选。正好相识多年的黄天兄刚从日本学成归来，我知道他的学养和工作经验都足以主持这类画册的编辑工作。因为他早年曾在澳门当过记者，爱好阅读中国文史读物，并精于书法。1977年至1984年间，他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日本东京留学，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他留校在图书馆自修研习中日关系史年余，每周又常到神田书店街淘书，是东京古书会馆的常客，因而对各类图书的内容、风格都有深入的认识和心得。同时他又参与二玄社《中国篆刻丛刊》（四十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二玄社是世界著名的书画美术出版社，黄天兄参与其间，使他也学习到先进的出版工作。我早就欢迎他参加书店工作，这也是他的志愿。当他1984年学成回来，我立即正式向他提出邀请。我们又为他以输入人才的形式申请来港工作。1985年接获批准后，他就立即来港加入香港三联，主持这部画册的编辑工作。果然，在他的主持下，在尹文、马健全、黎锦荣等编辑设计人员的配合下，只用了7个月时间就完成全部编辑设计工作。期间，他认真地研读书稿，有不明或存疑之处，他必认真地以书函或电话向王世襄先生请教或商榷。有属于出版方面的问题，也必逐一提出，分别与有关人员研究，两部画册的书名就是他认真思考后提出的，都得到北京文物和王世襄先生的认可。由于黄天兄是这样认真地处理这两部明式家具画册的出版工作，他不但熟读两部画册的文字稿，而且无数次直接与王世襄先生书面请教，还曾利用因公北上的机会，直入王世襄先生芳嘉园旧宅，在满贮明式家具的居室中请教和探讨，甚至能提出王世襄先生也未考虑到的问题。由黄天兄来编辑王世襄先生的著作可谓珠联璧合。黄天兄完成这两部大作的编辑工作之后，他亦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式家具专家吧！ 第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明式家具珍赏》大型画册1985年9月终于在香港出版。我们邀请王世襄先生亲自来香港主持设有小型明式家具展览的新书发布会。展品是向香港当地的藏家罗桂祥、梁鉴添两位先生和伍嘉恩、袁曙华两位女士商借的。这次新书发布会轰动了整个香港文物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王世襄先生成为新闻焦点人物，各文物艺术团体纷纷邀请他演讲座谈，在一次有不少西人参加的聚会，王世襄先生以流畅纯正的英语发言，令与会者大为惊讶。此外，黄天兄为该书的发行，还建议出版红木盒编号特藏本200册，并请王世襄先生逐一签名其上，又在苏州订制一批红木家具小摆设，作为预订读者的礼品，结果被预订一空。这部当年售价450元的大型画册竟成为畅销书。同年秋天连同已经由专家译成的英文稿带到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很快就达成美、法、德等三种外文版的协议，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而中文版除香港三联版和北京文物版外，还出版了台湾版。  王世襄与明式家具 由于《明式家具珍赏》一炮而红，王世襄先生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明式家具研究》，读者都翘首以待。因为《珍赏》赚了钱，三联可以为这部专著的出版投入更多的资金，而王世襄先生在国际学术地位的奠定和《珍赏》的畅销，又保证了这部专著的市场。《研究》近三十万言，插图三百多张，图版四百余帧。黄天兄从内容和读者阅读方便来考虑，决定提高专著的出版规格，编辑成文字卷和图版卷，精装加护盒，并发动整个美术设计组投入细致精准的装帧设计工作。其时又加入了陆智昌，和之前的黎锦荣、马健全等一同构思设计，《明式家具研究》终于在1989年7月在香港首发面世。《明式家具研究》先后出版中、英两种文版，但这已是后话了。因为我已年届六十，1986年6月30日就退休了。后来的工作都是在黄天兄带领下完成的，我在这里惟有表示感激之情。本来我还有一个心愿，把王世襄先生过去研究过和玩过的其他学问也陆续出版成书。以明式家具图书赚到的钱，贴补其他可能要亏本的书，但我已退下岗位，无法实现这个宏愿。但王世襄先生在两部明式家具画册出版之后，早已是闻名中外的大学者，许多出版社都争着为他出书，他的绝学都已先后载诸文字传世了！ 王世襄两部明式家具专著版权问题的症结 中港合作出版优势互补
