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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春秋时期家臣“张公室”

 laoxuesheng 2016-05-20

  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家臣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张公室”即是春秋史上—个重要现象。下面从家臣“张公室”的背景、实质及春秋时人的看法三方面试做论述。

一、“张公室”的背景

春秋时期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思想文化,相对西周而言均在悄悄发生变化。王室衰微,争霸战争持续不断,君权下移,卿大夫崛起,都是其表现。到春秋中后期,此种趋势尤为显著,郑国的七穆、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是其例证。此为春秋时期家臣“张公室”的大背景。

鲁国的情势。家臣问题在宋、卫、鲁、晋、郑等国都曾出现过,只是严重程度不一。从文献记载来看,鲁国的家臣问题表现最为突出,“张公室”即其中之一。当时鲁国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家把持政权,三家同为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其中季氏实力又强于二家。三桓秉国政也经历了—个过程,《左传》文公十八年:“(襄)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鲁君从此丧失国政。紧接着东门氏与三桓争夺朝政,被三桓除去,自此政权集中于三家。后来经历了“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之后,三桓尤其是季氏的权力达到了顶点,乘着掌权之机,不断进行损公肥私的活动。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因不堪季氏欺凌和专政,起兵攻季氏,结果季氏得盂氏、叔孙氏相助,反把昭公逐出国都。在卿大夫篡权过程中,其家臣也参与其中。卿大夫的种种行为无疑是为了自身实力的扩张和壮大,与此同时也为自己政权的旁落埋下了隐患。此种做法为后来家臣夺取卿大夫政权乃至“执国命”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或许是卿大夫始料未及的。

1.卿大夫家族内部存在种种矛盾。随着卿大夫势力的不断发展,隐藏在其家族内部的不和谐因素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是卿大夫与其庶子之间的矛盾。《左传》定公八年:“季寤、公钮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其次是家主与家臣之间的矛盾。“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不论是南蒯还是阳虎,深得前任家主宠信,继任家主不礼于己,心中难免有失落之感,进而心生怨恨,产生非常举动。再次是家臣之间也不平静。《左传》定公五年,季平子死后,“阳虎将以玛瑶倒,仲梁怀弗与”,因此“阳虎欲逐之”。后来费宰子泄迎接季桓子时“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子泄怒,谓阳虎日:‘子行之乎?”’因阳虎和子泄都与仲梁怀有矛盾,使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仲梁怀。以上各种矛盾,为家臣叛主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性。

2.家臣实力的不断增长。家臣的利益与卿大夫的利益休戚相关,可以说是一兴俱兴,一损俱损。卿大夫实力增长的同时无疑也带动了家臣实力的增长。主导权在家主一方,受益者却是主臣双方。

二、“张公室”的实质

在上述背景下,“张公室”行动开始。以“张公室”为口号也有其原因。西周末春秋初,“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两个准则:卿大夫必须忠于诸侯;家臣必须忠于卿大夫。作为社会准则,它在一定时期内的确实行过,但时移势易,两个原则不久就被打破;因为卿大夫的行为成为其家臣的榜样。卿大夫实力不断增长同时,其家臣的实力也在悄悄发展。当家臣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已不甘心再做卿大夫之臣,进而想升为公臣。季氏家臣南蒯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以费为公臣”。当然他们也深知其行动不仅违反第二个原则,还违背了“家臣不知国”的原则。因此他们打起了“张公室”的旗号,掩饰叛主行为。只是南蒯的行动没有成功,阳虎却控制了季桓子,逐除异己,进而掌控了鲁国政权。得,到实权的阳虎“强使盂懿子往报夫人之币”,以取悦于晋国。这样一来不仅控制了季氏而且使孟氏也不得不按照阳虎的意愿行事。控制三桓不是阳虎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下一个目标是“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只是他这一目标未来得及实现就失败了,但他想得到的东西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权力和地位。

三、春秋时人的不同看法

在“张公室”的掩盖下,家臣以取得权力和地位的行动给当时社会造成了一定影响。春秋时人对这一行为的看法不尽相同。下面将国君和卿大夫、家臣、孔子及国人等的看法试做分析。

1、国君和卿大夫的看法。季氏家臣南蒯因“张公室”不成而逃往齐国。齐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齐国大夫韩皙的观点代表了卿大夫和国君。在他们眼中家臣始终应当忠心为家主做事,不得有其他任何想法。作为卿大夫来讲,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也绝对不容忍家臣叛主;背叛就意味着卿大夫的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于是,他们也不得不去平定叛乱,并采取措施制止此类事情的重演。就鲁国而言,鲁君和三桓的看法不一。“张公室”并非南蒯首创,至迟在鲁宜公十八年文献已有明确记载:“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只不过这种想法未能付诸实践。当时情形是三桓把持政权,鲁宣公徒有虚名,作为一国之君岂有甘愿受人掣肘,不想重新掌权之理?鲁君可能是想借助家臣之力夺回实权。

2、家臣的看法。传统的家臣认为自己应守本分,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正如叔孙氏的家臣司马鼠戾所言:“我,家臣也,不敢知国。”

3、孔子的态度。孔子主张实行周朝的礼仪制度,因而对于春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相当不满。阳虎曾劝孔子仕,但当时阳虎掌握政权;孔子因此在这期间并未仕于鲁国,也是对其不满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当“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欲往。”“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还有一次,“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肿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从这两次来看,孔子均想去,却终未成行。原因在于孔子内心相当矛盾。他既想借助家臣势力为其实现“复礼”的理想;但家臣叛主又不符合当时家臣必须服从卿大夫的社会准则,故止。

4、国人的看法。对于南蒯“张公室”的行为,其乡人曾这样讲:“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杨伯峻在解释“有人矣哉”时说:“人谓人才,……句言若如此,须大有为之人,而南蒯非其人也。”这样看来,南蒯作为家臣而“张公室”并非不可以,只是非南蒯能力所及。言外之意,只要大有为之人就可以君图而“张公室”。可见时人对“张公室”并不仅仅囿于传统观念,已有突破传统观念的迹象。鲁定公八年,季桓子欲林楚使之脱离阳虎之祸,林楚对曰:“阳虎为政,鲁国服焉”。鲁国月艮焉已能说明问题,即阳虎这种举动为国人所认同。这表明当时国人心中即使不主动解决三桓问题,也不反对阳虎的这种做法;或许对“张公室”采取的是—种默认态度。

可见,上至国君下至国人,不同之人对家臣叛主持有不同态度,这与他们各自所持立场和所抱目的不同有关。这种不同观念存在于春秋时期的现象,实际上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思想不断变化的情况。

综上所述,在公室衰微、卿大夫强大的春秋时期,家臣借机发展自身实力,利用各种矛盾,以“张公室”为旗帜,以攫取权力和地位为目的,开始了他们名不符实的“张公室”行动。春秋时人对此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真实地再现了春秋社会的政治思想面貌。

注释:

《左传》宣公十八年。

恶及视为襄公长妃齐女所生。

襄仲之族号东门氏。

《左传》襄公十一年。

《左传》昭公五年。

《左传》桓公二年。

《左传》定公六年。

《左传》昭公十四年。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史记·孔子世家》。

《左传》昭公十二年。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3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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