前文已经提到：光靠供应内陆出版物已不能满足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华人和外国人士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状的的需要。今后应以繁体字多出版一些图书。除中文版图书外，还应适当出版一些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图书，设法进入国际市场以满足外国人士和部分华人的需要。但是香港稿源严重不足，香港出版社直接向内陆作者和文化学术单位组稿也是困难重重，于是想出与内陆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办法，由内陆出版社提供稿源，香港承担编辑设计的加工和印刷。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社陆续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不少适合港澳台和海外读者阅读的书稿。其时，港澳台及海外正流行出版大型画册，我们先后与内陆中国建筑、文物、天津美术等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敦煌艺术》《中国古建筑》《苏州园林》《西藏布达拉宫》《中国园林艺术》《天上黄河》《藏传佛教艺术》等等，都很畅销，而且大型画册也适宜与外国出版社合作出版英语等外文版。凡是已经出版内陆版的书，一般我们都采取支付版税的方式，凡是尚未出版的书，则采取由内陆出版社供应已经编辑的稿件，再由香港三联按照国际规格加工成书，在香港印刷后，以版税、稿酬或提供印刷用菲林或印张若干册（大型画册类一般都采取提供香港印刷的内页印张，一般都均达1-2千册）的方式代替版税，然后在内陆装订成画册销售。至于内陆编著者，因组稿者是内陆出版社，所以均由内陆出版社与编著者结算稿酬或版税。这个办法实施多年，达到了中港合作，优势互补的作用。两地出版者和内陆编著者普遍接受，认为对各方都有好处。
为何出现版权争议，如何解决
至于我们与北京文物谈明式家具两书的合作出版事，王世襄先生也有出席参加，他当时十分兴奋，对如何合作出版他也毫无异议，也许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只满足于由一本书改成两本书，而且出版中港两地两个版本，更可以远销世界各地，他的多年研究明式家具的成果，终于可以吐气扬眉了！正如他后来亲笔书赠我的五言古诗条幅中的两句话:“从此言明式，不数碧眼胡”！直至《明式家具珍赏》于1985年9月出版，我们邀请他亲自莅港出席首发式，在港期间，也是兴高采烈，从未提起有关版税的事。 但是王世襄先生从香港回北京之后，眼见《珍赏》如此畅销，以为香港三联赚大钱，于是产生不满情绪。我们也逐渐发觉我们原来与内陆合作出版的方式对一般画册是可行的，但像王世襄先生那样畅销的画册，作者是吃亏了。其时，我已于1986年6月底退休，有关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两书的出版事务均由继任总经理董秀玉女士（从北京三联调来香港）和黄天兄承担。后来由香港三联和北京文物加签了“会谈纪要”，解决了争议。并得到北京文物的让步，改由香港三联与王世襄先生直接签订《明式家具研究》的协议。三联还在样书方面尽可能满足王世襄先生的需求。版权方面的争执总算得到妥善的化解。
结论：合作成果大于一切
经过以上陈述，可以得知王世襄先生两种明式家具专著的版权问题本来早已得到解决。王世襄先生纵有不满，也仅一时。因为他看到自己穷其一生的钻研，通过出版，成为“明式家具学”的创始者，获得全球文博界的赞誉，并荣获这份荣耀，这份喜悦，应不至于为区区版税放在心上。何况1986年补签了“会谈纪要”之后，王世襄先生便直接和香港三联签新合同，委托香港三联编辑出版他那毕生研究结晶的《明式家具研究》。这完全是对香港三联的信任。更进一步说，当早期香港三联和文物签订的合作出版协议约满后，王世襄先生又已谢世，他的哲嗣王敦煌先生对香港三联仍然十分信任，以承继人的身份，直接和香港三联签订新的出版许可协议。所以今天还谈甚么“无奈的合约”，是对事情没有全面的掌握和了解。将旧案的枝节拿来翻炒。既没有必要，也污蔑了当时香港三联一批热诚的编辑出版人员，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香港三联是十分不公道的。 两部明式家具大型画册从上世纪80年代约稿开始，迄今已逾35年。王世襄先生已经作古。我也年届九十，退休迄今30年，早已以书画自娱。因偶然翻阅田家青的那本书，竟不由自主地撰写这篇文章。我要在这里再次强调王世襄先生的两部明式家具专著如果不是由香港三联倾全力出版，其成果恐怕会大打折扣。当年除了上述支持拍摄外，我们光是分色制版费，已耗去14万港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家庭的半层楼价。执行编辑这两部巨著的黄天先生知之甚详。他沉默了二十多年，在王世襄先生辞世时才写出纪念文章《我为王世襄先生编经典》详述《珍赏》的编辑出版过程。很值得一读。去年底，他又为香港明式家具收藏家刘柱柏教授的藏品集撰写《绪言——明式家具从香港走向世界》，揭示香港三联书店是世界明式家具热潮的推手，读来令人信服！闻说黄天兄有意撰写一本有关他为王世襄先生编经典的著作。以黄天兄和王世襄先生非比寻常的交往，当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亟盼此书早日出版，有助我们更加了解王世襄先生与明式家具两本经典的诞生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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